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教授、博導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 延安，中國革命的圣地。從這里開始，剛剛結束長征的紅軍走向抗日前線；從這里開始，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烈焰越燒越旺；從這里開始，一個年輕的政黨進一步走向成熟。

　　從抗戰時期有志之士、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這一現象，看中國共產黨何以從西北一隅走向全國、震撼世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時期是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時期。”

　　陜甘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集中體現在“兩點一存”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建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隨后與陜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陜甘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也為后來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當時的延安成為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黨在陜甘寧地區的革命活動，建立了光照千秋的歷史功績。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每一個時代的知識青年往往會率先參與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抗日戰爭時期的知識青年成長于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環境中，一方面，他們承接了傳統讀書人“修齊治平”的理想，擔負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義，經世致用和赤誠報國是他們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他們受到西學和“五四”新傳統的影響，民主自由也成為他們的普遍追求。因此，這一群體無疑會率先參與愛國與民主的歷史潮流，其所去所從是抗戰時期先進性所在的風向標。據不完全統計，九一八事變后僅上海一地，學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團體有35個，所組織的抗日集會達67次，發表的抗日愛國宣言、通電達94個。

　　陳云同志曾強調，“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得天下”，“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搶，國民黨搶，我們也要搶，我們搶得慢了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當時，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三方勢力都在爭奪知識青年，而對比各方面實力，中國共產黨都處于弱勢，延安的生活也最為艱苦。另外，國民黨在通向延安的周圍路上封鎖、扣留、迫害、馴化知識青年。比如，1939年，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的周圍駐屯大軍二十余萬，發動民夫修筑三道封鎖線，而于遠道北來的青年學生及職軍往來人員，或被扣留暗殺，或被監禁于勞動營。可見，通往延安的路上險阻重重。

　　即使這樣，僅1937-1938年，先后經各種途徑奔赴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學者、藝術家以及外國專家、歸國華僑等共有6萬多人(含到延安的4萬多人)，遠超1937年初中共黨員4萬多人的總數。另外，抗戰時期來華的外國人也有約4200人。這充分證明延安在當時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圣地，更是無數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那么，面對這組數字我們不禁思考，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知識分子要到延安去?首先，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是說，我們全民抗戰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正如2015年2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工作結束時所強調的，“政治方向對一個黨、一個黨的組織、一個黨員干部來說都極端重要”。其次，當時的延安之所以成為進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先進分子心中的民族希望之所在，是因為它的民主平等、團結進步、朝氣奮發……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堅定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煥發的蓬勃生機和磅礴力量。到延安去，是一代熱血愛國青年的心靈呼喚。“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

　　一、七七事變之后的中國抗戰形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對此，蔣介石采取了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故技和“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的不抵抗主義。而中國共產黨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后多次發表宣言(談話)，高舉抗日旗幟，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并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

　　長征期間，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中斷了。在此期間，1935年7月，共產國際歷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作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根據會議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八一宣言》。1935年11月中旬，張浩受共產國際委派輾轉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向中央領導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并將《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做了詳盡匯報。聽完匯報，毛澤東等同志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與中共中央在長征路上堅持的北上抗日方針是基本一致的，同意《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方針。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召開，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紅軍做好開赴前線的準備。

　　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政府決定向華北增兵，擴大侵略戰爭。這種形勢迫使國民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日本的態度。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事變的最低限度條件，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謂“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的煙幕影響下，中國政府仍希望能夠把七七事變作為“局部事件”，通過外交途徑求得和平解決。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和駐日大使許世英同日本進行磋商，第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同華北日軍進行談判。7月下旬，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到達中國，向北平、天津發動大規模進攻。第二十九軍官兵雖英勇作戰，但未能擋住日軍的猛烈攻勢。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在南苑戰場犧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蔣介石命令率部從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軍占領天津。8月初，日軍以30萬兵力，沿平綏、平漢、津浦鐵路向華北腹地大舉進犯。

　　上海是中國的工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國在華利益集中的地區。為了直接打擊國民政府，并對西方各國施加壓力，日本政府決心把戰爭迅速擴大到上海。日軍在上海早就駐有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陸戰隊。七七事變后，日本政府決定向上海增派軍艦和特別陸戰隊，并加強其駐淞滬的海軍第三艦隊。駐上海日軍一再向中國軍隊尋釁。8月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驅車闖進虹橋機場進行武裝挑釁，被中國哨兵擊斃。日軍以此為借口，要挾國民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隊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國民政府令京滬警備司令官張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等部開赴上海市區組織防御。8月13日，日軍在虹口、楊樹浦一帶搶占有利據點，并向國民黨軍隊進攻。這就是八一三事變。張治中率部奮起抗擊，國民黨空軍也出動參戰。淞滬戰役由此開始。8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日本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8月20日，國民政府頒發戰爭指導方案，全國就此劃為五個戰區。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講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講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國共合作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推動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慶齡異常興奮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鄭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11月，她發表聲明指出：“共產黨是一個代表工農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知道沒有這些勞動階級的熱烈支持與合作，就不可能順利地實現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后勝利。”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釋放出獄，他們贊成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擁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戰團結。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七七事變后，向國民政府提出普遍動員武裝民眾、實行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張。10月，其領導人章伯鈞等從香港回到南京，積極參加抗戰工作。國民黨內的李濟深、陳銘樞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從1936年兩廣事變時的反蔣抗日轉到擁蔣抗日的立場。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都表示擁護政府抗戰，擁護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全國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鄉各個社會階層。學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婦女界紛紛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組織，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眾紛紛組織抗日義勇隊、宣傳隊，支援前線，參軍參戰。

　　在日本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面前，中國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現出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踴躍認購救國公債，為前線將士捐贈物資。華中、華北地區的許多工商界人士抱著與敵人斗爭到底的決心，把自己的企業搬遷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區繼續從事生產，以支持長期抗戰。上海著名實業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難，積極組織民營廠商內遷。上海進步實業家沈鴻在八路軍辦事處協助下，將其所辦的五金廠的機器設備經西安遷往延安，這對以后陜甘寧邊區的工業生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國的神圣抗戰，牽動了千百萬海外華僑的心。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廣大僑胞，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積極開展抗日救國運動。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各種方式支援祖國的抗戰。上海八一三事變的第二天，東南亞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等立即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1938年10月，東南亞各國的40多個華僑救國團體的代表在新加坡集會，一致決議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推選陳嘉庚為主席，其分支機構遍布南洋各國。在美洲的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發動美洲僑胞以長期募捐支援祖國抗戰。他于1937年10月發動美國紐約市54個華僑團體，成立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波士頓、舊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國家的華僑，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國抗戰的團體。在歐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華僑，也紛紛建立起各種抗日救國團體，積極籌集現款和物資，進行抗日宣傳，抵制和阻運日貨，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參軍參戰，為增強祖國抗戰力量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和推動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中心，中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于發展起來。在這個旗幟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開始了中國近代以來空前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毛澤東在論述這個統一戰線的意義時指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毛澤東還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

　　七七事變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而在此之前，作為中共領導人的毛澤東就一直密切關注著世界局勢。在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便曾透露出中美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想法。1940年，毛澤東指示中共著手加強與美國的外交聯絡。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開端。之后，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美兩國也結成戰時同盟。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雙方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外交聯系。這標志著雙方半官方關系的建立和軍事合作的開始。毛澤東曾指出：“現在我們有三條統一戰線，一條是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條是東方的ABCD(美、英、中、荷)陣線，一條是英、美、蘇的聯合行動，有這三條統一戰線，法西斯一定會打倒的。”

　　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具體來看：第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大力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第二，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積極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三，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建立作出重要貢獻。舉個例子。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經周恩來、劉瀾波介紹，閻寶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展統戰工作，收集重要情報，獲得“德軍進攻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百萬關東軍在東北的全部材料”三份重要戰略情報，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抗戰時期延安成為數萬青年向往之地的七個因素

　　客觀地說，從1937年7月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國民黨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但是在抗戰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就采取了消極抗日的方針和分裂、妥協傾向。這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將改造社會，振興民族之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覺悟和力量，他們在政治上具有依賴性。抗戰時期嚴酷的社會現實，使得知識分子對依賴對象和救亡途徑作出了新的抉擇。他們不得不拋棄對推行片面抗戰路線的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尋找民族的、精神的新“支點”。

　　正當廣大民眾對國民政府、對蔣介石的抗日救亡之厚望逐漸消失之時，共產黨人卻站在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毅然決然地肩負起抗日救亡的歷史重任，獨立自主地廣泛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使敵后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邊區成了一方抗日的熱土，延安成了共產黨的紅色首都，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與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正如許紀霖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中說的：“當時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要抗日，國民黨不抗日，共產黨要抗日；要民主，國民黨搞專制，共產黨反專制。我們是帶著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產黨的。只要你當年內心還有一點熱血、一點良知，你就不會選擇走另一條路。”這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感受的真實寫照。

　　(一)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國共產黨思想上的成熟期、理論上的定型期、政治上的輝煌期。紅軍長征到了延安之后，毛澤東就開始更加發奮讀書。他大量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就是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而這標志著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最終在黨的七大上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在對共產黨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在思想戰線上發動攻勢，且愈演愈烈。1939年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作了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并作題為《整理黨務之要點》的講話。所謂“喚醒黨魂”“發揚黨德”，就是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蔣介石借口抗戰的需要，聲稱人民群眾不會運用民權，現在不能實行“憲政”，只能實行“軍法之治”的“軍政”。國民黨的“宣傳家”也聲稱：“中國有了三民主義就夠了，用不著社會主義”，并認為共產主義“不合于中國的歷史道路”。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也發表致毛澤東的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民族資產階級的有些代表人物，雖然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抗戰不力表示不滿，但對共產黨的主張和抗日戰爭的前途，也抱有疑慮。

　　于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關系重大的理論問題。1939年底、1940年初，毛澤東先后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義，論述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區別，以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從而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綱領，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毛澤東分析三民主義發展的歷史，比較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異同，指出孫中山重新解釋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同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即新民主主義政綱的基本點是相同的，所以共產黨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但是兩者又是有區別的。它們是以不同的世界觀為指導的兩種思想體系，兩者在現階段的某些具體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徹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

　　毛澤東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還說明，這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階段，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連接。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是：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經濟上，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在文化上，有三大特點，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因此，這些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是既不同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又區別于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認為，當時世界上有三種社會制度，一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二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幾個民主階級聯合的社會制度，而中國只能走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聯合各民主階級的社會制度。另外，毛澤東明確指出，抗日戰爭的勝利應使中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國既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也還不可能立即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他提出并論證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過渡階段。

　　中國無產階級怎樣實現自己的領導呢?毛澤東總結黨的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他把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問題提到政治路線的高度來認識，并把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起來，精辟地論述了“三個法寶”的豐富內容和它們的相互關系，使這些中國革命的經驗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在延安時期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贏得了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的支持。

　　(二)知識分子的愛國情結和社會使命感

　　面對民族危亡，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愛國情結和社會使命感驅使其走向延安。憂國憂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感品質，源遠流長。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演化，這一情感品質已逐漸地積淀為一種制約與影響知識分子思想及行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價值取向。飽經內憂外患、敢于反叛傳統、具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自覺地擔負起拯救民族、振興中華的重任。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具有憂國憂民的這一愛國主義品質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據不完全統計，僅上海一地的學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團體就有35個，所組織的抗日集會達67次，發表的抗日愛國宣言、通電達94個。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爆發，將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感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條以自身為主體的救亡道路。抗戰全面爆發后，一部分知識分子毅然奔赴延安，這是憂患意識、愛國情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急劇的、必然的反應和取向。

　　與此相適應，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形成了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從士大夫的“進則仕，退則隱”的處世態度，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鐵肩擔道義”的救世意識，以及毛澤東一代知識分子的“誰主沉浮”的治世雄心，均承續和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傳統品性。在救亡圖存的嚴酷的現實面前，知識分子不得不改變既定的經世目標，而與工農大眾一起肩負起抗日救亡的時代重任，在抗日救亡的斗爭中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和人生命運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救亡圖存，就是抗戰。可以說，從這一個時刻起，幾乎每一個有良知、有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像受雷擊一般從驚恐中躍起，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

　　(三)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的影響

　　從理論上看，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系統、有力地駁斥了“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使廣大民眾和知識青年看到了救亡圖存的希望。

　　從實踐上看，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主力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殲敵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第一場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許多人由此相信共產黨不但堅決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戰勝敵人的。抗戰初期奔赴延安的上海青年李仁壽(音)曾說，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聲中傳來了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大捷的消息，我們也就更加傾向堅決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國民黨采取了消極抗日的方針，并躲到了重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敵后抗戰，成為抗擊日軍的中流砥柱。

　　(四)邊區建設的成效和影響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頗為自豪地說：“這里(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而有的是信仰、理想和民族的希望。

　　1937年5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確立了把陜甘寧邊區“造成抗日和民主模范區”的邊區建設總方針，從而帶動所有抗日根據地乃至全國的民主政治建設。1938年，邊區開始實行直接、平等、不記名投票的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940年3月，我們黨開始建設“三三制”政權。在選舉中，實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并且采取“畫圈、畫杠、畫點、投豆”等方式，以滿足不識字者與識字不多者參與投票，確保了民眾廣泛而直接的政治參與。在實際效果上，嚴格落實“三三制”，中國共產黨主動限制自己的候選人。自己選多了，就主動退出。這一系列做法與國統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對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識分子，無疑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

　　(五)積極的知識分子政策

　　女作家陳學昭剛來邊區的時候，她看邊區建設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就說共產黨搞軍隊有辦法，建國就不大行。在1944年《關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毛澤東認為陳學昭當時講得對，并指出，“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有些辦法，但是在生產建設上那個時候辦法的確是比較少的。”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文武兩個戰線”的思想，即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他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曾強調，“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為“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

　　1935年遵義會議后，在全民族抗戰和黨內“左”傾錯誤路線逐步得到糾正的形勢下，伴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確立和實施，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逐漸走上正軌。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以及隨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基本動力”，“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不問其過去如何，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到蘇區來”。

　　1938年1月，時任中共陜甘寧邊區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的王若飛發表了《歡迎全國革命青年學生到延安來學習抗戰知識》一文，號召學生們到陜北公學學習，因為“這里是要造成能夠去做喚起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來參加抗戰的干部；這里教的完全是適合于目前抗戰迫切需要的知識；這里的環境是全國抗戰的模范區域”。中共以抗戰相號召，對于憂國憂民的知識青年而言，具有不可抵擋的吸引力。

　　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反投降提綱》報告，從革命斗爭需要的角度，高度肯定了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強調“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12月，毛澤東親筆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而且“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940年10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指示：“大批收容知識分子，只須稍有革命積極性者，不問其社會出身如何，來者不拒，一概收留。”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政策使國統區的知識青年打消了顧慮，是促使他們作出西行決定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邊區政府根據革命形勢發展和抗戰的需要，先后在延安創辦了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1940年后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馬列主義學院、中國女子大學、中國醫科大學、民族學院、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等30余所干部學校。總之，抗戰時期，我們黨對知識分子政策，體現了我們黨的統戰思想。

　　(六)廣泛深入的宣傳工作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采取多種途徑，加強對延安的宣傳，擴大延安的影響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善加利用報紙的傳播效應。抗戰爆發前，中華蘇維埃政府到達陜北以后，就利用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對延安的生產和生活進行了廣泛的報道，如1937年1月就刊載了諸如《延安市民主抗日運動在繼續開展著》《延安城“一二八”紀念會盛況空前》等關于社會運動的報道；諸如《禁煙工作在延安嚴重提出》《延安市特別法庭公審貪污偷竊犯》等關于社會治理的報道，在輿論上造就了一個充滿革命氣氛、生機勃發的延安。抗戰爆發后，《新中華報》對延安的報道內容更加豐富和詳細。比如：關于延安的民主選舉和縣政建設工作的報道；關于紀念“九一八”、“雙十節”、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等報道；關于社會動員、鋤奸工作、賑濟、慰勞方面的報道，向讀者展現了延安社會面貌的方方面面，充分顯示了作為一個充滿激情的革命的延安所散發的活力。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國民黨政府放松關于延安的消息封鎖，延安開始進入了國統區人們的視野。國統區的報紙開始報道延安，《大公報》作了垂范。1937年12月14日，《大公報》發表了《我們受責備了!》一文，向讀者介紹了由國統區到達延安人員的生活場景。1938年1月25日和26日，《大公報》又連續兩天以《新年的延安——除夕的一天》為題，報道了春節前后延安的民眾生活。文中描述的場景與國統區的沉悶、刻板形成了鮮明對照。以《大公報》為代表的國統區報紙對延安的宣傳，使國統區的人們產生了對延安這個“新世界”的向往。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借重西方記者的延安行記，讓外部世界了解延安。1936年6月-10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延安進行了深入的采訪，隨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志等英文報刊上連載發表了30余篇訪問陜北的報道。1937年3月，由王福時主持并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北京秘密出版發行。1938年2月，《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發行。這些作品一經發表，在淪陷區和國統區的進步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使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激發了他們對延安的向往。

　　當時，延安的資源非常匱乏，我們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窯洞，穿的是粗布，幾乎沒有資金來源，但我們對內對外的宣傳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使延安這個小城逐漸被全國、被全世界所熟知。這里，我們講個故事。有個英國人叫林邁可，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學聘請來華教學，當年是與白求恩同船來中國的。之后，林邁可投入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并輾轉來到了延安，利用自己精通無線電技術的優勢，幫助中共中央建立無線電臺，并把延安的聲音傳播到全世界。當時，美國專業人員捕捉到這個新的電波訊號并記錄下來，告知華盛頓的高官，也就有了后來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訪問的事情。

　　(七)嚴密的保障工作

　　為使知識青年能夠順利到達延安，以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為主的中共機構進行了嚴密的謀劃和安排。

　　第一，開展身份甄別工作。當時，長沙“八辦”以“三步走”的方式開展工作。第一步，通過講演、宣傳、辦訓練班以及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等各項實際工作宣傳黨的政策，使學生認清當前的時局，激發青年學生的抗戰熱情。第二步，對學生的狀況進行徹底摸排，向學生講明延安的實際情況，以自愿為原則。第三步，針對有意向的學生進行調查和登記。

　　第二，提供必要的生活幫助。雖然中共發布的招生簡章上明確規定，知識青年去延安是路費自籌，但是，針對一些經濟上困難的學生，“八辦”還是給予一定的資助。曾任武漢“八辦”主任的錢之光回憶，1938年秋，武漢“八辦”對前往延安的知識青年，“每人發給軍服，并發零用錢，由辦事處把他們送到江岸車站”。

　　第三，保證知識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皖南事變之后，國民黨由攔截學生直接變為對邊區進行封鎖，禁止任何學生模樣的人員前往延安。對此，中共中央派員組織專人帶隊，比如西安“八辦”特意安排具有國民黨背景的人員為其領隊。

　　三、抗戰時期數萬青年進入延安后做出重要貢獻

　　隨著大批知識分子進入延安，不僅極大地緩解了中共對于知識型干部的需求，而且促進了延安文藝、史學、教育及科技等事業的繁榮；不僅引領了抗戰文化的發展方向，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文化基礎。從更大的層面來看，這些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不僅擴大了統一戰線的陣營，而且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后來的新中國建設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知識青年對延安的貢獻

　　1.對延安史學發展的貢獻

　　第一，形成了一支高素質的史學隊伍。這支隊伍多達100多人。在這支隊伍中，對后來的史學影響較大的主要有：范文瀾、楊松、何干之、呂振羽、鄧拓、江隆基、牙含章、韓啟農、胡華、智建中、金燦然等。

　　第二，組建了一批史學研究機構。如，“中國革命史研究會”、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室等。

　　第三，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是編寫歷史教材。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華善學的《中華民族解放斗爭史》，陳光祖編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話》，陶官云編的《中國近百年史話》，黃祖英、陳懷白、沈長洪編的《中國現代史》，智建中、馬皓編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獻初編》，龔稷編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料》等一批歷史教材問世。

　　二是發表史學論文。自1937年4月以來，史學工作者先后在《解放》周刊、《群眾》周刊、《新華日報》《中國文化》等報紙雜志，不斷發表史學論文，研究和普及史學知識。范文瀾關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文章，尹達關于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文章，陳伯達關于孔子、墨子、老子的研究文章，楊松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文章等，均大量見諸于上述各家報紙雜志。

　　三是出版了一批歷史著作。研究專著主要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蘇維埃運動史稿》《中國原始社會》《內戰時期的革命和反革命》《日本革命運動史略》《26年來的蘇聯與中國》等；專題研究方面，主要有：《中國民族戰爭史》《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三民主義研究》《墨子新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蔣介石的集中營》《蔣管區真相》等；在歷史資料的編纂方面，先后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時事問題叢書和抗戰的中國叢刊》《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等；文獻資料性成果主要有：《毛澤東選集》(1-5卷)、《蘇德戰爭以來重要文獻》《三大名著》等；世界史方面有譯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法蘭西內戰》《列寧》《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德國農民戰爭》《戰爭何時結束》《蘇聯的紅軍》等；調查研究性的論著主要有：《陜甘寧邊區生產運動叢書》和索堡新華書店出版的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英雄人物傳記；人物傳記主要有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朱德、劉志丹、劉伯承、冼星海、鄒韜奮、巴甫洛夫等人和革命烈士的傳記。還出版了一批中共黨史類著作，如《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七大文獻》《奮斗25年的中國共產黨》《中共黨史年表附毛澤東自傳》《英勇奮斗20年——人民解放軍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20周年及偉大愛國戰爭一年間》等。

　　2.對延安教育發展的貢獻

　　在普及教育中，為緩解教師短缺問題，邊區政府一方面大量留用以前私塾和其他形式辦學的師資，一方面從國統區或淪陷區等渠道進入邊區的知識分子中選調、抽調一部分人充實教師隊伍。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從知識分子中選拔了將近300名充實到教師隊伍中去，有力地保證了邊區教育對教師的需求。

　　知識分子對陜甘寧邊區教育的突出貢獻特別表現在干部教育中。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為了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創辦了大量干部學校。這些干部學校的教師，除一部分為中央領導人外，更多的則是奔向延安的知識分子。如在抗大有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任白戈等一批學者和知識分子在那里任教。馬列學院當時主要開設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哲學、馬列主義基本問題、黨的建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西洋革命史等均由艾思奇、王學文、楊松、吳亮平等承擔。在陜北公學任教的包括艾思奇、邵式平、何干之、周純全、李凡夫、呂驥、陳唯實、宋侃夫等。在魯藝任教的有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青、嚴文井、呂驥、賀綠汀、周巍峙、茅盾、冼星海、齊燕銘、張庚、王大化、華君武、孫犁等五六十人。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師資主要是云集延安的進步自然科學家。如從德國留學回國的化工博士陳康白、屈伯川，留日學生陳寶成、楊作材，高級知識分子閻沛霖、樂天宇、李蘇、武衡、康迪、華壽俊、王士珍等。這些知識分子對保障當時干部教育的教學質量和學生培養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對延安科技發展的貢獻

　　在共產黨所領導的正義事業及其政策的感召下，從抗日戰爭開始至1939年冬，全國各地及海外華僑中有許多愛國的科學技術人員，紛紛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其中一些人還帶來不少科學書籍、儀器、機器、藥品等寶貴資料和裝備，有效地為黨的革命事業作出貢獻。當時來到延安的比較著名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有沈鴻、錢志道、趙一峰、陳康白、屈伯川、徐馳、聶春榮、武橫等，還有一些外國友好人士。這些科技人員來到之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積極工作，克服重重困難，很快就建起了紡織廠、造紙廠、制革廠、化學廠、軍工廠、機器廠、火柴廠、石油廠、印刷廠、玻璃廠、鐵廠、耐火材料廠、醫院、醫科大學、衛生學校、通訊學校、農場、林場、農校、自然科學院等工廠、醫院、學校和科研機構，使延安具備了生產馬蘭紙、毛巾、玻璃燈罩、火柴、草木染料、鋼鐵、原煤、服裝、鞋襪、食鹽等必需品的能力。不僅極大地支持了前方抗戰和后方建設，而且也為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準備了干部和技術力量，并積累了彌足珍貴的經驗。

　　4.對延安文藝發展的貢獻

　　文學方面，隨著丁玲、周揚、周而復、歐陽山、劉白羽、柯仲平、賀敬之、夏衍等一批作家和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延安的抗戰文學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第一，建立了一批抗日文藝社團。從1936年底到1939年5月先后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等文藝團體。

　　第二，創辦了一批文學報刊。具有代表性的報紙有：《新中華報》副刊、《解放日報》副刊、《抗戰報》、《救亡報》等。代表性的文學刊物有：《文藝戰線》、《大眾文藝》、《文藝月報》、《八路軍軍政雜志》文藝專欄、《解放》文藝專欄、《邊區青年》、《魯藝校刊》、《詩刊》、《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文化》文藝專欄等。

　　第三，多次深入基層前線，開展宣傳和創作活動。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吳溪如等組織了一個30余人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延安出發到華北前線做宣傳演出。他們通過話劇、歌劇、京劇、大鼓、說書、雙簧、地方小調、快板等多種文藝形式創作多個節目，為廣大軍民進行演出，深受歡迎。在大生產運動中，邊區文聯積極鼓勵作家投身創作，并編輯了反映這一運動的作品集子等。

　　第四，文學創作成果顯著。詩歌方面，主要有：艾青的《人民的狂歡節》，何其芳的《夜歌》，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阮章競的《漳河水》等。報告文學和散文方面，有周而復的《海上的遭遇》，劉白羽的《延安生活》，丁玲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和《陜北風光》，吳伯簫的《南泥灣》，馬烽的《張初元的故事》，楊朔的《鐵騎兵》，孫犁的《荷花淀》，劉白羽的《環行東北》等。小說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干大》，秦兆陽的《老頭劉蕩屯》，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楊朔的《月黑夜》，華山的《雞毛信》，峻青的《小偵察員》，劉白羽的《龍煙村紀事》，韋君宜的《三個朋友》等。這些活動和作品格調高昂，色彩明朗，積極向上，深受解放區人民的喜愛。

　　戲劇方面，隨著馬健翎、張庚、鐘敬文、呂驥、向隅、崔嵬等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家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到來，延安的戲劇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劇團、劇協相繼建立，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劇社、中央劇團、西北戰地服務團、烽火劇團、西北文藝工作團、魯藝實驗劇團等團體。劇種不斷推出，劇目紛紛上演：秧歌劇《兄妹開荒》《牛永貴受傷》《女狀元》《夫妻識字》《一朵紅花》等；平劇《三打祝家莊》《史可法》《難民曲》《岳飛》等；歌劇《白毛女》《劉胡蘭》《赤葉河》等；話劇《把眼光放遠點》《十六條槍》《糧食》等。這些劇目，生動形象地反映了邊區軍民打仗、生產、學習和生活的情景，頗受群眾歡迎。

　　音樂方面，隨著大批知識青年和音樂工作者匯集延安，各種音樂團體紛紛建立，音樂創作熱情十分高漲，音樂演出此伏彼起，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音樂界救亡協會、延安合唱團、魯藝音樂工作團、延安青年歌詠團、延安中央管弦樂團等音樂團體。創辦了《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樂》等音樂刊物。創造了包括《黃河大合唱》《延安頌》《勝利進行曲》《游擊隊歌》《軍民進行曲》《“九·一八”大合唱》《八路軍的鐵騎兵》《官民團結一條心》《勝利歸來》等一批優秀作品。音樂工作者們的演出和作品內容健康，旋律優美，在群眾中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美術方面，隨著蔡若虹、張諤、華君武、古元、張望、王曼碩、王式廓、王大化、馬達等一批美術家和美術工作者的到來，延安的美術活動也迅速開展起來。他們建立美術團體，如陜甘寧邊區美術工作者協會、大眾美術研究會、延安D.H.畫研究社、魯藝美術系等。他們組織美術展覽：1938年9月20日，魯藝舉辦“九一八”紀念展覽會，展出木刻、漫畫、攝影作品等數百幅，觀眾達3000人。1940年6月，魯藝為慶祝建院兩周年舉辦美術展覽，展出了一批連環畫、工筆畫、木刻和雕刻作品。1941年1月，在延安文化俱樂部舉辦了“魯藝美術工場首次展覽會”，共展出木刻、繪畫、雕刻作品100余件。美術家們還創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和生產的連環圖畫，包括人民領袖像、連環故事畫、抗日英雄和勞動英雄像、歷史畫、招貼畫、工藝圖案等。延安美術內容豐富，形象生動，非常適合群眾的審美取向。

　　(二)延安文藝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延安文藝以其轟轟烈烈的活動，全面豐收的創作和嶄新的風貌，譜寫了中國現代文藝史上的一曲壯麗、感人的樂章。它的歷史地位和意義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延安文藝確立了工農兵文藝方向，發展了革命文藝理論。文藝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復雜的問題。在中國，歷代進步的文人都思考過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觀點；在國外，從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美學家、思想家，都接觸過這個問題，也設計過一些解決方案，但都沒有找到真正解決的路子。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總的說，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問題沒有引起普遍而認真的關注，這是與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眾沒有地位相聯系的。“五四”以后，開始提出這個問題，二三十年代，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當時政治環境的限制，未能明確解決文藝與群眾的關系。在蘇區盡管條件好了一些，但由于地域性小，戰爭連綿，文藝的發展受到限制，而且蘇區存在的時間不長，所以也沒有系統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歷史把中國革命的發展推進到延安時期，在革命根據地鞏固、經驗積累、人才聚集的條件下，才使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得以明確地解決。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在中外文藝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精辟論述了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這個曾經困擾過許多人的問題。這時，“群眾”有了明確的界定，是指工、農、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而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從而確定了革命文藝的新方向，指導著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和活動，這是文藝思想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如何實現這個方向呢?方法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關鍵是文藝工作者思想感情的工農化，與群眾打成一片。有了這個根本的變化，寫什么，怎樣寫，為什么而寫，即文藝的內容、形式與寫作目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較好的處理。為了完成這個改造舊的思想感情的任務，必須深入群眾和學習馬列。毛澤東的這一完整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的產物，也是中國革命文藝經驗不斷積累的結果。毛澤東文藝思想是延安革命文藝運動中在理論上最高成果，特別是工農兵文藝方向的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我國革命文藝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同時，其他方面的革命文藝理論也獲得了全面的、長足的發展。比如，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文藝與革命的關系問題，魯迅研究，以及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專門性問題的研究，也都是有成績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延安文藝工作者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使思想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延安文藝運動有了正確理論的指導，才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同時，這些新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因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確立了工農兵文藝方向，就成為延安文藝第一個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也是延安文藝與歷史上任何文藝的根本區別之一。

　　第二，創造和積累了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豐富經驗，為抗日根據地的文藝運動提供了借鑒。延安是革命的中心，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這里領導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因此，延安的一切工作對各解放區都有著重大影響。同時，延安還為其他根據地培養和輸送了各方面的干部，這就使延安文藝運動的經驗及時向其他地區輻射，指導那里的文藝運動不斷發展。這些經驗，包括開展群眾性文藝活動、文藝工作者與群眾結合、編印文藝刊物、群眾性寫作、文藝組織的建立以及一些文藝作品的樣式等方面。例如，延安創造的街頭詩運動，推廣到了各解放區；延安有“蘇區一日”“五月在延安”的寫作運動，在冀中則有“冀中一日”的寫作運動；延安有許多文藝社團，各根據地同樣也有許多詩社、文研會之類的組織，有的還是延安的分會。甚至，關于黨領導文藝的經驗，也在各解放區推廣，如召開過各種文藝座談會，組織各種文藝工作團、俱樂部、劇團，組織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進行文藝整風，以及召開文代會等。當然，在各解放區也有不少新鮮經驗被延安文藝工作者學習。另外，延安文藝的經驗，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也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延安文藝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藝家，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延安文藝時期，是一個出人才、出作品的時期。許多三十年代活躍在文壇的文藝家來到延安這個革命的大熔爐后，經過學習和與工農兵結合，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想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創作出了一大批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全新的作品。

　　同時，在延安文藝運動發展過程中，我黨還培養了一大批新的文藝家，也涌現出了一批表演藝術家。他們都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才華。延安文藝家就是由這新、老兩部分文藝工作者組成的浩浩蕩蕩的大軍。這些文藝家，在延安時期對革命文藝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有的轉戰到其他解放區，在新的環境中做出了新的成績，一直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后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文化部門、各地作家藝術家組織中，都有延安文藝家擔任領導工作，為新中國文藝的建設和發展辛勤工作著。

　　另外，延安時期還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為當時和以后的群眾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精神食糧，這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要、陶冶了情操，而且發揮了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的戰斗作用。

　　總之，延安文藝培養了眾多的人才，創作了大批作品，這是延安文藝重大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四，延安文藝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引起許多國外人士的關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延安文藝以它那廣泛的群眾性和健康清新的藝術作品，早就引起許多國際友人的極大興趣，不斷著文向全世界介紹。最早是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斯諾進入陜北采訪，1937-1938年在英國和美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在上海出版中譯本時改名為《西行漫記》)。該書第一次把黨領導的革命和延安文藝在世界上做了介紹，并且談到了成仿吾、丁玲和危拱之的情況。

　　接著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蘇聯紀錄片攝影師卡爾門等，在他們的采訪報道中，都涉及延安的文藝活動，這就使許多國家的人民知道，在中國大西北的一角，有一塊革命根據地，有人民的新文藝。1944年10月，美國記者及劇評家愛金生訪問延安，對秧歌劇極為稱贊，說延安戲劇給他極深刻的印象，他還研究了延安戲劇工作者與美國戲劇工作者的聯系問題。蘇聯在對中國革命支持的同時，對延安文藝活動情況也做了較多報道，《消息報》還刊發了延安的劇照。有些作品，如肖三的詩等，也被蘇聯翻譯介紹。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在世界上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早在1946年，朝鮮、日本就有了《講話》的譯本和介紹文章。日本學者阿部幸夫說：“《文藝講話》剛一傳到日本，立刻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印度和東歐一些國家，對《講話》的譯介就更多了。延安作家的作品(小說、戲劇、美術、音樂)也在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及日本出版。還有不少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收集資料，去延安參觀訪問，潛心研究延安文藝。在日本，有相浦果對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大昭正博對何其芳的研究。在美國，有羅伯特·佩恩對何其芳作品的研究，海倫·斯諾則撰寫了關于延安戲劇的論文。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室在論文中說：“延安是中國文學家、革命家的故鄉，對于通過延安文學接觸到中國革命史的我們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延安也是故鄉。”日本福岡女子大學教授秋吉久紀夫在《華北根據地的文學運動》一書中，有許多篇文章是關于延安文藝的，對民眾劇團、魯藝及當時的文藝運動情況，都有論述。他還直接來中國訪問，與延安作家和延安文藝研究者座談。這一切都說明，延安文藝產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具有世界意義。

　　第五，延安文藝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延安文藝是“五四”以來新文藝的合乎規律地歷史發展。如果沒有以前“五四”文藝、二十年代文藝、三十年代文藝，以及蘇區文藝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鍛煉出的革命文藝隊伍作基礎，延安文藝就不會取得那樣輝煌的成果。對歷史經驗的繼承是文學藝術發展的規律，延安文藝自覺地運用它，對過去的文藝經驗根據現實的需要加以分析和選擇，吸收其中有益的養分，并且加以發展，這就使延安文藝少走了彎路，增強了活力，以嶄新的面貌較快地發展起來。同時，延安文藝還具有開創未來的意義，它為新中國的文藝培養了人才，提供了經驗，特別是延安文藝中確立的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方向，成了新中國文藝健康發展的指針。延安文藝的精神實質，基本經驗都是常青的，必將永遠作為寶貴的文化財富被我國未來的文藝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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