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學人的身影

——紀念羊春秋先生

　　孟澤

　　1. 10歲進楊塘書院， 有“神童”之譽

　　先師羊春秋公離開我們20年了。20年來，似乎一直沒有時間，也沒有莊重平和的心情，懷念自己曾經親近了差不多20年的老師。清夜捫心，慚愧于自己的麻木，更驚恐于日常生活殘忍的瑣碎。

　　羊先生湖南邵陽人，字子高，曾署公羊，1922年生，幼讀《唐詩三百首》《聲律啟蒙》《龍文鞭影》，讀四書五經。在《我的文化搖籃——楊塘書院》一文中，羊先生自述，四書五經除了《禮記》只讀過《曲禮》《檀弓》，《易經》只讀過《文言》《系辭》外，其余都是點過背過的，十歲進家鄉楊塘書院，他是書院年齡最小的學生，卻屢屢以壓卷的文章讓他的老師曾仲溫先生濃圈密點，當眾評說，故有“神童”之譽。在書院，經過“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三六九作文”的嚴格訓練，打下了較深的舊學基礎。

　　1943年進入“國立師范學院”時，羊先生已有文名，1942年在《大剛報》上發表小說《麻三老子》，這算是他的處女作，1944年與王天石合作在公益書局出版《詳注古今愛國絕句選》，由此可見他的早熟與早慧。

　　讀書期間，以青春的熱血而憤慨于山河蒙塵、民生困苦，羊先生參與了抗戰及湖南的解放事業，以“秀才”之身卻一度戎行，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湘中游擊支隊名聲在外的成員，曾以“政治土匪”的名義被懸賞通緝過。

　　解放初期，羊先生在武漢的中南行政區教育部工作，1957年考入華中師范學院“元明清文學研究班”，兩年間從馬宗霍、駱鴻凱諸大師游，得以窺知“章黃學派”的治學門徑。畢業后，任職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

　　1978年，羊先生應聘為湘潭大學中文系主任，先后主編《歷代論詩絕句選》《歷代論史絕句選》，個人撰著《唐才子傳校箋》《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元人散曲選》《明詩三百首》《元明清散曲三百首》，點校《宋十大名家詞》，輯注《李群玉詩集》，主持或參與整理《曾國藩全集》及其他湘籍文獻，撰寫《唐詩百講》《唐詩評譯》《散曲通論》《孔子家語注譯》《領略傳統學術的魅力》，晚年將數十年的詩文寫作，整理為《迎旭軒韻文輯存》與《春秋文白》出版。

　　2.學界詩人，詩界學人

　　在湘潭大學的20余年，是羊先生在學術事業上建樹最多的時候，也是他真正確立在湖南乃至全國教育文化領域重要地位的時候。

　　很多年前，我曾經應《古典文學知識》的約請，為時年七十歲的先生寫過一篇題為《學界詩人，詩界學人》的“學者列傳”，對他的學術個性和特征總結為三點：第一，對“博”與“約”的辯證掌握。第二，對“文”“史”的通觀，懂得經學，熟悉諸子，對樸學不陌生，所謂“識得字”。第三，治學與創作兼通兼得。

　　羊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內容覆蓋了古代中國文學的大部分，從屈賦到唐詩宋詞元曲，包括戲劇小說，都有撰述，多所用力的則是唐詩與元人散曲，某些方面的研究具有拓荒的性質，譬如散曲(大元樂府)，譬如晚唐詩歌中的杜荀鶴、李群玉研究，因此得以主壇“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散曲研究會”多年。

　　散曲內含著一種特殊的美學，呈現的是一個特殊的精神世界，喜怒哀樂不得其“正”，王國維從中看到了一種真正通向市井、能夠與市井接洽的語言與氣質。羊先生把握了這種美學，并且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種美學。

　　現任中國散曲研究會會長趙義山教授在《筆挾幽憤存騷雅——讀羊春秋散曲》中說，羊先生的散曲創作，“取得了可與元明諸家比肩的成就”，“羊先生的散曲，在憤郁之情的抒寫中繼承了中華文化的騷雅傳統，彰顯著志節之士的正義立場，發揚著元代散曲的諷世精神……其情深意摯，氣豪境闊，語雋律熟，就其整體成就而論，不僅是湖湘古今曲壇巨擘，而且也是20世紀中國曲壇上難得的大家之一”。啟良教授對此的解讀更加深入。他說，羊先生的散曲“雅俗無間”，打通了雅俗，大雅大俗，大俗大雅，渾然天成，不著痕跡，而并不是所謂的雅中有俗、俗中有雅。

　　我想，啟良教授所說的“雅俗無間”，應該是基于羊先生的某種特別的人格與精神氣質，特別的見識和教養，特別的夢想與光榮，特別的痛苦和悲傷。

　　3.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能投身，又能超越

　　我最近從《春秋文白》里讀到羊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水深火熱的日子里》，這是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請原諒，我之所以現在才讀到，是因為當學生的都不免有要逃離自己老師的傾向，我也不例外。我曾經害怕羊先生的思維方式和文筆對我形成太大的影響，以致壟斷了我，決定了我。還有，我們一般人都會有一個通病，以為自己愛的人，自己的親人，自己身邊的人，自己最熟悉不過，用不著去太多關注，更不想去打探。其實，最熟悉的人往往最不熟悉。彭燕郊先生去世后，我曾經去看望彭先生的夫人張老師，她在病房里正拿著彭先生的詩集在讀，她說：彭老師真有你們說的那么好嗎?她不敢相信，她的身邊生活著的、大部分時間抬不起頭來的、平生屈辱遠遠多過光榮的這個人，原來居然是那么偉大的一個人，一個不朽者。

　　從羊先生的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知道，他曾經那樣倔強地反抗，替自己辯護，他果然是一個邵陽人。但是，后來，他不得不有所轉變，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像元曲一樣的方式——玩世不恭、莊諧雜陳地去適應這個世界對他的摧殘。他從來沒有和我說起過這些事，在我面前，他總是一副光明的人間美好的樣子，一副陽光燦爛、溫柔敦厚的慈悲樣子，看不出作為邵陽人的性情上的陡峭與崖岸。讀了這篇文章，我現在懂得了，一個看上去唐詩般明媚、宋詞般溫柔的人，為什么會在散曲創作上人稱“獨步”。也許，還不得不說，是元曲拯救了他，元曲的世界拯救了他的心靈，讓他隱忍著、光明地活下來。

　　羊先生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既能投身，又能超越的，既高蹈遠舉、清高自重，又可以泯然無我接地氣的。

　　更加重要的是，他一直以顧炎武的一個說法作為自己為人為文的依據：“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論今。”這其實也是一個沉淀著不止一代文人士子知行體認的說法，某種程度上接近于信仰。《迎旭軒韻文輯存》《春秋文白》，便是羊先生在此種精神和價值目標下順理成章的收獲，也是他可以稱為一代學人的重要標志。

　　從這里，我們也大致可以懂得，羊先生所從事的學術，并不是如今為了管理的方便確立的所謂一二級學科可以范圍的某種專門之學，所謂文學也不止是獨立的審美知識，而有著更深遠的關涉與含納，關涉乎“修齊治平”的抱負和理想，含納“體國經野”的胸懷、思維與熱情。

　　4.羊先生的寬容和寬松

　　與學術上的口碑相比，羊先生數十年杏壇垂教有更多佳話。

　　他長于記誦，敏于新知，即興發言、立論、吟詩作賦的能力，具備古人所謂“倚馬可待”的功夫。弟子們無不驚訝于他學無涯涘的淵博與手到擒來的敏捷。上世紀80年代，羊先生帶領自己的研究生游學江蘇、湖北，在揚州師范學院(現揚州大學)作講座，講到窗臺上都爬滿了學生，在武漢師范學院(現湖北大學)舉辦的“全國高校教師元明清文學講習班”上，羊先生應邀講演，一張紙不帶，全憑記憶，侃侃而談3個小時，出口成章的大部分是古詩文，結果自然“下不來臺”，只好再講3小時，依然是一張紙不帶。此事是我親歷，情景至今猶在眼前。我之貪慕三尺講臺上的那一點虛榮，也許就是受了此種情景的蠱惑。

　　羊先生指導學生屬于“寬松”一路，他不會要求你一定要研究什么，他不會給你的畢業論文命題，他甚至從來不去誘導和規定自己的學生將來的從業。我所記得的他唯一給出過的規定動作，是要求我們必須做得好文言文和舊體詩，為此不惜反復檢測。所以，及門弟子大多有此一門手藝，我的師兄如熊治祁、沈家莊、李克和、顏家安等，練就的一手古文和舊體詩，漂亮得常被身邊的人視為唐宋中人。

　　羊先生對學生的來路也并不“唯學歷論”。1979年他在湘潭大學指導的第一屆研究生，其中就有沒讀過大學本科的高中畢業生和大學剛讀了一年的新生，但就是這樣的學生，不僅日后成為自己所在業界的“聞人”，卓有建樹，還在羊先生門下就讀時，就能夠接二連三地把長篇論文發表在今天很多大學高額懸賞、獎勵教授們去攻占的所謂“核心期刊的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上。

　　羊先生的寬容和寬松成就了我們的自由和放肆。我的師兄師妹日后不少從業于教育文化界，卻至今很少按照流行的“行情”和“規矩”去經營自己的事業，以賺取曾幾何時開始日益深入人心的“數目字經濟”——“頭銜”“排名”“項目”或“獎勵”，而是我行我素的多，有的甚至敢于“述而不作”“不求聞達”，純粹以飽讀詩書方可能陶鑄出來的氣質、風度、修養示人。

　　概而言之，僅就對湘大、對湖南的貢獻而言，在羊先生手下，誕生了一個學會——中國韻文學會，出版了一個刊物——《中國韻文學刊》，組織了一個學科和院系，成就了一批學生。

　　一個人的生命很短暫，能夠做出來的事情不會太多，羊先生顯然做出了不止一個人的成就，這些成就讓我們至今受惠，我們真是有福了。

　　5.懷念先生對于我來說，依然是一種求知

　　而羊先生畢生以之的堪稱廣大的學術和創作世界，不止是一個值得我們解讀的案例，更有一種值得我們今天仰望的高度。

　　遙想很多年前，年少輕狂的鄙人，據說因為復試時一篇抒情言志的小文讓羊先生青目，故而獲得入室求知的榮幸，可是及門之后，我讀得更多的，卻是奧古斯丁、黑格爾、薩特、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羅素之類，對此，羊先生不僅不作干涉，反而多所鼓勵。也許是如此閱讀的結果，我從此之后的文章便一直沒有“行云流水”起來，而是充斥著翻譯體的滯澀，充斥著所謂“邏輯的艱辛和痛苦”。我甚至沒有成長出吟詩作詞的嗜好和習慣，風云世界于我仿佛天聾地啞，良辰美景于我常常是“苦悶的象征”。每念及此，我就不得不告訴自己，羊先生的人格與精神世界，對于我來說其實多少還是隔膜的，我并不怎么真正懂得羊先生的憂樂欣戚，也未必懂得他在屬于他的時代的言動應對。

　　庚子中秋，玉宇澄澈，月光如水。“人生幾見月團圞，去日堂堂兩鬢斑。夢里不堪垂老別，醉中猶喚裹尸還。十年甘受千夫指，九死難忘一寸丹。且作婆娑長夜舞，為留清影在人間。”這是先生收錄在《迎旭軒韻文輯存》中的中秋節賦詩《癸亥中秋偶成》，作于1983年。詩中展露的是怎樣的“士子”之情和家國之思，我們似曾相識，然而，或許確實有點不明所以了。是因為我們擁有了新的文化身份和立場，還是因為我們數典忘祖，從知識到教養到抱負，早就自我斷送了與羊先生那一代學人對話的資格呢?

　　我知道，我必須用更成熟的思考，才可能澄清自己的疑惑。我也知道，懷念先生對于我來說，依然是一種求知，而不止是傾訴和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