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慶富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學院院長

　　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發表講話，強調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們的初心是什么?上海石庫門、南湖紅船，誕生了中國共產黨，14年抗戰、歷史性決戰，才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無數的先烈鮮血染紅了我們的旗幟，我們不建設好他們所盼望向往、為之奮斗、為之犧牲的共和國，是絕對不行的。不能被輕歌曼舞所誤，不能‘隔江猶唱后庭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到過許多革命老區考察，看望老區人民，對傳承紅色基因、弘揚老區精神作出重要指示，對革命文化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要使革命文化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近來，一部很有影響的電視劇——《覺醒年代》播出。電視劇以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線索，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趙世炎等歷史人物為主人公，再現了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這段歷史，以及不少著名的文化人物。比如辜鴻銘，他絕不是冥頑不化的老頭，而是一位有膽量、有氣魄、有擔當的中國人。他13歲出國，先后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9種語言，被稱為中國第一語言天才，在西方也很受敬重，有“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電視劇中，蔡元培說他“不是文化守舊，而是文化自信”。

　　北大紅樓的第二閱覽室，是毛澤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澤東在這里擔任圖書管理員。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影響下逐漸建立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天安門發表了著名演說——《庶民的勝利》。他說：“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云發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李大釗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中預言，“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這些演講的現場觀眾里就有青年毛澤東，因此這一時期的毛澤東了解了十月革命，了解了馬克思主義，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

　　1949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時回憶道：“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還不錯，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他的指點和指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序言寫道：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深深地影響著未來整整一代中國共產主義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他們中最杰出的一個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這段關鍵的日子里，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年輕助手——毛澤東。

　　一、革命文化是開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紛然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毛澤東同志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

　　1921年發生了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召開，而后又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有13位，包括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等人。黨最早的兩位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則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出席這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在南湖紅船上，代表們繼續上海未能進行的議題，討論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莊嚴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出席一大的代表中，為共產主義獻身的有五位，如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鄧恩銘1931年在濟南英勇就義，年齡最長的代表何叔衡在紅軍長征時留在蘇區堅持斗爭而犧牲。

　　黨的十九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率領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來到一大會址、浙江嘉興南湖參觀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小小紅船承載千鈞，播下了中國革命的火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的跨世紀航程。”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的署名文章，完整概括出了“紅船精神”，尤其是“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

　　新中國成立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一大代表只有兩位，一位是湖南代表毛澤東，一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可以說，在一大代表中，既有用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改天換地的毛澤東，也有為真理獻身的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所以，革命文化首先就是一種開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二、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發生在武昌都府堤41號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問世。1927年，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回到當時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迅猛的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步行700多公里，實地考察了5個縣，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之后，他回到了武昌，在都府堤41號寫下了這篇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獻。在這篇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要進行政治宣傳，動員民眾，開啟民眾的心智。他還關注到農民的文化運動，如辦夜學等，從而認識到動員、發動農民的重要性，以及要先教育農民、喚醒民眾。

　　秋收起義失敗以后，毛澤東帶領剩余部隊到了三灣，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為了防止部隊到井岡山違反群眾紀律，在著名的“雷打石”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紀律”。

　　1927年至1930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我們開辟了一條革命的成功之路，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井岡山精神。“八角樓的燈光”，那是毛澤東辦公的地方。在那里，他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著作，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在古田的協成店，毛澤東則寫下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寫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后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所以他預言：(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同志用詩一般的語言煥發出了我們的紅軍、我們的黨的勝利信念與斗志昂揚的精神。所以說，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三、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魚水情深的文化

　　我們課本上就有瑞金沙洲壩的故事，講的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切為了人民。那時的沙洲壩因干旱缺水，流傳著“有女莫嫁沙洲壩，天旱無水洗頭帕”的民謠。那時的老百姓也很迷信，沒有人敢開鑿打井，怕把“龍脈”給破壞了。毛澤東來了以后，通過調研找了一個有水源的地方，和警衛員一起破土挖井。從此以后，老百姓喝上了甜井水，“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流傳開了。這就是為民辦實事，造福一方，體現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

　　沙洲壩住著一個叫楊榮顯的老人，他有8個兒子，先后把他們送去參加紅軍，上了戰場，最后都壯烈犧牲了，于是便有了電影《八子》的故事。當時的蘇區報紙還報道了楊榮顯老人為什么送8個兒子上戰場，因為共產黨給“我們”分了地，“我們”有了盼頭，所以要保護勝利的成果，老百姓都動員起來了。

　　瑞金的紅軍烈士紀念塔，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了褒揚先烈，永遠紀念在革命戰爭中光榮犧牲的紅軍指戰員而決定興建的。這座塔建于1934年，由錢壯飛設計，梁柏臺任工程指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長征以后，這座塔就被敵人拆毀了。后來，當地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把紅軍烈士紀念塔拆除下來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里隱藏起來，一直珍藏到全國解放。這就是老百姓對我們的黨與革命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毛澤東在《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寫道：“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習近平總書記說，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所以說，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魚水情深的文化。今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仍然要做到“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做到了一切為了人民。

　　四、革命文化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

　　長征是什么?在魏巍筆下，它是“地球上的紅飄帶”；在美國作家與記者的描述中，它是“前所未聞的故事、驚心動魄的史詩”。在《地球的紅飄帶》卷首語中，魏巍說道：“中國英雄們的長征，是中國人民的史詩，也是世界人類的史詩。這部史詩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用自己的腳步和鮮血鐫刻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它象一支鮮艷奪目的紅飄帶掛在這個星球上，給人類，給后世留下永遠的紀念。”

　　我們大家都知道“飛奪瀘定橋”，但是可能不一定知道，中央紅軍指揮機關為什么知道200里之外有瀘定橋?這就要說到毛澤東熟讀了很多書籍，特別是軍事地理書籍，其中就記載了瀘定橋的《讀史方輿紀要》。所以說，是毛澤東的淵博學識，是文化，挽救了黨。這段歷史，恰恰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

　　《地球的紅飄帶》連環畫的作者沈堯伊，連續五次重走長征路，找了很多人采訪、考證，為的就是畫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吸的煙。我們的藝術工作者就應該常懷這樣的精神，不斷創作出藝術的精品。

　　習近平總書記總結長征精神時說道：偉大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毛澤東同志在《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一文中寫道：“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這不就是精神的力量嗎?

　　紅軍從30萬銳減到3萬，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迎來的是浴火重生，因為什么?因為一種革命的精神，一種誰也戰勝不了的力量——革命文化的力量。經歷了通道轉兵、黎平會議、遵義會議，黨內逐步形成了領導核心。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又遭遇了與張國燾的斗爭。可以說，正是這些斗爭錘煉了黨，促使我們黨找到了、確立了核心，才有了最后的取得重大勝利、建設新中國。這些斗爭要比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激戰，更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與創新創造。

　　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犧牲。可以說，這條“紅飄帶”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無論是在斯諾的采訪中，還是在薄復禮的《神靈之手》中，在一個個外國人的眼中，“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紀律嚴明、愛護群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軍隊；紅軍的高級將領，則是充滿著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共產黨將軍”。

　　所以，通過長征看我們的革命文化，它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毛澤東同志評價長征：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

　　五、革命文化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文化

　　延安，是一座史詩般的城市，也是最值得銘記的，因為黨中央在此奮戰13年，也是在此我們黨實現了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偉大轉折。

　　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來到人民大會堂陜西廳，與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陜西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聽完代表的發言后，他激動地說：“我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培養了我，陜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賀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詩里所描繪的：我曾經幾回回夢里回延安。我期盼著在一個合適的時候，能去陜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區人民學習，向陜西的各級干部學習。”

　　《回延安》是賀敬之的代表作。他16歲到延安，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后來創作了歌劇《白毛女》，也是《南泥灣》的主創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準備召開之際，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的一些藝術家根據1940年流傳在晉察冀邊區一帶“白毛仙姑”的民間故事傳說，加工改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其主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1943年，陜甘寧邊區軍民大生產運動漸入高潮。延安軍民精心籌辦了慰問品，并帶上文藝節目，到南泥灣去慰勞第三五九旅全體官兵。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秧歌隊的秧歌舞《挑花籃》在南泥灣慰問演出中，極受第三五九旅全體官兵的歡迎。于是，歌曲《南泥灣》就這樣誕生了。

　　大生產運動的背景，是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并調集軍隊包圍陜甘寧邊區，實行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面對日益困難的經濟形勢，毛澤東在延安發動了大生產運動。所以，延安精神既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包括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我們也可以看到，從中共一大的開天辟地到井岡山的勇創新路，再到延安的創業精神，都是革命文化的一脈相承。

　　六、革命文化是立場鮮明、生動活潑的文化

　　要講文化，就必須要講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于在延安楊家嶺召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議由毛澤東和凱豐主持。出席者共100余人。毛澤東從開始到結束作了兩次講話，分別為引言和結論。

　　為什么要召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因為我們黨看到了那時存在的問題——美術系向西洋學習技術，畫構圖復雜、大場面的畫；戲劇系熱衷于演大戲和外國戲，演出《日出》《鐵甲列車》《帶槍的人》等大戲；文學系欣賞古典和外國文學作品，言必契訶夫，談必果戈理。老百姓諷刺說：戲劇系的裝瘋賣傻，音樂系的哭爹喊娘，美術系的不知畫啥，文學系寫得一滿害(解)不下(陜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5月16日，文藝座談會進入了第二次會議，全天都是熱烈的討論。長期率領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在鄉村巡回演出的劇團團長柯仲平說道：“這兩年，在演大戲的過程中，好些人把給老百姓看的小戲給忘了，我們民眾劇團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卻很喜歡。劇團離開村莊時，群眾都戀戀不舍地把我們送得好遠，還送了很多慰問品，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吃不完，裝滿了我們的衣袋、行囊和馬褡。”說到這兒，毛澤東打趣道：“你們吃了群眾慰勞的雞蛋，就要更好地為群眾服務，要拿出更好的節目來為群眾演出，不要驕傲自滿。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所以，對于當時的文藝工作者而言，怎么把抗戰、一致對外的理念變成老百姓津津樂道、一下就明白的東西，才是職責所在。實際上，毛澤東早在1937年就提出過“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的戰略指導，并指出“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對抗戰有利”。在文藝座談會上，他還講道：“對于他們(工農兵)，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都多次談到魯迅。毛澤東同志強調，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魯迅先生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由此可見，文化軟實力也得“硬”發展，我們不能輕視文藝，文藝工作者不可以做魯迅遺言中的空頭藝術家。

　　所以說，革命文化是一種立場鮮明、生動活潑的文化，既針鋒相對、語言辛辣，能夠讓我們的對手無話可說，但又生動活潑，能夠讓老百姓一下明白。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創作的基礎上，還要能夠回答得出為誰創作、為誰服務、歌頌誰、怎么歌頌的問題。放到今天來說，就是要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四史”。

　　七、革命文化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文化

　　重慶談判，是一場國共兩黨之間的文化之戰。一首《沁園春·雪》，用陳布雷的話說就是：“霧重慶”快要變成“雪重慶”了。這就是文化的影響。

　　1945年9月6日，毛澤東抵達重慶幾天后，便以舊作《沁園春·雪》贈柳亞子，不擬發表。《新華日報》發表了柳亞子的和詞后，《西方夜譚》將《沁園春•雪》公開發表出來并評為氣魄極大之作，重慶各界為之震驚。毛澤東在重慶期間，還和包括孫俍工、于右任、尹瘦石在內的一系列文化人士會面，大大提升了我們黨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國民黨也沒有閑著。國民黨組織文人發表文章，對《沁園春·雪》進行“圍攻”。1943年，蔣介石授意、陶希圣執筆的《中國之命運》出版，其內容誣蔑共產黨妨礙國家統一。對此，毛澤東親自執筆在《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予以駁斥。19歲的曹火星看到了這篇社論，心潮澎湃，于是便創作出了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聽到女兒李訥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提出應該在“中國”前加上一個“新”字，于是就有了后來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西柏坡，可以說是我們黨的最后一個農村根據地。西柏坡精神的內涵，就是兩個“敢于”、兩個“善于”、兩個“堅持”、兩個“務必”。“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善于破壞舊世界、善于建立新世界”“堅持依靠群眾，堅持團結統一”“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可以說是我們黨的首創精神的體現，而諸如沕沕水發電廠建成等事例也印證了西柏坡精神。離開西柏坡前，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那段關于“進京趕考”的對話，被歷史銘記。

　　1949年3月25日，黨中央來到了頤和園。當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益壽堂宴請包括柳亞子、黃炎培、沈鈞儒在內的民主人士。說到黃炎培，就不得不提“茅臺詩”的故事。在重慶，沈鈞儒的兒子沈叔羊畫了一幅畫，上面有一個茅臺酒瓶和兩個酒杯，請黃炎培題字。黃炎培想起紅軍長征時有在茅臺池子里洗腳的傳說，就寫下了“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的詩。董必武看到畫與詩后，買下來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將其掛到中共中央會客室，黃炎培訪問延安時看到后很是激動。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重視文藝界動向。工作人員參觀沈叔羊的畫展后向周恩來匯報：一是國統區已經知道紅軍長征，二是畫作上的黃炎培題詩。周恩來說，這幅畫與兩位重要民主人士有關，于是立即指示工作人員，帶錢去買下這幅畫，送往延安。后來，國民黨中統負責人徐恩曾回憶這幅畫的故事，說：“周恩來搞統戰，猶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細數吾黨同仁，難有與其相匹敵者也!”由此可見，我們的革命文化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文化，所謂肝膽相照，就是爭取各方的支持。

　　八、革命文化是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文化

　　毛澤東進入北京以后就入住了雙清別墅，從3月25日進駐到8月23日離開。這期間發生了幾件很知名的事件，如：毛澤東在六角紅亭看報紙，報紙上寫著“南京解放”，這一場景被徐肖冰拍攝下來。這之后，毛澤東就發表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這首著名詩篇，尤其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句最為體現革命文化的精髓。此外，毛澤東還在這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有兩篇與美國有關——《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和《別了，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抨擊了美國的“白皮書”和美國政府扶持支持中國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政策。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寫道：“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他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寫道：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由此可見，革命文化是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文化。

　　總而言之，革命文化是什么?是開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是同甘共苦、魚水情深的文化；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文化；是立場鮮明、生動活潑的文化；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文化；是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文化。

　　從革命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成功?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總結：一是醒獅效應，即喚醒民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二是頭雁效應，即號召群眾、帶領群眾；三是“孺子牛”效應，即中國共產黨人要甘心為民服務，做人民的“孺子牛”。再用一句話進行總結，那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要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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