觀獵臺摩崖石刻。彭劍秋攝

梁厚能

靈溪，是酉水的一條支流，為進出永順老司城的主要通道。2009年以來，我通過七次田野考察，在沿岸發現十四處土司摩崖石刻。這些石刻對于研究永順土司政治、書法文化、社會生活、民族關系等有重要價值。

靈溪石刻遺韻映千年

靈溪蜿蜒于湘西群山間，沿岸的絕壁、古橋與崖洞上，隱藏著跨越數百年的摩崖石刻。

碧花潭左岸絕壁下有一深潭，鑿有棧道，現孔存棧毀，村民稱之“神仙打眼”。現存石刻三處，有兩處在棧道遺址下。左邊的為“正德年來，率諸士夫乘舟游樂之勤，因名剏碧花莊，思亝書”。楷書，顏體風格，古樸蒼勁。“亝”古同“齊”，思亝即思齊，土司彭世麒別號。在此上游約十米處絕壁刻楷書大字“碧花潭”，結體疏朗寬博，筆畫秀勁潤雅。也為彭世麒所題。

在距老司城約20公里的高立山西側崖壁，刻有“觀獵臺”三個楷書大字，字高80厘米，落款為“都宣慰使思齊捕獵游此記云”。相傳每年的寒冬臘月和正月間的初一至十五，土司便帶著家眷侍衛，騎馬坐轎到此觀獵取樂。土司屬下派人在此圍獵，若有捕獲，首先供土司美餐。土司認為此地是觀獵的好地方，欣然題刻。這三個碩大的顏體字，結體方正茂密，筆力雄強圓厚，氣勢莊嚴雄渾，雖經500年風霜雨雪侵蝕，仍清晰可辨，與山川融為一體。

距老司城約15公里處的吊井鄉境內有一自生橋。橫刻“石橋仙渡”四個顏體行楷大字，鏤邊刻。上款為豎刻“弘治十年重陽”，大字筆畫粗壯，在結體和行筆上作了藝術化的處理，“石”字口較小，而撇畫拖得很長，“橋”和“仙”兩字結體稍扁，“渡”字稍長，整幅字渾厚蒼勁而不失靈動。此石刻距今527年，為湘西地區最早的摩崖石刻。

在靈溪西岸謝甫碼頭，有一石刻：“正德三年，余與嫁酉司妹同游時水泛，故記。”柳體楷書，無落款。從書法風格分析，出自老土司彭世麒之手。

在老司城上游顆砂鄉境內的爽巖洞，洞口右壁現存“爽巖洞”陰刻楷書大字。落款為“正德十六年（1521年）思齊書”。“爽”作了變形處理，將最后兩筆“人”變成了四筆，化簡為繁，字形方正；“巖”化繁為簡，在三字中最長最窄；“峒”字又寫得既寬又扁，這一方一長一扁、一繁一簡，便產生了動感，產生了審美情趣。

漢風土韻背后的文明交融

當我們在靈溪河畔，凝望鐫刻于巖壁的顏柳風骨時，不禁會問：這些充滿漢文化韻味的摩崖石刻，為何會出現在湘西腹地？

永順彭氏土司，自五代后梁開平四年（910年）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歸流，歷經了28代、35任，延續了818年。

800多年里，為什么在彭瑊擔任溪州刺史500多年后，才出現摩崖石刻？這要從土司接受漢文化的歷史背景說起。

公元940年，溪州之戰，彭士愁兵敗，被迫與楚議和結盟，在會溪坪立銅柱。溪州銅柱的盟約，使土司在政治、法律、經濟、軍事上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其后建立的八百年土司王朝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宋元時期，土司對內統治又實行“蠻不出峒，漢不入境”政策，湘西地區處于與世隔絕狀態，影響了漢文化的輸入。

明廷為加強中央王朝統治，推行文化同化政策。洪武二年，朱元璋發布《命郡縣立學校詔》，令包括土司地區在內的郡縣建學校。此后，明朝的幾位皇帝都下詔書興縣學，并規定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

在此政策下，土司土官子弟紛紛被送往附近州縣求學。土司彭元錦還在老司城創立若云書院，請外地名師教授漢文化。書院的創立，給土家族上層人士及富家子弟提供了教育機會，培養了一批具有較高文化知識的人才。

土家族是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中央政權的強力推動下，使土司受到漢文化熏陶，他們學習書法和吟詩作對，也像漢族文人一樣，游山玩水，揮毫潑墨。至此，靈溪河畔在明代出現摩崖石刻，便不再是偶然，而是文明交融的必然產物。

巖壁上的文明密碼

拂去巖壁上的歷史塵埃，接下來，讓我們深入探尋靈溪土司石刻的多重價值。

靈溪石刻是永順歷代土司現存唯一的書法遺存，老司城遺址及土家族地區的考古中，均未發現土司的其他書法遺存。靈溪石刻填補了古代土家族書法的空白，也是湘西地區最早的本土書法家作品。在此之前，這一地區除發現零星印章、銅器銘文外，只有兩件（類）書法實物，一是里耶秦簡，二是溪州銅柱。里耶秦簡或為外地書佐所書，秦亡后，湘西地區再次進入文化沉寂。直至溪州銅柱出現之前的1200多年里，整個湘西地區竟沒有發現本地人書法遺存。溪州銅柱之后，湘西再次出現了近500年的文化斷層，靈溪石刻的出現，才把湘西的書法文化連接起來。

靈溪摩崖石刻為研究土司姻親關系提供了珍貴史料。其中，“余邀同世親冉西坡游此，得魚甚多。”及“余與嫁酉司妹同游時水泛故記。”兩處題刻，直接證實永順土司與酉陽土司的跨省聯姻。這與明廷“土官土舍婚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的禁令相悖，彰顯土司為鞏固勢力對朝廷規制的突破。

除揭示姻親網絡外，靈溪石刻還折射出土司與明廷間復雜的博弈。土司彭翼南題刻“嘉靖乙丑年夏，予□內閣大學士徐門下錦衣仝云川、呂松泉、庠士杜太行攜宗族等同游于此。美！”表明，內閣首輔徐階派遣錦衣衛巡察老司城。這既體現朝廷對土司的監管，也暗含對抗倭功臣彭翼南的重視。從彭翼南親自陪同并邀地方名士作陪的細節，可見土司與明廷間微妙的依存關系。

此外，靈溪石刻還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這批土司題刻，除“石橋仙渡”為行楷外，其余均為楷書，大多接近顏柳風格，從此可以看出土司們以師法唐楷為主。這些題刻大多為記事、記游和地名，而“石橋仙渡”“東江漁火”兩處題刻純粹是寫景，文辭優雅，有很強的文學性，反映出土司的文學修養。從題刻內容中，亦能窺見土司的性情與生活。題刻最多的彭世麒，兩處提到喝酒，而且是“酣趣”“醉歸”，盡顯豪爽灑脫。土司彭翼南雖只有一處題刻，但題刻最后的一個“美”字，展露其率真性情。石刻記錄了土司的生活場景，他們帶著家眷、親戚和朝廷的官員，游山、玩水、打獵、捕魚、飲酒、揮毫，多的時候竟“游者從者千余”。而土司收粟記石刻，則記載了□總、總管等三十五人的官職，其中南未佘、洗剌送等土家語姓名，為研究明代土司官制與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