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述裕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創新工程首席專家、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給各位講授的題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歷程和啟示》，主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基本特點、形成過程以及如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進行梳理。

　　具體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文化制度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構歷程；第三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的特點和啟示。

　　一、文化制度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制度的職能是規范人的精神活動

　　“制度”的基本功能由“制”和“度”兩部分構成。“制”是規范，規定應該做什么、如何做及不能做什么；“度”是標準，是制定不能做什么以及應該做什么的依據和規則。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是生產關系中規范性內容的凝聚；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是決定人的相互關系的契約。由此可見，規范人的行為是制度的本質特征。

　　人類活動包括物質活動和心靈活動兩方面，與之相應，國家制度也包括規范人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兩大部分。文化制度主要規范人的精神活動，由行為準則、道德規范、政策法規和體制機制構成。

　　文化制度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體系，包括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兩大部分，其中正式文化制度又包括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政策法規。按照領域來劃分，正式文化制度大致可以劃分為意識形態管理體制、文化管理體制、文化遺產管理體制和文化市場管理體制等；按照行業分，又可以劃分為電影管理體制、戲劇管理體制、網絡管理體制等。非正式文化制度主要包括文化風尚、風俗習慣及道德約束。這里特別強調文化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因為人們往往對非正式文化制度不太關注，但其實它在文化制度中非常重要。

　　中華民族文明精神的核心內容是由一代代秉承著“士”的精神的知識分子創造和傳承的。從孔孟儒學到董仲舒的新儒學，到宋明禮學，再到王陽明心學，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條主線。這批知識分子為官、為學，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使中華民族的文明精神薪火相傳。

　　文化制度事關政權的興衰，從歷史上看，一個王朝的崩潰往往首先表現為道統的瓦解，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因此恢復道統就成為王朝更替后十分緊迫的事情。關于這一點，古人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記載了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和謀臣陸賈的一段對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

　　陸賈是漢高祖劉邦非常器重的一個謀士，以敢于直言著稱，他在漢朝建立后經常跟劉邦提起要以《詩》《書》來治理國家。但劉邦聽了很不高興，斥責陸賈說，我是在馬上得的天下，跟《詩》《書》有什么關系?陸賈反駁，能在馬上得天下，能在馬上把天下治理好嗎?古代賢君湯王和武王都是在本不應該當上國君時由于各種機緣當上國君的，在不利的情況下，他們順應法則治理國家，即“順守之”。“順守”的要訣是“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這是治理國家的長治之道。假如秦朝當年統治天下能夠按照“順守”的思路，按照湯、武古代賢君的做法，陛下還會有做國君的機會嗎?劉邦聽了之后很惱怒，因為陸賈當面反駁了自己，但“有慚色”是要點，說明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有反省精神。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制度中非正式文化制度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和作用。當代也是一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種非正式文化制度。我們講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說明在治理國家過程中，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都非常重要。

　　(二)文化制度狀況對國家發展具有深刻影響

　　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建立的藝術供養人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藝術理事會制度等正式的文化制度對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孔子開創的私學制度，隋朝的科舉制度，也對文化包括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好的文化制度能激發文化活力、促進文化繁榮。

　　比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根據地延安建立了嶄新的文化制度。盡管那時延安的生活環境惡劣，但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仍紛紛奔赴延安。究其原因，一是知識分子們充滿熱情、意氣風發，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二是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能激發知識分子熱情的好的文化制度。雖然條件艱苦，但在延安文化制度優勢的孕育下也出現了很多經典的文化藝術作品，比如《黃河大合唱》。

　　1935年，22歲的光未然在武漢組織了宣傳抗日救亡的拓荒劇團，期間和這支年輕隊伍一道轉戰抗日烽火的前線、敵后，兩渡黃河。后來他意外負傷，被送到延安接受治療。他的好友，時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下稱魯藝)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去看望他。光未然將自己的經歷講給冼星海聽，在冼星海的鼓勵下，他將對黃河、對船夫號子的感受寫成了一首詩，就是《黃河頌》。一次，光未然朗誦《黃河頌》，剛好聽眾中就有冼星海，他聽到這首詩非常振奮，決心一定要把它譜成曲子。冼星海學的是指揮、音樂和作曲，他曾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學習過，后來又留法六年，1938年到了延安，很有藝術底蘊，于是用六天時間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作曲。

　　《黃河大合唱》表現了經歷種種苦難、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勝利的堅定信念，有獨唱、對唱、輪唱、合唱、混聲合唱多種表現形式，由序曲、黃河船夫曲、保衛黃河等多個樂章組成，每個樂章相對獨立、氣勢磅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民族特征。

　　1939年4月，《黃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大禮堂試演，由冼星海指揮，40多位藝術青年演唱。當時延安的條件非常艱苦，只有兩三把小提琴和十來件民族樂器，沒有低音弦樂器怎么辦?用煤油桶改制。打擊樂器的效果則是靠把勺子放在搪瓷缸里猛烈搖晃演奏出來。同年5月11日，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的晚會上，冼星海組織了更大規模的《黃河大合唱》演出。由一百多人組成的合唱團歌聲鏗鏘有力，如山呼海嘯、氣勢磅礴。毛澤東同志聽過之后連聲稱贊：“好!好!好!”

　　即使延安時期條件艱苦，也誕生了堪稱經典的藝術作品，足見好的藝術制度對人創作熱情的激發作用。

　　(三)文化制度狀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關系密切

　　傳統社會建立了嚴格的管理非主流文化的制度，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排斥大眾文化，無論中外，統治者都對戲曲、說唱文學等大眾文藝采取限制、排斥的態度；二是通過文化審查限制非主流文化和“異端”文化。

　　比如秦始皇嚴禁私學，要求以吏為詩，制造了焚書坑儒。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對圖書進行嚴格管控，并銷毀了各種不利于清朝統治的典籍。明代為應對戲曲繁榮設立了官府衙門教坊司，它的功能主要是對戲曲進行嚴格管控。

　　西方也是如此。隨著十五世紀中葉西方印刷業的蓬勃發展，民間私自印刷宗教書籍和市井小說的現象愈發普遍，使教會感到恐慌。1545年至1563年間，天主教在意大利特蘭托舉行的宗教會議，初次開列禁止教徒閱讀的“禁書目錄”。1662年，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馬薩諸塞議會通過了西方第一個新聞出版法，規定出版物要經審批、發給許可證后才能出版。

　　隨著社會的進步，近現代逐步建立了以維護個人權力為基礎的文化管理制度，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維護個人言論和出版自由。第二，建立了新型的內容審查制度，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是主要通過代表行業和民間利益的第三部分的文化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二是對一些稀缺的文化資源，如廣播電視的頻道等實行新政許可制度(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在西方國家開始走向商業化)；三是實行電影分級制度，根據電影內容不同對各個年齡段的觀眾進行分級管理。第三，建立政府資助的公共文化藝術制度。早些時候，西方國家政府對文化和藝術沒有具體支持意見，更多的是不聞不問甚至加以排斥。比如十八世紀，英國倫敦就出臺了一項限制劇院數量的措施，因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欣賞戲劇是腐蝕民族的惡習。二十世紀以后，這種觀念發生了變化，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出現專門支持藝術的基金組織，比如英國的國家藝術理事會，它有三個特點：一是作為國家文化的行政組織受國家間接領導；二是負責國家文化基金的分配；三是由社會各界名人組成，成員以文化領域的玩家和學者為主。1958年，法國設立政府直屬部門文化部，又稱文化和通訊部，其職能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制定文化政策和法規；編制年度文化預算并上報議會審批；管理和使用文化經費；保護文化遺產；領導和管理國家重點文化設施、文藝團體和藝術院校；促進藝術創作和文化合作與交流。

　　從藝術基金理事會到文化部，西方國家基本上完成了國家角度的文化制度的建構過程。現在西方國家的文化制度基本上是國家理事會制度或文化部制度，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構歷程

　　(一)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文化制度的建構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段話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文化制度建構的基本要點作了很好的概括，即救亡圖存、建設新中國要有一支文化的軍隊。

　　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文化制度建構既受蘇聯文化體制的深刻影響，同時也要適應救亡圖存戰爭狀況的要求，呈現出三個特點：

　　第一，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文化工作被納入黨的宣傳工作中。黨對宣傳文化工作非常重視，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強調必須有計劃地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宣傳。1931年9月23日，湘鄂贛省工農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文化問題決議案》明確規定了蘇區文化工作的任務和意義。1940年，毛澤東同志撰寫著名長篇文章《新民主主義論》，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即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舊民主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區別是什么?前者以人道主義個人價值為基本理念；后者則是黨的文化的一部分，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特點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文化。這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來判斷和分析的。

　　第二，構建黨領導下的文化管理體制。這一體制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始終堅持黨對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二是設立黨直屬的群眾文化機構。當時在蘇區、解放區，包括國統區，我們黨創辦了各種報紙和刊物，有公開發行的，也有地下發行的。其中僅是在蘇區就有《解放日報》《文藝戰線》《新華日報》等幾百種。

　　第三，推動革命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結合。這種結合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文化建設的目標高度政治化，承載著喚醒民眾的重任。西方學者對我們黨能在艱苦的條件下取得政權的原因進行了很多研究，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勝利的原因在于成功的宣傳動員和文化鍛煉。他們將其稱為“喚醒理論”，即注重通過文化的方式來喚醒民眾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浪潮中。二是高度重視文化生產活動的組織化。當時不管是在蘇區還是解放區，我們的物質條件總體來講都比較匱乏，怎樣才能提高群眾的藝術性，達到比較好的宣傳效果?其中帶有開放性的一項工作就是通過高度組織化的方式來進行文化生產和創作。比如延安時期，集領導、專家、群眾各方智慧及魯藝各部門的人力物力，我們通過高度組織化的方式創作了歌劇《白毛女》。

　　《白毛女》起源于晉察冀邊區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白毛仙姑住在山洞里，渾身長滿白毛、法力無邊，能夠懲惡揚善，扶正祛邪。時任魯藝院長的周揚根據抗戰后的時局和中央精神，從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中發現了藝術價值，要求魯藝在黨的七大召開前創作一部大型歌劇《白毛女》，并賦予了它一個體現勞動人民反抗意識，鼓舞人民斗志爭取抗戰勝利的主題。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黨的七大召開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現場的觀眾主要是黨的七大的代表及延安一些機關的領導。這場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

　　人們普遍認為政治和藝術之間不應該有太大關系，但兩者之間恰恰有重要的共同點。它們都是制造意義的方式，試圖去改變思想。最重要的是政治和藝術在塑造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的過程中有著共同的利益。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組織方式，一種組織社會的重要手段。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構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展望：“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將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確立的新的有效的文化制度安排發揚光大，因此，新中國成立后，黨在文化制度建構上有兩大主要任務：第一是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第二是建構國家化的文化制度。

　　要完成這兩大任務：

　　一是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價值和作用，1956年8月6日，他在同印尼議長的談話中提到，中國有幾百萬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會沒有戲看，沒人畫畫，沒人作曲，沒人看病，沒人從事科學藝術，沒有報紙。這幾百萬知識分子當中，共產黨員只有一百萬人，其余都是非共產黨人。如果不團結他們，什么事都不好辦。這是毛澤東同志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但是他同時也認為舊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根本不認識，就會犯大錯，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基于這一考慮，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就著力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從解放區來的，占一小部分，較早參加革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已經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領導和骨干；另外一部分是從國統區來的，占絕大部分，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分布在文化的各個領域。國統區知識分子實際上非常敬佩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能力，也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比如著名畫家徐悲鴻給好友陳西瀅寫信，在信中表述了他對新中國的看法。陳西瀅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離開了中國，徐悲鴻在信中勸他早日回國：“解放以來，不通音問已及一年。弟因曾無違反人民之跡，得留職至今。去年曾被派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歐友好，未能進入巴黎，在捷京會后即歸，不及兩月……兄等須早計，留外終非久法。弟素來不喜歡政治，惟覺此時之政治，事事為人民著想，與以前及各民主國家不同。一切問題盡量協商，至人人同意為止。故開會時決無爭執，營私舞弊之事絕跡。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國改觀，入富強康樂之途。兄等倘不早計，爾時必惆悵無已。”巴金等作家也發自內心地表達了進行思想改造的愿望。

　　新中國成立以后，從1951年到1955年，我們黨前后開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改造、文藝界整風運動。這些思想和政治運動對宣傳馬克思主義來講是必要的，也對建立新的意識形態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和文藝創作屬于精神世界的很復雜的問題，需要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共識。

　　二是建立黨的文化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

　　1949年10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成立，下設四個委員會，包括文化教育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又設立了六個分管部門，包括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新聞總署、出版總署和科學院。其中文化部領導著電影局和對外文化聯絡局兩個直屬單位；新聞總署領導著廣播事業局和新華通訊社兩個社會單位。原來由中宣部領導的這些機構，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都統一劃歸政務院管理。同時，中宣部作為黨的機構也仍然對文化教育委員會具有指導和管理的職能。隨著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成立，中宣部的職能進行了一些調整，用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話概括，就是12個字：抓政治、抓思想、當參謀、當哨兵。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委員會成立以后，各地區有關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應經由各地政府及軍管會之文教機關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或適當部門報告和請示。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及其所屬各部門，在黨(通過政府黨組)的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的參與下負起管理全國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務，以便黨的中央宣傳部和各級宣傳部能夠擺脫行政事務，集中注意于黨內外的思想斗爭、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和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三是建立文化領域國有化體制。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戲曲藝術、報紙、廣播電視的公有制改造為標志，新中國的文化領域開始進入國有化的改革進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普通百姓來講最具普及性的文化門類、藝術欣賞方式就是戲曲，而且戲曲也是涉及文化工作人員最多的藝術形式。因此，對戲曲的改革受到了很高的關注。1951年5月5日，政務院發布《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簡稱“五五指示”)，以改戲、改人、改制為主要內容的戲曲改革運動由此開始。這一改革對中國文化體制的公有化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

　　改人——主要指通過組織培訓學習，幫助傳統戲曲藝人提高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當時的戲曲藝術家絕大部分是文盲，主要在民間從事演藝活動。政府邀請著名戲曲和文藝方面的專家來給他們授課，幫助他們從戲曲的舊人向社會主義文藝的新人轉變。

　　改戲——當時民間流傳的戲曲內容魚龍混雜，可劃分為三類：一類有益，一類無益無害，一類有害。改戲主要是禁演有害的戲曲。有害的戲曲包括宣傳封建秩序、鬼神迷信、傷風敗俗、曲解歷史、貶低農民、鄙視人民群眾等。

　　改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比如嚴重侵害藝人權利的制度。各地由部隊文工團改組成的劇團由當地文教部門負責，屬國有劇團。另外，民間劇團采取公營或公私合營，全國約2000多家劇團轉換為國營或集體單位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產業形態為公有制，藝術團體都有上級主管部門，藝術生產由上級主管部門決定，人事權也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財務收支由政府統一調配，藝術作品生產要經過報批和內容審查程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藝術管理制度。

　　不光是戲曲，電影也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電影業主要在上海，有八大民辦私營電影制片廠。新中國成立后，各地方政府也組建了一批公有制的電影發行公司。“五五指示”后，原來上海的八家私營電影廠合并為“上影”，進行了公有制改造。1953年，“上影”改制為國有的管理體制。

　　四是探索黨領導文藝的有效方式。

　　新中國成立以后，廣大文化工作者意氣風發，以極大的熱情謳歌新社會，描寫革命戰爭年代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出現了一批經典文藝作品，比如小說《創業史》《紅旗譜》，舞臺劇《茶館》《紅色娘子軍》，電影《劉三姐》《李雙雙》《林家鋪子》，包括長篇彩色動畫片《大鬧天空》。可以說，文藝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需要進行改革，不斷探索黨領導文藝的有效方式。

　　改革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要提高體制機制的效能。比如對電影領域的改革提出“三自一中心”的探索，即自選題材、自由組合、自負盈虧，以及以導演為中心。意思是題材不再經過審批，可自己確定選題再進入審批程序，電影的拍攝人員采取自由組合的方式，電影制片廠自負盈虧。同時，電影的拍攝不以領導為中心，而是以導演為中心。這場改革對打破計劃經濟對電影生產的束縛發揮了重要作用。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中國電影界出現了一大批優秀電影，比如《林則徐》《劉三姐》等，對文化制度和電影制度的完善有很大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是激發創新創造的活力。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5月2日，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簡稱“雙百方針”)作為黨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須兼容并包的。黨對于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的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激發創作活力奠定了很好的制度設計基礎，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

　　(三)探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文化制度

　　這一階段的時間大致是從1978年到2013年。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段話精辟概括了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文化建設的基本追求和目標：一是“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二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目標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制度，那么從文化角度講，怎樣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制度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改革開放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文化制度的建設體現出一些突出特點。

　　第一是社會力量開始進入文化生產領域。如何發揮文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文化領域改革進程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要建立文化市場，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機制來促進文化產品生產。

　　1979年，廣州東方賓館開設了國內第一家音樂茶座，成為新時期我國文化市場興起的標志。在此之前，我國文化活動都由文化部門以及文化單位承擔。改革開放以后，廣州是率先對外開放的城市，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舉辦國際商品交易會，很多外商包括港澳臺的商人紛紛集聚在廣州。為了滿足他們的業余生活特別是晚間生活需要，廣州東方賓館就開設了音樂茶座。它在當時引起轟動的原因有三：一是作為由非文化機構舉辦的活動，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二是邀請了港臺歌星到大陸來表演，這在改革開放初期算是一個壯舉；三是收費茶座開風氣之先。自此以后，全國各地由非文化部門舉辦的群眾性和營業性文化活動，如舞廳、街機游戲等，像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很快遍布祖國大江南北。

　　1980年前后，民間開始參與圖書的發行和生產業務，而改革開放以前，圖書都由國營出版社負責出版發行。社會力量進入文化生產領域，這是一個很大的變革。1985年，國內首個民營電影公司——珠海特區影視文化中心正式掛牌成立。90年代，華誼兄弟、光線傳媒等如今在電影業有很大影響的民營電影公司開始出現。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表明文化市場開始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當時文化部還專門成立文化市場司對文化市場進行規劃和管理。

　　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網絡公司迅速發展起來。1995年，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成立。2000年，國務院通過《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01年通過《電影管理條例》，在文化制度設計和政策法規上為網絡公司和互聯網公司的發展創造了堅實基礎。如今，互聯網(包括移動互聯網、PC互聯網)已成為主要受眾的信息來源，移動新聞客戶端和社交平臺成為當代信息主要的傳播載體，傳統的電視、廣播、平面雜志等開始退居次要位置。

　　從娛樂活動來講，網絡娛樂規模也正在超越傳統娛樂規模。比如網劇、自制劇的數量已經超過各電視頻道發行的電視劇數量，網絡自制綜藝節目的數量也已超過衛視綜藝的制作數量，網絡大電影與傳統電影開始呈現出并駕齊驅之勢。網絡小說已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根據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國內網絡文學創作者已達1755萬。至2018年，網絡小說作品數量累計已達到2400多萬部。同時，網絡小說也影響著電視劇等其他藝術樣式的生產。

　　第二是逐步擴大文化市場的對外開放。1980年，我國試點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報紙《計算機世界》。2001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們開始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大規模放寬文化市場準入政策，同時對國內文化政策和相關法規進行系統的全方位調整。2014年，為使中國電視走出去，國家三星級涉外賓館允許一些境外衛視節目落地。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樂園正式開園。北京環球影城主題公園正在積極籌備，預計2021年開園。

　　第三是不斷深化國有文化單位的體制機制改革。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國有文化單位的改革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改革開放初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八家國有媒體開始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即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像企業一樣照常納稅。自此，國有媒體開始刊登廣告，自辦報紙的出版、印刷和發行業務，獨立進行一些經營活動。

　　1981年，演藝團隊開始進行改革。1985年，電影制片廠開始實行承包制，1987年不再有國家撥款，完全作為企業自負盈虧，照常納稅。1993年，廣電部將國產影片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改為自主發行。

　　1995年，中國第一張都市類報紙《華西都市報》出現，除了有作為黨的喉舌的功能，同時開始滿足市民的需求。此后出現的很多都市類報紙，還有一部分青年報，如《北京青年報》等都承擔了很重要的滿足公民需求的功能。

　　2003年，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開始，中央專門成立了文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發布了文化體制改革相關文件，提出了明確的改革思路。改革思路可以用六句話來概括：一是“兩個面向”，即面向群眾、面向市場，這是改革的基本原則；二是“兩個屬性”，即文化產品具有商品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雙重特征，兩者不可偏廢，這是改革的要求；三是“兩個功能”，即既要強調文化產品的教化功能也不能忽視文化產品的娛樂功能；四是“兩分法”，即把國有化單位特別是國有媒體劃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和經營性文化企業；五是“一重點”，最終要達到構建文化企業的目的；六是“三不變”，即黨的喉舌性質不變、黨管干部不變、正確的輿論導向不變。

　　“兩分法”把國有媒體劃分為兩類，其中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主要承擔公共文化服務職能，經營性文化企業主要為市場監管產品。兩類機構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樣的，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財政力量不足，國家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支持力度不夠。2003年開始的改革通過明確哪些單位屬于公益類文化單位，并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這些單位的財政投入，確保了它們的正常運營。對經營性文化企業，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

　　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主要是博物館、圖書館等群眾性文化場館；經營型文化企業主要是媒體和新聞出版單位。截至2010年底，我國共有出版社581家，除少數擬保留公益性出版單位外，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地方和高校出版社都已轉企改制。演藝集團也一樣，除國家級重大演出活動國字號的院團和地方承擔傳統戲曲弘揚的少量院團，其他絕大多數院團都要走向市場。

　　這次改革力度非常大。截至2011年底，全國文化系統2102家承擔改革任務的國有文藝院團，已完成和正在進行轉制、撤銷和劃轉的院團達1176家。全國有35家電影制片廠、70家電視劇制作機構、204家省市電影公司、293家電影院等國有經營性事業單位完成轉企改制；10多萬家國有印刷復制單位、3000多家國有新華書店全部轉企改制；1251家非時政類報刊已轉制或登記為企業。

　　在重視發揮文化市場在文化生產當中的作用的同時，我們也在建立構建公共文化體系的制度設計，即讓政府更多地承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職能。早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的主張。200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和主要措施。

　　公共文化服務強調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具體包括讀書、看報、看電視、農村電影放映等十方面內容。以讀書為例，截至2015年11月25日，全國所有省(區、市)都開展了全民閱讀活動，400多個城市常設讀書節、讀書月等活動，每年吸引8億多讀者參與。

　　新時期文化制度建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其中之一是在文化理念上的重要建樹。比如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再比如反對“唯題材論”，普通人民生活的題材都應納入到文藝創作過程當中的提出。通過對文化發展理念的不斷創新，我們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比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新時期文化制度建設的另一個成就是初步建立了文化市場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文化產品的極大豐富。就數量來講，我國很多領域的文化產品在全球居前列。比如電影市場的票房和收入穩居世界第二，電視劇產量和播出量居世界第一，年舞臺藝術演出的場次和藝術品種居世界前列。每年出版的圖書數量達40多萬種，居世界第一。全球十大出版社里中國占據了兩家。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電視劇《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小說《新星》《平凡的世界》等。

　　二是做大做強國有化企業取得了顯著成效。新時期涌現出一批發展得非常好的國有文化企業。比如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原江蘇出版集團)在2014年收購了美國出版國際有限公司童書業務，創下中國出版界規模最大的海外圖書并購。截至2018年，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總資產超547億元，在全國新聞出版業總體經濟規模綜合評價中名列第一，控有兩家主板及兩家新三板上市公司，連續入選“全國文化企業30強”。

　　三是民營化企業成為主力軍。民營化企業在包括電視劇、電影、綜藝節目等在內的所有娛樂產品的生產上都擔當著主體角色，在演藝、圖書出版等其他文化產業領域也成為不可忽視的生力軍。

　　這一時期，文化生產在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過程當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也存在很多問題。面對網絡亂象，相關部門不斷開展網上專項整治活動，對散布謠言和低俗的網站進行嚴厲處理，被關停的網站和賬號不計其數。思想界和輿論界也始終對文化市場存在的問題進行理性、嚴肅地梳理和批評。2010年，胡錦濤同志在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會議上公開提出要“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

　　(四)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文化制度

　　這一階段的時間是2013年至今。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設有一系列重要論述。特別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具體提出要堅持、健全三個制度和兩個體制機制的要求，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建立健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體制機制。這一要求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體系，也明確了文化治理現代化的方向。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在思想學術方面吸收借鑒國外各國文明，特別是西方思想學說，對國家發展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受西方思想學說的影響，在一些哲學社會性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和標簽化了。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設。

　　要做好這項工作：一是要改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要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中共中央辦公廳頒布的《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就是為了落實黨委意識形工作態的責任，確保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文化建設的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

　　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層面的價值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實際上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什么樣的社會、培養什么樣的公民這一系列重大問題。

　　圍繞“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該《意見》陳述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和指導思想。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要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

　　2015年4月，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印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行動方案》，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日常化、具體化、生活化，提出了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學雷鋒志愿服務活動等15項重點活動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黨中央還將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入到文化制度建設特別是法治建設過程中。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全過程。該《意見》確定了運用法治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的一個基本方略。

　　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提出力爭經過5到10年時間，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根據這一規劃，2020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典》總則編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納入了總則編第一條規定的表述中。此外，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全票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都在第一條明確提出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非文化制度和文化制度相結合的范例。

　　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對構建公共文化體系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2016年1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并于2017年開始實施。

　　在此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法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文化志愿服務管理辦法》，以及各級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業務規范。這些法律和行政法規紛紛出臺，構建了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制度框架，是我國文化制度建設中的一個重大成果。

　　同時，從兩個領域為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奠定基礎：一是健全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和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來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發展。北京的“美后肆時景山街道市民文化中心”就是探索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一個很好的范例。它通過社會力量的介入把一個傳統的四合院改造成市民活動中心，為市民提供幾十種可供選擇的公益性文化活動。不光是市民活動中心，現在圖書館也在嘗試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委托社會機構進行經營。二是完善文化事業單位的法律治理切口，主要對象包括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科技館。目前全國已有多家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啟動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通過組建理事會創建新的運行機制，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吸收各方代表參加，推動公眾文化服務決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及更加社會化。

　　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

　　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正確導向。

　　堅持正確導向，關鍵是把握好對網絡媒體的管理。網絡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掌握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在引導堅持正確網絡輿論方面，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做大量工作，包括對政治謠言的斗爭，與貶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否定中華民族歷史貢獻、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奮斗史、歪曲黨的歷史、歪曲改革開放歷史的言論進行正面交鋒，對網絡空間充斥的虛假、詐騙、攻擊、謾罵等問題要敢抓敢管。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網絡鼓吹推翻國家政權，煽動宗教極端主義，宣揚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動，等等，這樣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和打擊，決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網絡進行欺詐活動，散布色情材料，進行人身攻擊，兜售非法物品，等等，這樣的言行也要堅決管控，決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沒有哪個國家會允許這樣的行為泛濫開來。”

　　建立健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體制機制。

　　一是鼓勵創作時代需要的體現高尚精神的文藝作品。2018年1月21日，中國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在京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進行風建設”座談會，向全國文藝工作者發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倡議書》。

　　二是要健全促進雙效統一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2019年3月，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國有文藝院團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辦法》，強調對國藝院團的考核要注重社會效益。

　　在加強制度保障方面，一是大幅壓縮獎項數量。以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大獎為例，經過改革，該獎項數量由歷史上的200多個削減為20個。二是確立藝術倫理道德準則，約束藝術家的道德行為。2016年10月20日，中國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中國文藝家之家舉行。委員會委員由來自各藝術門類的文藝家代表、各全國文藝家協會主要負責人、中國文聯有關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法律專業人士等共50人組成。大會審議通過了《中國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章程(草案)》，倡導文藝家守藝術理想和藝術良知，把德藝雙馨作為自己的畢生追求，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優秀作品贏得人民贊譽，用人格力量贏得社會尊重，用自身的藝術才華和創造實踐，為社會公眾作出表率，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作出新貢獻。對有道德問題的演員堅決不用。三是限制添加片酬。2017年9月22日，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電視制片委員會、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演員委員會、中國電視劇制作產業協會、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聯合發布《關于電視劇網絡劇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規定全部演員的總片酬不超過制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其他演員不低于總片酬的30%。如有超出40%的情況，需要相關單位備案并進行說明。該《意見》對抵制不合理高片酬，推動電視劇和網絡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完善扶持激勵措施。通過設立國家藝術基金、主旋律影視專項基金來支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為主要創作方向的電影。這一舉措為現實題材的設立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的特點和啟示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的四個重要特點

　　第一，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

　　守正就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特定時期中國發展的實際相結合。

　　創新指我們黨始終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文化發展需要，對領導文化的方式及不同文化主體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進行調整，使其更符合文化發展實際，更有利于文化發展繁榮。從某種意義上講，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一次文藝理念創新、轉變知識分子文化觀念的會議，它強調要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善于從人民群眾中吸收營養、激發靈感，因此促成了一大批優秀作品的誕生，除了前面講到的《黃河大合唱》《白毛女》，還有小說《小二黑結婚》等。

　　改革開放以后，在文化領域推動文化制度的改革由以前黨抱槧懷鉛的做法調整為以政府為主導和文化市場共同推動文化建設，以發揮公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個積極性，文化產業成為文化制度設計的一個重要內容。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長沙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考察時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業態、延伸了文化產業鏈，又集聚了大量創新人才，是朝陽產業，大有前途。謀劃‘十四五’時期發展，要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興起的文化意義可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探索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市場體系的途徑，極大拓展了文化建設的內涵、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式，形成了完整的概念、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二是豐富了黨的文化建設理念。原來黨的文化建設術語主要由意識形態、黨性原則、文化事業、文化立場、政治標準、意識標準、提高和普及、動機和效果等基本術語構成，文化產業興起以后出現了一些新的文化概念和表述，如文化市場、文化企業、文化消費、文化品牌、知識產權、投入和產出、經濟效益、文化吸引力等。三是找到了發展文化產業的具體路徑，一方面要推動社會力量進入文化生產領域，另一方面要做大做強國有化企業。四是極大促進了文化市場的豐富和繁榮。隨著文化產業領域的發展，許多新理念形成。比如文化生產活動，它既是精神活動也是經濟活動，既是精神力量也是生產力。文化市場是文化產品生產、流動和銷售的主要渠道，文化產品生產要遵循兩個規律，藝術生產規律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使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相統一。

　　第二，體制機制改革貫穿始終。

　　前面提到，延安時期，在激勵創作、組織化創作的方式下，《黃河大合唱》《白毛女》誕生，其表演獲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電影體制改革“三自一中心”，自選題材、自由組合、自負盈虧和以導演為中心，也推動了計劃經濟時期文化領域的發展，激發了社會活力。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一方面盤活存量，推動國有文化體制改革，另一方面激發擴大增量，引入社會力量進入文化生產領域。這場體制機制改革的意義較之前更加深遠。

　　第三，立足于中國實際，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構過程始終立足于中國實際。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和制度成果，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構過程中文化制度建構的主要內容。

　　與此同時，文化制度的建構過程也是不斷吸收有益的外來文化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廣泛借鑒其他國家電影生產的經驗，文化部專門派導演去意大利、英國、法國、瑞士等歐洲國家進行考察。回國后，考察隊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為后來“三自一中心”管理方法的出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支撐。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更多的是學習國外的管理經驗，比如保護知識產權、對國有文化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等。這些都是吸收有益外來文化的重要做法。

　　第四，文化制度建構是社會合力的結果。社會選擇理論分析個人偏好和集體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可以對不同的社會狀態進行公正的排序或以其他方式加以評價的方法。縱觀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的文化制度的建構，一種文化理念和重大制度設計的提出及被接受，其實是社會合力的結果。能否被接受往往受兩大因素的深刻影響，一是特定時代的特點、要求和氛圍，二是決策正確性、謀劃的精準性及時機等因素。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的三點經驗啟示

　　第一，要正確處理好文化和政治經濟社會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段時間，由于過于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和宣傳教育功能，我們把它作為教育和政治斗爭的工具，影響了其功能的全面發揮。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調整了文化和政治的關系，使文化生產在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得到空前釋放，但也出現了只講究文化娛樂功能的傾向。這同樣影響文化功能的全面發揮。

　　所以，文化制度建設的核心目標和功能應該是滿足人的精神追求，豐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在物質生活和知識、道德的層面上全面發展，為整個社會建立意義系統和價值系統。

　　正確處理好文化和政治經濟社會的關系至關重要。社會活力得到激發，文化就能發展、繁榮；反之，文化往往缺乏生機和活力。

　　第二，要尊重文化發展的特點和規律。

　　完善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傳播和引導激勵機制是尊重文化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的一項很重要的內容。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完善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導激勵機制，推出更多群眾喜愛的文化精品。

　　以影視劇為例，要完善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引導激勵機制：

　　一是要優化重點選題的創作引導。

　　二是要加強對電視劇劇本版權的保護。加大對電影數據版權交易體系的政策扶持；完善電視劇版權登記、保護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版權登記制度。

　　三是要優化影視產業規制。包括進一步細化審查標準，解決電視劇、電影制作尺度缺乏準確性，審查人員標準不統一，審查周期過長，政策波動比較大等問題。降低電影制片廠、電視劇制作公司的一些政策風險和道德風險。

　　四是要優化電視劇評價監督機制。重視社會責任，健全電視劇評價機制，做到科學化、專業化和標準化，為電視劇提高質量設立更加清晰準確的價值坐標。

　　五是要提升電視劇國際傳播能力，探討中國故事的國際表達，進一步擴大中國電視劇國際市場份額。

　　第三，文化制度的建構是實現文化強國的重要保障。

　　文化強國建設包括文化立國、文化治國和文化興國。

　　從文化立國的角度講，實現文化強國一定要打好基礎。一是要解決好歷史傳承問題，特別是要解決好中國當代意識形態和優秀傳統文化的銜接問題。二是要激發各類文化人的創作活力。三是要解決文化思想的傳播問題，不光要靠政府媒體的宣傳，還要依靠國民教育、政府智庫，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從文化治國的角度講，實現文化強國就是要把文化價值觀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使其與經濟利益相協調。當經濟利益與價值觀發生沖突時，應秉持文化價值優先的原則。文化治國要重視文化規則的制定，把人的價值、權益作為追求，維護社會公德。

　　政府是規則的制定者和守護者。文化治國要重視政府的職責，將其更多地轉向規則的制定、維護和監督，盡量減少參與文化活動自身的運行。

　　實現文化強國要有系統的、能夠為國際輿論所接受的文化主張。在向現代化國家邁進的過程當中，我們要講中國的文化主張，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主張。只有有這樣的文化主張，中國的文化才具有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從文化興國的角度講，實現文化強國要采取鼓勵性措施，支持文化發展。建設發展要以人為中心、以文化發展為中心，而不是以GDP、審美、科技為核心。文化發展需要借助科技的手段，但不能失去文化的特點，要以人民的喜好為導向，以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方式去設計文化服務，進行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同時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鼓勵文化多樣性。文化發展是要靠競爭和交流來實現的，不同文化的差異化、多樣化發展是具有文化活力和創造性的無源之水，是我們文化創造的基礎。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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