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袁隆平在撰寫論文。資料圖

袁隆平的家書。通訊員攝

胡佳武羅毅華糜良玲

在《袁隆平全集》（湖南科技出版社2024年版）中，公開發(fā)表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科研、工作、生活書信計有45封，其中家信9封，是他寫給他妻子鄧則的，書信的時間跨度從1967年到1987年。這些家信是袁隆平對妻子述說的一些家中日常小事，反映出來的是袁隆平雜交水稻研究與發(fā)明中的側面。

一

9封信件落款的地點分別是：云南元江縣、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水稻研究所、中國農科院、北京機場候機室、長沙、海南三亞師部農場、廣州東方賓館，這時正處于雜交水稻研究艱難攻關與大力推廣的關鍵時期，可以想見袁隆平當時工作的緊張繁忙。

最早的一封信寫于1967年的云南元江縣，這是他最早的南繁育種之行，信中說道：“8月8日離開長沙，乘火車經柳州、貴陽于12日始抵昆明，17日乘汽車來往西南方向行兩日才達目的地——元江縣。長途跋涉，很感疲勞，尤其近來各地的交通運輸情況都是半癱瘓狀態(tài)，乘客擁擠之狀實難形容，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經過10多天艱難的長途跋涉，袁隆平也與大多數人一樣，發(fā)出了“出門時時難”的感嘆。

初來乍到，袁隆平以農業(yè)科技工作者特有的眼光，描述了這里的自然環(huán)境，“元江是云南最熱的地方，地勢特殊，四面皆高山，中間一個下凹的平壩，大約比安江的平地還略大一點，水稻可一年三熟，為典型的熱帶風光，除水稻、蔗田外，到處是香蕉、番木瓜、龍舌蘭及菠蘿等熱帶植物。”他信中寫道：“山野里的仙人掌長到1—2丈高，夜晚墻上的壁虎多得不可勝數，此地也是少數民族雜居之地，奇裝異服，很為別致。”他告訴妻子：“我現住元江縣良種場，離城3公里，縣農技站設在此處。”“我打算在這里育苗，插秧后便回湖南（約20天，即9月初），待抽穗時（約10月底）再來鑒定。”這一次元江育苗，就是雜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次南繁育種試驗。

在很多信中，袁隆平都會告訴自己的行程或安排，以免家人掛念。“我們一行五人定于明（26日）晨乘機經香港轉馬尼拉，大約下午5時可抵國際水稻所，這次出國的任務是開會，在菲停留10天左右，預計下月10日前回國。”（1985年5月25日）。“我已買好3月31日到廣州的飛機票，原擬回家一趟，但昨天接中心來電，四月上旬國際水稻所派人到長，要與我商談今年10月初在長沙舉行的雜交水稻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有關事宜。同時，林乎加（原農業(yè)部長，現顧問）要在四月初來長見我，因此，這次就擠不出時間回家了。看來，要推遲到五月上旬待我從意大利開會回國后，才有一段時間回家看看，然后，我們一同去重慶接奶奶。”“試驗任務雖然重而繁，但進展還順利，小林在此人事均好，他又測出了一個很有苗頭的新組合，準備回湖南制種。”（1986年3月29日）。“昨天陪外賓乘機到廣州，明日直飛馬尼拉，這次到國際水稻所是以訪問科學家的身份同他們進行雜交水稻的合作研究，時間是半年，但分兩期，每三個月我要回國一次，安排自己的試驗。因此，明年元月份可以回家過春節(jié)后再去。”（1986年10月6日）。這些是他匆忙的工作印跡。

鄧則安江農校畢業(yè)后，分配在黔陽縣的農技推廣站工作。她不僅是家庭生活里的賢內助，也是袁隆平科研上的好幫手，袁隆平在信中有時也會交給她一些工作。“交你的試驗種子，莫忘了播種，并請可靠的人管好。”“顏學明回校后，要他把我從國際水稻所帶來的新品系在6月15日前播種，本田安排在中古盤1號田。”

二

袁隆平常年在外南繁育種和參加科研協作，遠離家鄉(xiāng)與親人，在那個沒有手機與網絡的年代，與親人的情感交流，書信是唯一的橋梁。他在1967年8月19日的信中寫道：“一路上，我都在想念著你和小五一。不知小五一近來怎樣？頭上的皰是否痊愈了？會講話了沒有？請速來信告知。”在1986年3月9日的信中，他這樣寫道：“上月24日離家，今天是3月9號，屈指一數，離開你們才十三天，卻覺得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似的，這說明我對親人切切思念的心情，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恐怕是對你雙腿有時感到乏力的擔心。唐醫(yī)生所開之藥的效果怎樣，如果仍無好轉跡象的話，應及早去懷化診斷，并速信告我，以便來長沙醫(yī)治。”濃烈的擔憂，溢于言表。

袁隆平既有“愿天下人都有飽飯吃”的大愛，也有依戀小家的兒女情長。“奶奶、外婆的身體、精神近況好嗎？望你多多照顧，一家平安，才是最大的幸福。”（1981年3月24日）。“關于買洗衣機之電已收悉，不過別人都說，用一個難得的免稅指標買洗衣機是不合算的，但不管怎樣，這次回國時一定買一個雙缸洗衣機回家。向母親問安！”（1985年3月1日）。“在京給你買了兩條裙子一件汗衫（兩黑一深藍），這是我第一次買裙子，不知什么號碼適合你穿，只好買兩條供你選擇。這些東西我托人帶回長沙，待回國后再帶來安江。”“母親近來身體好否？甚念！請你對他老人家加倍照顧，讓春蒂專門服侍她好了。”（1985年5月25日）。“家中的老母和年幼的孩子們全靠你當家和照顧，我經常在想，有你這樣一位賢德的妻子，這的確是我和全家的幸福，希你多保重自己的身體，加強營養(yǎng)和加緊治病。”（1986年10月6日）。

“家書抵萬金”，袁隆平常年在外，他會盡量抽空寫信。“與去年12月中旬的一個早晨一樣，此刻我是在北京機場候機室給你寫平安信，我將在2小時后抵廣州時將此信投郵。”袁隆平的工作是緊張忙碌的，在機場候機的時間，他也會利用起來。

袁隆平患慢性腸胃炎，如何克服病痛的影響，也是他們信中談論的內容。“我來這里已半個月了，迄今尚未發(fā)現過腸胃病，身體和精神狀態(tài)均比上次好得多，原因在于我這次帶了一些對癥的好中成藥，若稍感不適，便服藥預防，收效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訴妻子：“楊梅罐頭已成為我的生活必需品，若稍有感染，我馬上便吃楊梅，效果特好。”

袁隆平對待三個兒子的教育缺憾較多，有時也會抽空盡量彌補。他在1985年5月25日的信中寫道：“寒假期間，我自由自在，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也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遺憾和內疚，即對五二、五三的學習抓得不緊，父不嚴，加上母又太慈，致使孩子學習不好，是我之過也。前幾天在北京新華書店見到《文科綜合輔導與訓練》一書，特給五二購一本，希望他認真地看看，同時你也要督促他做該書的習題。”袁隆平的三個兒子分別起名為定安、定江、定陽，老大袁定安是五一節(jié)出生的，小名為五一，老二老三則分別以五二、五三喚之，這樣非常簡便。

1987年夏天，老二袁定江即將參加高考，他專門寫信給家里交代：“五二在考試期間，一要加強營養(yǎng)，二要充分休息。友人建議，每天早晨可喝兩口人參湯（三至四克人參與精肉蒸，不放鹽，只喝湯，不吃肉和參），有利于醒腦提神（但切記不能過量，以免過度興奮而導致反效果）。要讓他安靜無慮的睡好午覺，即要有人在考試期犧牲三天午覺值班，保證及時喊醒五二。”信中他還叮囑道：“7月14日為全省統一填志愿的時期，選什么學校和專業(yè)，與錄取與否和能否進好學校關系甚大，需三思而行。原則是：若考得好，可適當選好一點的大學和專業(yè)；若平平，則要有自知之明，可選二、三流學校和非熱門專業(yè)。”對老三袁定陽的學習，他也特意交代：“五三也應較嚴格地監(jiān)督他學習，要他訂好暑期學習計劃和作息時間，并經常檢查和抽考。”信寫完并已落款，但他仍覺得強調不夠，在最后又專門寫上幾句：“‘業(yè)精于勤而荒于嬉’，以此古人之名言贈給三個小孩，希望他們牢記在心并身體力行。”（1987年6月30日）。

三

袁隆平對同事特別關心、關愛。在1981年3月24日的家信中，他給妻子鄧則交代的三件事，有兩件都是同事所托之事。

一件事是購買收錄機。“曹老師和王業(yè)甫都想買收錄機，此地四喇叭的價約270—280元一臺，加上打稅，估計要470—480元，但我只能帶一臺，他們誰愿意要，請來信告之。”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國內商品匱乏，日本產的家電產品既先進又價格便宜，大多數人出國回來時都要帶些日本家用電器。袁隆平出國訪問，身邊的朋友想帶國外產品的人不少，于是就有了信中所提到的購買家電產品之事。據鄧則介紹，這次代買的收錄機給了曹延科老師，此后不久代買的收錄機就給了王業(yè)甫老師，當年袁隆平給同事們從國外帶回了很多臺電視機、收錄機。

另一件就是同事的工作調動。“關于王業(yè)甫調工作一事，在長沙我去農業(yè)廳科教處談了一下，他們說科教處主要缺筆桿子，而且執(zhí)主筆的。看來，他調科教處不那么容易，需再做工作或另找單位。”王業(yè)甫是安江農校的作物學教師，其妻子在國防科技大學工作，兩地分居生活十分不便，在袁隆平的極力推薦和其個人的不斷努力之下，后終于如愿以償，調入省農業(yè)廳科教處工作。

往事如風，袁隆平院士家書中的故事雖已遠去，但其中表現出來的家風、情懷和精神依舊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