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華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 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

　　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

　　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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