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魚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1973年寧鄉縣黃材三畝地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澧縣新洲M1組玉佩吸引觀展者。本次展覽將持續至4月5日。辜鵬博 攝

獠牙神像玉牌飾

新石器時代肖家屋脊文化

(公元前2100—前1700年)

2018—2019年澧縣孫家崗遺址M149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折枝牡丹紋玉帶扣

明(公元1368—1644年)

長沙博物館藏

銀鑲瑪瑙蓋菊花瓣紋碧玉執壺

清(公元1644—1911年)

長沙市博物館藏

　　何枰憑

　　石之美者為玉。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國家，由于玉具有性質溫潤、質地堅硬、紋理縝密的天然特性，歷史上，人們將玉的特征人格化，并賦予儒家文化的道德標準，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被歷代仁人君子所推崇。而作為一種物質文化，玉器被廣泛地應用于祭祀、禮儀、喪葬、裝飾等領域。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為傳播9000年輝煌燦爛的玉文化史，展現中國玉文化的精神氣質，長沙博物館以“玉魂”為名，舉辦了我省首次“中國古代玉文化展”。

　　展覽以歷史時間為脈絡，通過410件(組)精品文物，將中國玉器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分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以及魏晉南北朝后至清代四大部分，講述了玉器所體現的內涵，以及中國玉器發展歷程中呈現出的神圣化、禮儀化、道德化和審美化等特點，展現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玉文化。

　　從石器分化到“以玉事神”

　　玉器的產生脫胎于石器制作，是人類在原始美感的導引下不斷探索的成果。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美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當時先民對石質的辨認已經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雖然還不能制造出真正的玉器，但毋庸置疑的是，長期的實踐使先民們積累了大量鑒定石或玉質的基本經驗，發明了磋磨、鉆孔等加工石器的新方法，之后在此基礎上逐漸孕育出璀璨奪目的玉文化。

　　根據考古學材料，我國最早的玉器出現在距今9000年、位于黑龍江省東北邊陲雙鴨山市饒河縣的小南山遺址，它們的發現成為東亞地區系統用玉最有力的證明。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在我國東部北自遼河流域，南到廣東石峽文化廣大的半月形沿海地區形成了中國玉器的第一個發展高峰，其中以距今5500～5000年的紅山文化和時代與之相近的良渚文化玉器最為發達，不論是紅山玉器的大氣簡約、栩栩如生，還是良渚玉器的精湛細密、深沉嚴謹，都代表了中國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

　　作為湖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古遺址，孫家崗遺址主體文化堆積的時代在距今3800—4200年間，屬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遺存。當時在中原大地上，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王朝正在孕育誕生，王氣南漸，使整個長江中游地區延續千余年的傳統文化面貌驟然改變，各類精美玉器的流行是這一改變最顯眼的標志。

　　孫家崗遺址出土的一件獠牙神像玉牌飾是本次展覽中最有特點的玉器。它的兩面紋飾完全相同，分別飾以頭戴高冠獠牙外露的神人陰陽紋。其人面造型，五官皆備，惟巨目獠牙，猙獰凌厲，令人望而生畏，塑造出先民心中“神祖”的形象。以獠牙來表現神性，是我國史前藝術造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先民認為在人面造型中添加獠牙，既能賦人以神性，同時也使人升格為神，凸顯部落首領的神秘與權威。

　　夏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考古學文化尚在探索之中，目前基本可以推定的夏代玉器僅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夏代玉器在中國玉器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一些象征性的武器和工具與商代極為相似。展覽中出土于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的玉戚和玉鉞脫胎于兵器，雖已不具備實用功能，但作為象征王權威嚴的儀仗用器，在當時受到統治階層的高度重視。作為夏代玉器的標準器，它們向觀眾做了極好的展示。

　　商代，伴隨青銅工具的普遍使用，玉器很快走上一個新的臺階，開料、琢磨、鉆孔、拋光等技術均已達到較高水平。至商代后期，中國玉器達到了自紅山、良渚文化以來的第二個高峰，玉器品種之多、工藝之精、質料之佳可謂獨樹一幟，對后代玉器制作具有深遠的影響。

　　大量的玉雕動物和人像，多數采用了正側面剪影的手法，突出玉雕對象的主要特征，運用準確的輪廓線，雕琢出生動的藝術形象來，這種手法與近代剪紙藝術的表現手法和風格相似。1973年寧鄉縣黃材三畝地出土的一件玉魚，通體呈弧形，周身陰刻勾云紋、弧線紋等，線條流暢，形態逼真，極具商代玉器“剪紙式藝術”的典型特征，簡潔而準確的造型充分反映了商代玉雕摹形與傳神的高度統一。

　　從“禮天地”到“復雕琢”

　　西周是中國玉器走向禮制化的時代，嚴格的宗法制度、禮制觀念、等級差距使玉器失去了商代晚期的生動活潑而略顯呆板。其雕琢技藝與商代一脈相承，在繼承商代雙線勾勒的同時，又孕育出新的發展趨向，開創了一面坡粗線或細陰線鏤刻的技法。

　　鸮，亦稱鴟鸮，是古時對貓頭鷹一類飛禽的總稱。因其習慣于黃昏或是夜間活動，民間又稱其為“夜貓子”。先民視其為具有辟邪作用的神鳥，認為人死后靈魂可以脫離肉體的束縛，跟隨鴟鸮的引領自由翱翔，獲得重生。此次展出了一件洛陽北窯出土的圓雕玉鸮，嘴尖下折呈鉤狀，兩角似與之呼應向下彎卷，尾部上翹，兩足蹲立，周身紋飾均以雙勾法琢治。整件器物圓潤敦實，栩栩如生，琢治技藝嫻熟精煉，是西周時期不可多得的圓雕玉作精品。

　　春秋戰國既是我國政治大分裂時期，也是文化藝術高速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的玉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樣，在中華大地得到蓬勃發展。此時的玉器不僅僅是上層統治階級專享的奢侈品，已開始表現出一定的普及傾向，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庶民百姓，無不以玉為貴、視玉為寶。就整體而言，春秋玉器在構圖、造型、動態變化等方面較之戰國玉器顯得平靜而呆板。

　　及至戰國，不論是造型布局，還是平面和邊角設計，都充滿了強烈的動感和勃勃的生機，這是戰國時代的精神所在，也是戰國人的思想、氣質、文化使然。此時玉器已與禮制有機地結合起來，謙謙君子無不以玉為典范，“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佩飾成為最流行的裝飾。并且伴隨著萬物有靈、鬼神思想的出現和蔓延，帶來喪葬習俗的盛行，除了生者能享用玉器，死后人們亦將玉器縫綴在織物上殮蓋墓主。在戰國玉器中以大幅度扭動身軀的龍鳳造型，以及張口挺胸的虎形玉佩最為優美而典型，表現了一種剛勁遒健、勇往直前的氣勢和力度?？梢哉f細致入微的雕工和充滿張力的造型相得益彰，令人嘆為觀止。

　　秦漢時期，尤其漢代玉器已經開始摒棄周代傳統禮制觀念的束縛，在沿襲戰國玉器傳統特色的基礎上，更多地吸收了楚文化玉器自由浪漫的特點，并融合漢代玉器雄渾豪放的風格，賦予更加豐富的內涵，走上自由奔放、蓬勃發展的道路，使兩漢時期成為中國玉器發展的第三個高峰。這一時期采用高浮雕和圓雕的作品明顯增多，鏤孔、拋光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不管是大刀闊斧、簡潔犀利的“漢八刀”，還是線如毫毛、細微勁健的“游絲描”，都成為當時主要的雕刻技法。根據漢玉之形制和用途，大致可以分為禮玉、裝飾玉、葬玉和陳設玉四大類，其中玉具劍是漢代玉器中極富特色的一類。

　　由于漢代人比較重視佩劍，故玉劍飾在漢代極為流行，劍飾上多施螭虎紋、獸面紋和鳳鳥紋等動物形紋飾，用以彰顯漢代貴族雍容高貴之儀。以玉為裝飾或鑲嵌的劍被稱為“玉具劍”，完整的玉具劍由劍首、劍格、劍璏、劍珌4個玉飾物組成。劍首是劍柄端所嵌的玉飾；劍格鑲嵌在劍柄和劍身相交處，有護手、阻隔之意；劍璏固定在劍鞘上，以供穿戴佩系；劍珌安裝在劍鞘尾端。此次展出的一套長沙市出土的玉劍飾，將多種刀法緊密結合，劍首陰刻云氣紋，劍璏、劍格和劍珌分別高浮雕螭龍紋，其構思奇巧，神韻盡至，甚是精美。它是湖南地區目前發現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玉具劍，是漢代貴族尊貴身份的象征。

　　生機勃勃，從貴族走向平民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常以玉、琥珀等制成各種串飾，瑞獸形象“呆萌”，驅邪避兇。但由于當時政治混亂、經濟蕭條，中國的玉器工藝走入低谷。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動蕩，民族之間的大融合，并伴隨著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的繁榮，加之西風東漸，中國玉器在經歷了三四百年的徘徊之后終于走出低谷，迎來大唐盛世。隋唐五代，佩玉多作花鳥瑞獸紋飾，一派生機勃勃，雍容華貴的氣象，并且極富意趣。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宋、遼、夏、金、元時期玉器日益走向世俗，這時的治玉手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宋代玉工，善以寫實花鳥魚蟲與山林景色為紋飾，玉圖畫形神兼備，惟妙惟肖。遼金元時期玉器民族特色鮮明，風格雄奇豪放，與宋玉相映成趣。由于歷史時空同一性，中原漢民族與北方具有相當文明程度的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輔相成，決定了玉器風格的某些一致性。

　　在那個歷史時期，“春水”“秋山”玉可謂流傳甚廣，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春水、秋山題材源自北方游牧民族四季漁獵活動的“捺缽制度”，最早出現于遼代，盛行于金元時期，它們表現了北方草原山林的自然風貌，記錄了飛禽走獸自由馳騁的真實場景，是契丹和女真族人生活的真實寫照，充滿了淳樸的山林野趣和濃郁的北國情調，是極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一件藏于長沙博物館的“宋鏤雕松下雙鹿圖玉飾件”，就是典型的以山林意境為主題的“秋山玉”作品。它以雙鹿為主題，以松柏為陪襯，畫面淳樸自然，意境清幽高雅，描繪出山林野外一派秋高氣爽的景象。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乾隆時期，隨著帝王的喜愛、文人的推崇、玉路的暢通、產銷市場的日益昌盛，玉器成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隨身佩戴、生活實用，無處不在的珍玩雅物。玉器制作在技法上將優秀傳統和繪畫、金銀加工等先進技法融會貫通，無論玉質之美、雕琢之精、品種之多、應用之廣都堪稱空前絕后，它集中華9000年玉文化之大成，代表了中國古代琢玉水平的最高成就，成為中國玉器發展的最高峰。

　　明清玉器，講究“圖必有意，意必吉祥”，這一點在佩玉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此次展出的一件明代折枝牡丹紋玉帶扣，左右兩片上各雕有一朵折枝牡丹花，大花大葉，疏密得體；加之玉質潔白，溫潤細膩，拋光好，工藝精，是明代玉作之精品。

　　在我國古代玉器中，玉器皿是藝術價值最高的一類玉器，由于對玉料要求高，琢制難度大，隋唐以前一直較為少見，宋元時期數量有所增加，及至明清時期，玉器皿才大量出現。由于乾隆皇帝的喜愛，大量中西文化融合的仿伊斯蘭風格玉器皿也在這個時期出現。

　　長沙博物館藏的一件精美的清代銀鑲瑪瑙碧玉執壺，是用整塊碧玉雕琢而成，通身雕琢二十四瓣菊花紋，花瓣刻畫均勻流暢，每瓣誤差不到0.1毫米。玉壺一側有流，其上以陰線刻畫海水云氣紋，另一側執手雕琢螭龍噴水的造型，極具動感與張力。壺蓋以白銀打造，上嵌紅色瑪瑙、碧玉圓環，紅珠碧玉與銀光熠熠的壺蓋相互映襯，光彩奪目，美不勝收。整件器物渾圓光滑，具有“撫處不留手”的潤澤感，玉壺內膛厚薄均勻，底部和足部等次要部位均雕琢得不留“死角”，可謂一絲不茍。這件執壺不同于傳統玉壺，它具有乾隆時期痕都斯坦玉器的制玉風格，它將乾隆時期“工精、玉潤、色艷、形美”的玉雕特征展現得淋漓盡致，是清代玉器皿中匠心獨運、不可多得的珍品。

　　玉器作為中華民族的國粹之一，經過9000年的繼承發展，從史前的古樸稚拙到秦漢的雄渾豪放，再發展到明清的玲瓏奇巧、博大精深，是不同時代、不同思想觀念下的產物，作為中國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瑰麗遺產，它與中華文明相伴，并將以其高度華美的姿態繼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大放異彩、書寫亮麗的篇章。

　　(作者為長沙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玉魂——中國古代玉文化展”執行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