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豆腐池胡同15號的楊昌濟故居，青年毛澤東曾居住在此。劉岳攝

楊昌濟。（資料圖片）

岳麓書院半學齋。許二朋攝

向敬之

一

歲月不居，時光荏苒。十多年前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恰同學少年》，迄今仍不失傳承紅色基因、彰顯青春勵志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

其中一幕關于楊昌濟出場，讓人追憶猶有熱火燃燒。

在南宋大儒張栻父子留下的、也同岳麓書院一起分享過“朱張會講”佳話的城南書院舊址，新式學校湖南一師首批招生放榜，名單由后浪推前浪，待到前三名如何公布，老師們因為兩篇作文發生激烈的爭執。評卷總負責袁大胡子（袁吉六）看不上毛澤東豪放的新聞文風，認為蔡和森文章應列第一，而黎錦熙等老師均以毛文第一。

雙方僵執，據理力爭。一個是杏壇名宿，一個是新學少壯。校長孔昭綬左右為難，不敢貿然拍板。

藝術設計巧妙，此時，著名的板倉先生登場了。他來一師，準備退回孔昭綬的聘書。他的到來，讓孔昭綬看到了天平——請他做評判。對于楊昌濟，袁吉六禮敬有加，黎錦熙執師禮以待。

楊昌濟先看過蔡和森的文章，驚嘆水平之高，待看到毛澤東的文章，先是一陣海闊天空的談笑，說文章結構、論理嚴密、遣詞造句等稍微不及前篇，旋即話鋒陡轉，連連感嘆此文越讀越有一種壓不住的勃勃生氣，談小學教育的優劣，論戰爭之成敗、國家之興衰，縱橫馳騁間豪氣沖天，立意高遠而膽識過人，乃天縱奇才之征兆，當成非凡大器。

一語定先后。兩篇文章，也改變了楊昌濟辭任的初衷。

藝術創作，諸事羅列，大事不虛，小節不拘。從劇中看來，楊昌濟是第一次知道毛、蔡。事實上不然。蔡和森1913年來到長沙，直接考入省立一師，楊氏可能不知；而毛澤東則是1914年2月隨省立四師并入一師前，已在楊昌濟兼任修身、心理課程的四師讀了一年書。

不僅如此，毛澤東于1913年春以作文滿分考入省立四師，進入預科一班學習。校長陳潤霖稱贊“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做得出來！”毛澤東在四師時，曾記下了萬余言的“講堂錄”，其中主要有楊昌濟執教的修身課筆記。

四師課堂上的交集，以及毛澤東曾寫過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獲評全省優勝的卓越表現，特別愛才且平易近人的楊昌濟應該是熟悉的。他作為四師兼職老師，在二校合并時，被一師一同聘任。

二

早年楊昌濟拿到秀才（邑癢生）身份后，曾就讀于城南書院。甲午海戰，清廷慘敗，楊昌濟開始接觸經世致用之學和近代啟蒙思想教育，產生“非改革不足以圖存”的思想，自此放棄科舉。湖南維新運動興起，岳麓書院改革課程，增設新學科目，楊昌濟轉入岳麓書院，并積極參加變法活動。

此時獲聘由城南書院改名而來的湖南一師，楊昌濟也算是履職母校。他在一師，先是兼任修身、教育學兩科教員，后來只教修身課。同時，他是由岳麓書院改名的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教授，任教倫理學、心理學和教育學，極力維護湖南高師的地位。

民國肇建，教育部出臺《壬子學制》，改學堂為學校。湖南都督譚延闿成立籌備處，“擬就岳麓書院舊基創辦湖南大學”，但因“軍事倥傯，學款未集”，只好改名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撥定岳麓高等學校為高等師范學校校舍。

湖南高師以繼承岳麓朱張學統自任。《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志》明確該校溯源至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創建的岳麓書院。

千年書院，文脈遐昌。

俊彥輩出，嘉樹蒼蒼。

1913年，在海外學習考察十年歸國回到長沙的楊昌濟，立志辦好中國教育，他要“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同時積極推動籌建湖南大學事宜。

事與愿違。1917年，北洋政府又改學制，調整全國高等師范布局。教育部責令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停辦，并入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楊昌濟改變策略，旗幟鮮明地主張將高師改為大學。譚延闿在財力、人力兩難的情勢下，同意開辦省立湖南大學預科，計劃慢慢籌集經費，籌劃建校。于是省府公開行文省長公署令，成立第二屆湖南大學籌備處，設于岳麓書院內，聘楊昌濟任主任，孔昭綬、胡元倓、易培基任委員。

這也為毛澤東、蔡和森等寄居在岳麓書院半學齋內，實踐建設“岳麓新村”的構想，積極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提供了不少方便。懸于書院講堂上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也在此時深刻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革命人生方向。

創建湖南大學，一直是楊昌濟的強烈心愿。雖然此屆籌備處最終沒有實現籌建湖大的任務，但接管儲存了由岳麓書院改名而來的湖南高師全部的校址校產（含圖書、儀器、金石什物等），后來應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之請將大部分校舍借與該校辦學。這從教學傳承上而言，湖南工專進入岳麓書院辦學，將湖南高師與后來組建湖南大學的文脈道統連接在一起了。

三

湖南高師被停辦，楊昌濟在湖南一師兼課，同時于1917年9月接受了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湯松的聘任，擔任教務主任，同時教授國際商法和倫理學。

湖南商專課程引入倫理學，應該由楊昌濟發端，傳至今日之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倫理課程仍是本科生、研究生的一門必修課。

楊昌濟與學生見面會上，湯松在黑板上寫下八個大字：“學通中外，道冠古今?！?/p>

履職商專的楊昌濟，積極推動教學改革。他重視藝術教育，延聘古樂名家來校執教，把古樂引進教室，開設古琴一科作為正式功課記分。他本人精于此道，常為學生彈奏古曲，陶冶性情，激揚志氣。他在英國和德國考察西方教育制度時，就專門考察音樂教育，回國后以商專為試驗田，引入自己所吸收的各國音樂教育精髓，推行改良國樂與普及音樂教育試驗，形成具有強烈實驗主義色彩與道德倫理導向的審美藝術教育。這與當時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高度重視審美教育，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樂教融合西方藝術教育，在新學中大力推廣，是遙相呼應的。

學業要與修身并重。楊昌濟已然在百余年前積極倡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各方面不可偏廢。即便在培育商業管理人才和金融銀行家的商業專門學校，也在身體力行地引導學生全面發展。

這是一種現代教育，為當時湖南商專培育了一大批胸懷家國的優秀青年。不久，長沙城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暴政的驅張運動，產生了五四時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評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在湖南傳播的熱潮中，影響最大、傳播最迅速、持續時間最長的進步革命團體——長沙文化書社，其骨干力量中不少是深受過楊昌濟思想影響的商專學子，如彭璜、易禮容、李庠等。

1918年6月，他應蔡元培校長邀請，赴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前夕，專門寫了一篇《論湖南創設省立大學之必要》，再次強調岳麓的千年文脈和人杰地靈，及時創建湖南大學之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令人唏噓的是，1920年1月17日，不到49歲的楊昌濟病逝于北京德國醫院。蔡元培說，“北大以他為榮”，“惜本校失此良師”。毛澤東悲慟敬挽恩師：“憶夫子易幘三呼，努力努力齊努力；恨昊天不遺一老，無情無情太無情！”挽聯字詞不多，但哀痛至深，回顧了楊昌濟先生歷盡社會更替，卻一生致力于教育事業，一切只為培養優秀人才，矢志不移，赤情不渝，告誡學生要求知強國、不斷努力。他恨蒼天太無情，不該讓恩師過早離世。

楊昌濟在彌留之際，還專門致信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極力推薦毛、蔡：“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p>

此去六年，1926年2月，湖南工業專門學校、湖南商業專門學校與湖南法政專門學校，以及楊昌濟生前組建的籌備處所握岳麓書院一切產業，實現重組，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對于湖南大學正式定名，楊昌濟既是千年文脈承傳的持燈者，也是新式大學創辦的播火者！有學者著文稱楊昌濟為湖南大學藍圖設計第一人。因為他自海外歸來，帶來了從日本、英國、德國學到的先進教育制度理念，融合中西，提出創辦綜合大學的新思路，對千年學府湖南大學的定名面世，實有開創之首功。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說，楊昌濟是傳統書院走向現代大學的“連接千年學府的靈魂人物”。

楊昌濟把全部心力放在重振湖南教育上，以在海外學到的新式教育理念，來培育新公民，為新國家打下基礎。他在文章《教育與政治》寫道：“教育與政治有密接之關系，互相為因，互相為果。無善良之政治，則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無善良之教育，則不能有善良之政治?！?/p>

譚延闿想聘請他當省教育司司長。他說教務繁忙，抽不出時間。他把教導湖南青年擺在首位，每星期教修身等課程二十多個小時，而且以曾國藩作為“農家多出異才”的經典案例來激勵青年學子。

他在“致教育總長范源濂”的信中寫道：“振興國家，必須振興教育，振興教育，必須抓好高等教育；以預養師資，發達學術。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

他從身邊的學生教化入手，推進改造時代的實踐。

他的課堂上，是新文化的提倡和宣傳，是他大量閱讀、講授、譯介西方哲學、倫理學和教育學著作后的“輸入文明”，“為社會增一分精神之財產”。他“要將時代改造成為進步的時代，必須改造國民的思想，吾國變革雖甚激烈，但國民之根本思想，尚未有何等之變化，欲喚起國民之自覺，不得不待于哲學之昌明”。

他冀圖教育改革的思想，一度深刻影響了青年毛澤東最初選擇小學教育職業。他提出的“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曾是毛澤東等創辦新民學會的思想基礎，直至1921年1月元旦，18名新民學會成員在文化書社秘密集會，商討未來新方向時，大家決定要以實行布爾什維克式革命改變中國和世界為新的使命。

其命維新，尋路中國。這是楊昌濟奮斗一生的思想追求，也是他教育和影響的學生們為之奮斗的革命志業。

1936年6月至10月，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回憶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楊昌濟的一生，除了擔任過湖南大學籌備處主任和湖南商業專門學校教務主任兩個事務性職務外，就是深潛教職立德樹人，引導積貧積弱時代的中國青年“立志”“修身”和“知行合一”，以詩言志：“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

《恰同學少年》中有一幕師生問志的場景，楊昌濟坦言：“楊某平生，無為官之念，無發財之想，悄然遁世，不問炎涼。愿于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栽得參天之大木，為我百年積弱之中華，撐起一片自立自強的天空，則吾愿足矣?！?/p>

百年雖已往，往事猶可追。立德樹人，持燈播火，乃一代憂樂家國的大先生的真實寫照，也是激勵新時代弘揚教育家精神的現實教材。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是與800多年前朱熹留在岳麓書院講堂兩壁上的“忠孝廉節”的精神傳承與血脈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