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發掘，中國城市考古之發軔

——紀念中國考古百年暨長沙發掘70周年

 馬王堆漢墓T型帛畫。

　　郭偉民

　　1951，“考古天團”來長沙

　　1951年10月11日晚8時11分，從武漢開來的列車緩緩駛入小吳門外的長沙火車站。下來的乘客當中，有夏鼐、安志敏、王伯洪、陳公柔、鐘少林、宋伯胤、王文林七人，前五人來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后二人來自南京博物院。他們此行組隊來長沙，是為發掘長沙近郊的古墓。

　　10月中旬，是長沙一年中最好的時節。卻出了點小意外——車站出口竟沒有接站人員。幸虧宋伯胤此前曾來過長沙，并與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簡稱湖南省文管會)有些溝通。因此，就由他領著大家前往位于局關祠協和里七號的湖南省文管會。原來，中南區文化部發來的電報尚未送達，無人知曉工作隊當天抵長，當然住房亦還未安排。省文管會趕緊聯系湖南省政府交際處，終于安排在和記公寓住下，用完餐已到了晚上10點多。

　　這次在長沙即將開展的考古發掘，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考古隊在長江以南進行的首次正式考古發掘工作。長沙乃楚漢重鎮，周邊戰國漢墓甚多。當時長沙大興土木，建筑工程中發現很多墓葬，被毀被盜嚴重。

　　1951年1月，中南區文化部致湖南省政府函《嚴禁盜掘長沙古墓》云：“查長沙近郊，年來發現古墓多處，大都為戰國至漢之遺址，遺存極豐，并多珍貴。因之商販外人，趨之若鶩，勾結土霸地主從事大規模的盜掘。搜羅所得，不僅制作精美，且保存完好……我中央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保護各地文物古跡，對文化遺產之重視，遠逾前代。故今后長沙古墓、遺址不容再有破壞，遺存不容再有損失，自無待言。你府職責所在，對于中央人民政府政令，諒已嚴格執行。除對于古墓及附近一帶地區，暫時絕對禁止任何挖掘外，以待將來清理，并囑交通檢查機關加緊注意古物運出，調查出土古物之在商販手中者，及私人收藏者，以便收集。”

　　在此情況之下，湖南省政府加大文物保護力度，搶救性考古發掘提上重要議事日程。但湖南省文管會缺乏考古人員，于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決定由常務副所長夏鼐率隊來長沙配合工程發掘古墓葬。

　　為準備這次發掘，夏鼐數月前就開始查閱有關長沙歷史的書籍，包括陳運溶《湘城訪古錄》、光緒《善化縣志》、嘉慶《長沙縣志》、蔣玄怡《長沙出土器物圖譜》、金陵大學《長沙古器物展覽目錄》及柯強《耶魯長沙古物展覽目錄》、光緒《長沙縣志》，并做了札記。在前往長沙的火車上，還閱讀了商承祚的《長沙古物聞見記》。他所率領的隊員安志敏、王伯洪、陳公柔，以及12月6日抵達的石興邦、王仲殊，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著名的“五虎上將”。

　　這些成員，年前跟隨夏鼐參加了輝縣琉璃閣、固圍村的發掘及在河南進行的考古調查，熟練掌握田野考古技術方法。這是一支風華正茂的“考古天團”：隊長夏鼐41歲，安志敏27歲，王仲殊26歲，陳公柔32歲，石興邦28歲，宋伯胤30歲。經夏鼐親自培養、調教，日后都成為了中國考古界響當當的大師級人物。他們的到來，是長沙文物之幸，湖南考古之幸。

　　130天，發掘戰國—漢墓145座

　　工作隊首先與地方聯系，取得協助和支持，本地對口協作單位是湖南省文管會，于1950年10月成立，省文教廳長朱凡任主任，副主任為陳浴新，實際主持日常工作。

　　到達長沙的次日，即由湖南省文管會成員蔡季襄帶領，前往文管會拜會副主任陳浴新。陳為湖南安化藍田(現漣源市)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長期軍旅生涯，為長沙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作出重要貢獻，時任湖南軍政委員會顧問、湖南軍區高參、省政府委員，1950年10月被任命為省文管會副主任委員。

　　見面后，午餐由文管會在李合盛牛肉館招待。李合盛牛肉館從前能辦全牛席，34樣菜皆出于牛身上。為長沙軍政界人士經常光顧之地，郭沫若、田漢亦多次在李合盛牛肉館用餐。下午，工作隊搬入省立博物館籌備處，在興漢門外留芳嶺46號，乃洋式樓房，頗為寬敞。這就成了工作隊的駐地了。

　　此后數天做考古發掘前的準備工作，湖南方面派出了省博物館籌備處程鶴軒參與發掘，后有“土夫子”謝少初(謝丙)加入其中。

　　10月18日，考古發掘正式開工。發掘期間，省文管會每天都會派人參與考古發掘，名為參與，實際上也就只是看看而已。

　　首選發掘點為陳家大山，即今長沙九所賓館西側的省委接待辦陳家山宿舍一帶。當日即開始發掘三墓，后來又陸續新開了幾個發掘地點。

　　陳家大山，10月18日開始發掘，10月29日結束，共計發掘戰國—漢墓24座。

　　伍家嶺，10月26日開始發掘，1952年1月10日結束，共計發掘戰國—漢墓64座。該墓地發現了車船模型，夏鼐親自修復和復原車船結構。該墓前室還出土了“魚鲊一斛”的封泥匣。魚鲊，是用鹽和紅曲腌制的魚，該工藝至今還存留于湘西、湘南地區。

　　識字嶺(子彈庫)，10月29日開始發掘，1952年1月16日結束，共計發掘戰國—漢墓50座。《夏鼐日記》云：“木槨及木棺保存極佳，為抵長沙以來所初次遇到保存如此之佳者。”

　　徐家灣(楊家山、五里牌)，12月6日開始發掘，1952年2月22日結束。共計發掘戰國—漢墓7座。

　　發掘期間，還了解到湖南長沙以外其他地區——澧縣發現新石器遺存。《夏鼐日記》云：“今年3月間文管會赴澧縣調查文物，知其地有新石器出土，現藏文管會之有孔石斧及小石錛即澧縣出土。聞出土地點在離城10里之鐵坑，當地人修筑澧水河堤時所掘。”這是湖南新石器遺存的首次記載，而發現地是新石器文化遺存重鎮澧陽平原，意義深遠。

　　據《安志敏日記》記載，工地發掘到1952年2月22日才結束，因為這天安志敏還去踏查了馬王堆。

　　工作隊成員是1952年陸續離開的，1月12日，夏鼐離開長沙，1月24日王伯洪離開，2月20日，石興邦、王文林、陳公柔離開。2月28日安志敏、鐘少林離開長沙，長沙發掘工作正式結束。

　　奠定考古模式與范式

　　這次長沙發掘，拉開了湖南考古七十年的序幕。

　　長沙發掘團為湖南考古留下了火種，規范了發掘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組建考古工作團或考古隊成為后來考古發掘與管理的基本模式，隊長即為后來的領隊或項目負責人。在夏鼐執筆的《長沙近郊古墓發掘記略》里，署名是“考古研究所湖南調查發掘團”，在正式的發掘報告里，署名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工作隊”。

　　工作隊走后，湖南開始了自己的考古工作，1952年湖南省文管會組成“長沙市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隊”。同年，顧鐵符率領隊伍來長沙指導發掘。1953年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隊”。1958年，成立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1986年6月考古部從博物館分立，成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就是湖南考古機構的歷史沿革和大致演變過程。

　　長沙考古奠定了良好的考古工作模式和學術范式。

　　首先是堅守與責任。考古隊一切以工作為重，在住宿、請工等方面盡可能節約，工作期間盡量趕時間，雨天也上工。工作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工作日節假日，即使元旦、大年三十也都在工作。這開創了一種精神，成為中國田野考古的特點與作風。

　　其次是工作細致嚴謹，科學求實，為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嚴謹扎實的學風。比如對于車船模型的復原，對于棺槨的清理，對于墓地的編號等，方法先進，描述準確。對于墓葬棺槨結構的研究、墓葬形制分析、陶器與墓葬形制結合進行分期等，都是相當好的創建。

　　第三是形成一套墓葬發掘的理論技術與方法，并從方法論上予以概括。這是很好的學術范式。多年之后，石興邦執筆的《考古工作手冊》田野考古方法中涉及的墓葬發掘內容，顯然有長沙發掘積累的經驗總結與提煉。

　　第四是考古發掘成果及時公布，及時向公眾宣傳。在發掘期間舉行發掘成果展覽會，第一時間將成果向社會公布。擴大了考古的影響，宣傳了地方文化。這絕非多余，因為考古學的最終使命，直接指向考古發掘、保護與研究。

　　1951年的發掘還見證了長沙城市的歷史變遷。小吳門外的火車站已在城外，伍家嶺、沙河橋遍布磚廠，陳家大山、識字嶺、徐家灣、楊家山、五里牌都在郊外。《安志敏日記》中記載當時的長沙城，就是以現在還保留的那些叫“XX門”的地方為邊界的。東邊的瀏陽門、小吳門；北邊的興漢門、湘春門；南邊的黃道門，再加上西邊的四門(小西門、大西門、潮宗門、通泰門)，俗稱長沙老九門。城外就是郊區，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實際上，九門之內也有戰國、西漢墓葬和墓地，因為早年的城還要小。從這個意義上說，1951年的長沙發掘亦可視為中國城市考古之發軔。

　　70年湖南考古，填補大片歷史空白

　　從1951年到現在，70年的湖南考古，為中華文明探源和湖湘文化探源提供了切實的學術成果。湖南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不僅填補了秦漢以來湖南歷史的大片空白，更重建了先秦時期湖南歷史的基本框架；延伸了湖南歷史軸線，將湖湘文化源頭大大提前；證明古代湖南積極主動參與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在長達數十萬年的歷史長河中，湖南地區與周邊文化融合與互動，共同譜寫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篇章。

　　70年湖南考古成就斐然。

　　建立了湖南地區先秦史和史前史的基本框架。津市虎爪山發現距今50萬年前的舊石器，從虎爪山到十里崗，舊石器年代和文化序列的建立使得湖南成為南中國舊石器文化譜系最清楚的地區；玉蟾巖發現了中國最早的水稻，并復原出中國最早的完整陶器；高廟的白陶是中國最早的精神文化和史前藝術的杰出代表；城頭山發現中國最早的城址；孫家崗出土的玉器表明湖南廣泛參與了早期中國文明化的進程。

　　填補了秦漢以來湖南歷史的大片空白。炭河里古城的發現表明湖南在商周時期存在過方國，并締造了輝煌的青銅文明；東周時期系列楚城的發現實證，湖南從化外荒蠻之地進入國家序列；戰國秦漢簡牘的發現表明，湖南從楚國開始就建立了郡縣管轄；馬王堆漢墓及一系列漢代王侯陵墓的發掘，打開了湖南兩漢與上古文化關聯的基因密碼；走馬樓吳簡的發現，揭示六朝時期湖南的歷史圖景；隋唐至宋元明清湖南陶瓷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湘陰窯、岳州窯、長沙窯、衡州窯、衡陽窯、醴陵窯，六大窯址耀彩中華；老司城土司遺址，揭示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

　　揭示了湖南華夏化進程和湖湘文化起源與發展過程。首先，湖南史前考古證明，湖南地區史前文化參與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互動，為早期中國多元一體文明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水稻的馴化與栽培對于中國稻作農業文明的貢獻、城池的建立對于中國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貢獻、高廟白陶圖像對于中國藝術與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貢獻。其次，湖南歷史時期考古實證了湖南華夏化進程和湖湘文化發展進程。湖南青銅器吸收融合中原和本地特色，為中國青銅文明增添了湖南瑰寶。通過商周時期湖南地區的考古學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化外之地接受華夏文明的具體過程。考古還顯示，華夏文化的影響與中原民族南遷入湘，實際上從距今4000年前就已經出現，東周又以楚國為高峰，直到長沙國建立、三國混戰、衣冠南渡、安史之亂、靖康之變、元明時期江西填湖南等，都能找到譚其驤所說的湖南人之由來，蠻族血統與華夏血緣結合的考古學證據。湖南的華夏化和湖湘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融合與交流中達成的。

　　推動了考古成果的轉化與利用。主要方式是開展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十三五”期間，湖南的國家大遺址項目有11處，位列南方各省前列。考古遺址公園開放為文旅融合提供支撐，推動文旅融合、文物科技融合。在澧縣城頭山、長沙銅官窯、寧鄉炭河里等考古遺址公園開展考古研學游，展示考古科研成果，向社會公眾傳播文物考古知識，助推當地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

　　這些再一次印證了夏鼐先生給《湖南考古輯刊》的題詞：“湖楚文明數千年，長沙發掘著先鞭；馬王堆里多瑰寶，更出新篇后勝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