淥江書院大門。常野攝

靖興寺。常野攝

“陽明樟”石刻。常野攝

簡介

淥江書院位于醴陵市西山山腰，占地面積約7000平方米，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宋明皆為學宮，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正式命名為淥江書院。書院分為三進，由頭門、講堂、內廳、齋舍組成。淥江書院是清代書院全面大發展時期的產物，為較為全面地考察清代縣級書院的發展演變提供了良好的范例。2013年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顏雨欣

淥水把醴陵分隔成了兩面，一面是現代商業的城區，另一面是青綠綿亙的西山，呈現出“西文東市”的格局。淥江書院便嵌在西山翠微處。

作為湖南省現存較完整的14個書院中，僅次于長沙岳麓書院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淥江書院如今被建設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成為醴陵城市文化的名片，向游客訴說著醴陵的千年文脈，它深厚的文化根脈與歷史源流也被不斷挖掘與書寫。

我不禁想探尋，這座書院，對醴陵來說意味著什么？

一

淥江書院掩映在葳蕤蔥郁的山林之中，石階、步道與亭臺沿山起伏。從馬路邊拾級而上，穿行其中，如同行走在西山的脈搏上。書院門前，洗心亭、洗心泉、鑒塘、日月亭等景觀散布，亭臺嵌在山水中，山水環在亭臺周圍，組成了淥江書院主體建筑前靈秀的園林。穿過園林，從城市帶來的風塵與燥熱似乎都被蕩滌一凈，周身清朗。

書院景觀是書院文化的表意方式之一，是書院文化在物質實體上的外延。淥江書院在修繕中保留了書院建筑與山林水泉的相對關系，一呼一吸，一折一回，一俯一仰，一步一景，營造出書院靜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儒學意境。景觀中的楹聯蘊含著儒家價值取向，也彰顯著此處教化育人的責任。回折的空間布局調動起探幽尋古的意趣，循著景觀緩步向前，我的思緒溯流而上，回到淥江書院的原點。

這個原點是書院文化史上為人稱道的一次思想碰撞“朱張會講”，然而鮮有人提及，它的發端在醴陵。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來到湖南與時任岳麓書院主教的張栻會面。張栻從長沙前去相迎，二人于醴陵會面，在淥江書院前身的青云山縣學宮開壇講學，“朱張會講”由此肇始。隨后兩人共同前往岳麓書院，沸騰起書院學術文化的極盛。“朱張會講”為醴陵埋下了理學文教的種子，此后呂祖謙、朱熹的學生黎貴臣等名流先后來到醴陵講學，并創建東萊、昭文兩座書院，重教興學之風日盛。隨后的明清兩朝也相繼修建起一批地方書院，淥江書院便是其中一座，澆灌與扶植它的，是醴陵地方知縣與紳民。

作為縣級書院，淥江書院自誕生起便與醴陵地方緊密聯結。乾隆十六年（1751年），新任知縣管樂初上任，地方紳士何樸山便前來求見，請求知縣主持建立書院。管樂隨即與當地士紳商議，于青云山學宮故址建立淥江書院。

田產收入是書院常年的經濟來源，雖然淥江書院建成后，就以官辦書院的面目出現，但官府的撥給并不豐裕，只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時，由醴陵知縣將原義學田約23頃撥給新建的淥江書院。當地官民雖也陸續捐有學田，但書院的開支僅憑學田仍難以維系。于是管樂“設簿勸捐”，并撰《初建淥江書院并勸捐膏火引》，倡率紳民募資，一時出現了“紳士裒集，公會多貲”的盛況。此后，各個時期的知縣捐廉與紳民募集成為了重要的經費來源，與其他產業一起維系著淥江書院的弦歌不絕。

醴陵紳民參與進淥江書院的建立，也支撐起它的新生。清道光年間醴陵洪水為災，書院雖因地勢較高幸免，但多處建筑因常年風侵雨蝕，已搖搖欲墜。見此情景，暫居書院理政的知縣陳心炳便提出遷建書院至西山。本就不富余的書院難以面對遷建所需的龐大資金，于是發起了遷建捐資活動。在《淥江書院志》的記載中，此次遷建參與捐贈的人群中捐款數量最多，并占總捐款額七成的群體，是以個人名義捐資的醴陵鄉民們。在多方資助下，淥江書院得以遷入西山，延存至今。

醴陵人向來推崇文教，當地古讖云“洲過縣門前，醴陵出狀元”，他們便把淥江中的芳洲稱為“狀元洲”。由宋至清，醴陵曾先后建立起七所頗具規模的書院，成為湘東子弟求知究學的圣地。在科舉制打破門閥政治、加速階層流動的機遇下，醴陵人相信教育和人才能夠托舉起這個縣域的未來。于是他們將涵育人才、振興文教的愿景化為錢幣與田產，成為無數毛細血管般的細小支流源源不斷地注入淥江書院。

二

在醴陵的文教史中，可以尋見諸多鴻儒巨擘的影子。繼朱熹張栻“朱張會講”開壇講學之后，各地名家紛紛到醴陵講學，其中就有心學大儒王陽明。

淥江書院的靖興寺門前鋪滿了千年古樟投下的綠蔭。古樟旁，立著一塊寫有“陽明樟”的石刻。五百多年前，王陽明被貶貴州途經醴陵，在書院內的靖興寺講學。或許，當時官場失意的他也曾在這棵古樟下悵懷。三年后，王陽明東山再起，被召任江西廬陵縣令。他又一次途經醴陵，再次來到千年古樟下，留下哲理詩篇。

老樹千年惟鶴住，深潭百尺有龍蟠。

僧居卻在云深處，別作人間境界看。

如今這首詩被銘刻在石碑上，與他在此留下的心學思想一起，成為永恒。古樟千年仍蓊郁蓬勃，枝葉已蔓發舒展到了園林邊，王陽明的哲思也輻射到了比醴陵更遠的地方，到今天依然煥發著東方智慧的光輝。

淥江書院包容了官場失意的王陽明，也曾擁抱過另一位科場失意的名臣，他叫左宗棠。

道光十六年（1836年），24歲的左宗棠來到醴陵接任淥江書院山長，在此之前他渴望通過科舉考取功名，先后多次赴京會試，卻均不及第。科舉失意的他轉向經世致用，主持書院教學工作的同時鉆研輿地、兵法。

出任淥江書院山長后，左宗棠設計出獎優罰劣的制度，要求書院生徒每天記錄當天功課，晚上由他本人親自檢查。將疏怠荒學生徒的膏火錢扣除，獎勵給勤于治學的生徒，整頓內部風氣。他還將經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對教學內容的改革，刪減了經義注疏中空疏的說教，加入輿地、兵法與農經等實務課程，并時常帶領生徒走出書院，在山林中教學，革新淥江書院學風。

也是在淥江書院，左宗棠迎來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次際會。他擔任山長的這一年，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由江西檢閱軍伍后赴湖南安化回鄉省親，途經醴陵。當時的醴陵縣令為表歡迎與尊仰，請左宗棠撰寫了一副對聯掛在陶澍的臨時住所。

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上聯道出了道光皇帝曾多次召見陶澍，并親筆為他幼年讀書的“印心書屋”題詞，下聯借東晉陶淵明祖父陶侃掌督八州軍事的歷史，引出陶澍作為忠良之后，政績卓著，因而家鄉父老祈盼其榮歸故里。點出陶澍受皇帝欽賞又承祖上榮光，稱頌敬仰但不顯諂媚。寥寥26個字，就將陶澍及其祖先的過往與榮光囊括其中。

一見此聯，陶澍心中贊嘆不已，“即詢訪姓名，敦促延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至于達旦，競訂忘年之交。”派自己的輿馬接來左宗棠與其會面，兩人相談甚歡，結為知己。此時的陶澍是花甲之年的封疆大吏，而左宗棠只是初出茅廬的縣級書院山長，二人年齡地位相差懸殊，只憑學識與性情結下深交。

而后，陶澍更是主動提出讓女兒與左宗棠結親，并將自己年幼的兒子托付給他。左宗棠也得以在陶府閱讀陶澍的大量藏書，研究輿地、兵法，關心洋務。并在兩江總督府開始接觸軍國大事，發揮其軍事才干，一步步成為“中興四大名臣”之一。

左宗棠在淥江書院用一副對聯抓住了自己人生的機遇，也為淥江書院留下了一段忘年深交、重真才實學的佳話。

清咸豐十年（1860年），已然成為四品京卿的左宗棠率軍援助曾國藩祁門大營，道經醴陵，諸生相迎。官至陜甘總督后，他仍不忘淥江書院學生，曾專門通過信函招納諸生奔赴陜甘輔佐其政務。

當時，西北歷年戎馬倉皇，百姓尚且難以求食求生，更遑論求學。但在他的鼓勵與支持下，各地秩序一經恢復，文武官吏和士民也紛紛辦學，創設了多所邊疆書院。他時常與邊疆書院學生討論學問，并捐助膏火。

攜帶著自淥江書院而來的文教根脈，左宗棠將書院文化延展到了更廣袤的邊疆土地，為當地培養大量人才的同時也為治理西北創造了條件。

三

淥江書院的教育便是在王陽明、左宗棠這樣的名師的傾注中不斷賡續發展，為醴陵源源不斷地輸送地方人才。

淥江書院創建前，醴陵縣自清朝開科取士以來僅產生了8名舉人。而淥江書院白墻黛瓦的大門里卻走出了52名舉人與5名進士。近代廢科舉后，淥江書院也不斷自我革新，建立新式學堂。近代時，淥江書院脫離傳統的儒學教育體系，引入新學，走向與世界相接的現代教育，培育出大批近代地方人才。

如今，書院大門與新式學堂的白墻紅磚相接處留存著一條突兀的隔痕，這是建筑的分隔，也是兩個時代的分野。以此為界，向后是修身育人的理想，向前是開眼看世界的求索。

近代的書院學子依然與國家的興衰共振，他們紛紛投入了關乎民族危亡的事業中。如今淥江書院門前的馬路以書院培養出的近代軍事家左權的名字命名，這位與左宗棠同姓的年輕人從淥江書院走出，投筆從戎，一路南下，奔赴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廣東，并最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將領。

淥江書院培養出的無數地方人才將自我投擲進醴陵的地方公共事業，或參與進宏大歷史齒輪的推動中。與左權一樣的書院學子中，有宋飏裘、寧調元等爭取民族獨立自由與解放的革命者；有袁家普、王復、陽紹城等實業興邦的實業家；也有楊和筠、傅熊湘、劉謙等依然希望通過教化啟蒙民眾的教育家。

一方面，當地紳民與政府配合，共同維護書院的生存與發展。另一方面，淥江書院培養當地人才，不斷豐富著醴陵的文化底色，反哺著當地社會。

醴陵這座城市便是這樣與淥江書院形成了良性的共生互動，這樣的互動還在運轉著。

如今淥江書院已經不再具有培育地方人才的功能。但這一重要的功能并沒有消失，而是在淥水的另一邊得以延續。

青云山如今被嵌入了城區中心，周圍衍生出了各式各樣的現代商業生態。曾經青云山上淥江書院所在處也變為了醴陵一中，繼續發揮“文教圣地”的教育功能。醴陵一中從書院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繼續承擔著過去淥江書院的使命，為國家與社會培育地方人才。

對現在的醴陵人來說，淥江書院依然代表著醴陵的文化根脈。但也不僅于此，文物建筑在當代活化利用中轉換其功能，與時代訴求共振，持續煥發當代活力，與城市空間一體，與居民生活相融。今天的淥江書院作為大眾文育的公共空間存在，醴陵人帶著下一代走進書院，聆聽歷史的回聲，進行新的文化傳代。

它是醴陵文教文化的容器。進入這個容器，我們便能看到歷史長河中的文化與精神在其中如何碰撞、翻騰、流變、賡續，并最終銘刻人們心中，綿延至今，永不漫漶。

淥水流長，歷史的風塵湮沒了許多痕跡，但淥江書院依然靜坐在西山，訴說著醴陵這座荊楚古邑的千年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