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世界讀書日又要來了。當我們捧讀一本好書時， 應該感恩那些給我們出版好書的人。著名的出版家鐘叔河先生一生編書，孜孜不倦。他的學識令人佩服，膽識和勇氣令人敬重，總結的對人生和出版的真知灼見，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

　　謝明

　　1. 家里有“躲生日”的傳統

　　鐘叔河先生，生于1931年，今年即是九十華誕。但先生說，我不做生日，我家里有“躲生日”的傳統。

　　“祖母生父親的時候難產，父親的生日就是他的‘母難日’，所以他每逢生日便要躲。他是教書先生，很多學生知道他的生日，每逢這天他就外出。七歲那一年，正好是抗戰開始，我該進小學了，父親第一次帶著我外出‘躲生日’，我們逛到老長沙中山西路那一帶，他指著后來叫做中原公司的那片地方對我說，這就是我以前讀書的地方，叫做時務學堂!”

　　時務學堂，這是醞釀過中國近代史上一場驚心動魄大變革的學校。因此，鐘先生說他父親是梁啟超的“不知名的弟子”，和蔡鍔、范源濂、楊樹達等知名弟子是同窗。這件事不但讓鐘叔河學會了“躲生日”，而且也學會了認真做事，讀書。

　　先生說，人老了會越來越懶，很多事情能不做就盡量不做。念樓的客廳里有一張臺球桌，上面蒙的布蓋落了灰，自從老伴仙去，臺球也懶得打了。生活中能簡化的盡量簡化，字也很少寫。

　　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就是書，他還在讀，邊讀邊想編輯的事情。他也在編書，編他自己的《鐘叔河集》。他還想寫，“如果還能活兩三年，就開始寫我的故事。這一次，終于可以寫寫自己了!”

　　“我現在是自由編輯!自由作者!”只要談到做書，他就會滔滔不絕。最后他甚至和在座的晚輩開起了“選題會”，頭腦風暴一陣接一陣，竟然提出了不少金點子。

　　他本來是斜坐在椅子上，后來越坐越直，眼神里爆發出熱情的光芒，如老水手見到了大海。

　　最后，他干脆站了起來，步履穩健如常。拉開窗簾，讓陽光傾瀉進“念樓”。

　　2. 好編輯從不抱怨

　　“我聽不得現在的編輯訴苦。我真是覺得，時代在進步，工作條件越來越好，空間還是越來越寬。”

　　鐘叔河先生的編輯生涯，是從報社開始的，他講了一件往事：1956年，他又看見沈從文的文章了，心里非常激動，就要求去北京找沈從文約稿，可領導就是不批準。

　　后來編輯做不成了，讀書的修行卻還在繼續。先生說，讀書也要有讀書的方式，有時得捧卷長吟，有時要掩卷沉思。如果都在手機上看，“手上無卷，又怎么能沉思呢?”

　　1979年，先生平反以后來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成了文教編輯室下屬文史編輯小組的一員。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世界叢書》。“出《走向世界叢書》，就是要推動中國快一點走向世界。”他說。

　　遇到的困難，不只是木刻本石印本要手工抄書，廣東白話猜洋文要費力今譯，內容要做提要做索引，上萬字一篇的導言要寫出質量……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一個月出一種，一年要一次出十種十二種，工作強度可想而知。

　　一年只給他四個書號，“那我等嘛，等個三四年，等書號夠了，也可以一次出個夠嘛。所以我聽不得現在的編輯抱怨什么，你說你選題好領導通不過，那就拿到別的出版社去出啊。如果你想讓選題很有把握，那就必須練出自己的真本事來。你說領導不給你自由發揮的天地，其實自由是靠自己爭取來的，辦出版社，也是如此!”

　　3. “念樓曰”就是我的讀后感

　　在出版社上班九年，鐘叔河先生做了三件大事：編輯《走向世界叢書》，將《曾國藩全集》納入國家出版規劃，推出周作人的作品。這三件事，無一不是中國出版史上開創性的大事件。關于其中的價值和背后的故事，眾人皆知。倒是他近年來的暢銷書《念樓學短》，從公版古籍中提煉和升華價值，大家知道的少。

　　傳統的公版古籍，最通行的做法是古文今譯，鐘叔河感覺這種做法看似合理，其實局限性很大，并沒有完整呈現古籍的價值。大多數古文今譯，要么是學者的著作，講究微言大義；要么是語文老師的講義，“白話古文觀止”。“我的《念樓學短》不做今譯，只寫我的‘念樓讀’。教我的外孫女讀，把它們當作文學作品來讀。里面的‘念樓曰’就是我的讀后感，我可以在里面賣點我的私貨。”

　　先生說著說著就比劃起來，興致盎然。他拿《莊子》來舉例，“讀《莊子》，我不去談什么哲學思想，按文學的讀法來讀，莊子寫得多好啊，‘運斤成風’，大斧掄得呼呼地響，一斧子砍下去，將鼻頭上涂的粉削得干干凈凈，站著的人卻紋絲不動。這得對掄斧頭的人有多大的信任啊。這就是知己，知己難得啊!”

　　他說《聊齋志異》和《世說新語》也是好東西，按他的思路來“讀”和“曰”，必有所成。“做好《聊齋志異》，是可以取得世界性成就的，但首先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是選的篇目要適當，選二三十篇就可以了。我最喜歡的是《黃英》，《黃英》寫得最干凈，也最美，還有《香玉》。中國古代女子沒有社交自由，言情小說中女主角只能是霍小玉、杜十娘。整天整年在大觀園般的華府里面做白日夢的蒲松齡，他寫狐貍精、花精、木精。這些其實是他幻想中的小姐丫鬟少奶奶。”

　　4. 總有匹配的文化車輪

　　對于出版的精神追求，也許《走向世界叢書》的精神追求就可以作為類比：那里面既有薛福成審視世界的理性，也有郭嵩燾洞察世界的深邃，還有梁啟超超越世界的浪漫，那便是出版精神的卓越之處。

　　鐘叔河先生說郭嵩燾是翰林，是舊體制里培養出來的最高級的知識分子。一百多年前，他能第一個站出來說舊文化不如西洋文化，第一個像毛澤東說的那樣，首倡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舊體制應該做徹底而系統化的改革。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飛躍，這需要驚人的信心和勇氣的。

　　郭嵩燾是對的，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永遠不會逆轉，包括出版。

　　做出版，首先得是把讀書當成最高生活的人，“我經常說，一個人要做出版，第一就要想著多出自己愛讀想讀的書，不要想升官發財。我們因為熱愛書，才來選擇出版這個職業，愛就是理想，你熱愛的，讀者也會熱愛。”

　　其次他得把出版當成最高理想。既然社會環境和文化整體上永遠都在進步，那么出版的追求就沒有理由去倒退，“富民政策會讓物質生活極度豐富，富足就會有更多的文化要求。文化需求中大部分人看的是通俗文化，他們看的是消遣，要的是快感刺激。但總有一部分人不會停留在文化的溫飽層次上，他會有更多的思索。我堅信這點，物質財富在飛速進步，總有和它匹配的文化車輪。所以說物質進步是前提，沒有飯吃的人是不會看書的，看書就讓一部分先進的人有了思想要求，人們必然追求廣闊的精神世界。當然，人和人區別很大，就像赫胥黎說的那樣，人和人的區別，比人和猿猴的區別都大。有的人其實是很淺薄很庸俗的，他不會因為讀了個大學，就是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我講的知識分子是要有擔當，有參與，有追求，有情懷的那類，他們是追求社會進步的人，追求文明和正義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這才能叫做知識分子。”

　　5. 涅槃為一種求索精神

　　這便是九旬鐘叔河先生內心追求的澄明，他也堅信這澄明的追求，應該引領一代出版人去超越另外一代出版人。“應該是一代勝過一代，新一代編輯一定要勝過我們這一代編輯。”

　　“當然我也不是說每一個新人都會勝過每一個老人。莊子在我們之前幾千年，我們有誰能勝過莊子嗎?我快走到終點了，你們還有好幾十年，再給你們幾十年，能寫出《莊子》嗎?”

　　大多數出版人會追求行之有效的經驗和手段，這樣他們會無愧于這份職業帶來的責任。

　　只有少部分出版人會從經驗和手段中，提煉出自己的出版理念，用這理念做成衡量萬物的尺度，并長效地輸出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

　　僅有極少數出版人能將這理念，涅槃為一種求索精神，這種精神，才是出版人薪火相傳的真正財富，它也將匯聚為民族復興與富強之路上的精神財富。

　　這便是九旬鐘叔河先生抵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