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高安

　　10月29日，因疫情推后的第23屆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節，在城步苗族自治縣長安營鎮十里長寨開幕。長安營，一個海拔1300米、相距京畿之地幾千公里的湘桂邊境小鄉村，又一次登上熱搜。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越城嶺、雪峰山兩座山脈，斧鑿在湖湘大地。兩山交匯在城步苗族自治縣，這里是湘桂黔三省交界處，湘西南的最西南，重巒疊嶂，地勢險峻；長江水系、珠江水系均有涉及。令人奇怪的是，長安水、牛石水、橫坡水等5條溪河，呈東南向西北流出，形成典型的逆流“反水”。

　　俗話說喝“反水”易生“反骨”。面對歷朝統治者的苛捐雜稅、壓迫奴役，苗、瑤、侗、漢同胞生死相搏，從不屈服。史載，公元225年至清末1700年，以長安營為代表的城步苗瑤侗起義、反抗達100多次。其中明清兩代500年，起義56次，平均9年多就有一次，遠超全國苗區“50年一大反”的歷史頻率。

　　從縣城經丹口鎮，一路奇峰連綿，峽谷林立，劍茅簡直刺破車窗，搖晃70公里，到得長安營。這里是海拔1300米的高山臺地、雞鳴三省的“楚南極邊”，更是“控引黔桂，襟帶湖廣”、鎖住咽喉的兵家必爭地。東部懸崖峭壁，西邊古木參天，南有川隘險阻，北依蘭頭坳雄關，長安營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粟賢宇在長安營發動起義被鎮壓，清廷就湯下面，移寶慶理瑤同知署至義軍“首都”長安營。長安營設游擊一員、守備二員、同知廳把總一員、江頭司巡檢一員，常駐旗兵一兩千，高峰期8000人，重點監管湘桂邊九峒苗瑤民眾，防止謀反。

　　又三年，清廷在長安營筑城。城區6平方公里，東、南、西三門把關，11街8路4巷縱橫交錯，游擊署、千總署、守備署、把總署等10多所官衙充斥其間，人稱“寶慶二府”。

　　繁華已去，遺韻裊裊

　　一息尚存，文明便有印跡。漫步長安營，只聽口音，你就會感覺到，此地方言與城步縣城以及周邊地區存在較大區別。

　　我跟村支書蔣學文交談，沒有絲毫語言障礙。如他說“去(qi)玩”，與普通話區別不大；“吃什么菜”跟普通話沒有區別，而城步話卻講“呷(恰)么噶菜”。老蔣介紹，長安營全村830多人，涵蓋苗、侗、滿、瑤、漢等民族一二十個姓，祖籍來自各省市，但滿族只留藍佑樂、藍佑喜兩戶，兄弟隨母族。藍佑樂對我說，母親姓關，正宗滿族鑲黃旗后人，幾年前80多歲逝世。她的太爺爺從北京調到長安營做千總(相當團長)，全家隨軍。官衙裁撤，全家未回原籍，成了當地人。

　　藍家堂屋嵌著幾塊石板磚，我猜是遺物，老藍連忙點頭。老磚鏤空雕花，古樸厚重，可見昔日古城一斑。藍佑樂翻出一本《長安營童謠集》，并用長安話念了一首《liào(甩)手手》歌：“liào(甩)手手，街街走，撿錢錢，打酒酒。”這liào字，就是北方話“撂挑子”的撂字。《紅樓夢》等古籍常用這個字。

　　長安營設衙的170年間，滿族將士與四方調來的將士，帶來南北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方言是解讀文明的鑰匙。據1931年《湖南各縣調查筆記》載：“長安營語，通行于橫嶺鄉(今長安營鄉和巖寨鄉)。長安民眾多由各省各縣移入，因該地舊為營地，所有巡檢、游擊、千總、把總、弁兵等，均為外地人，而籍其地者，故成一種會合。語頗清秀，為城步冠。”

　　長安營話既有點像北京話，又帶長沙腔，既像通道、靖州話，又帶點貴州腔、桂林腔，可謂南腔北調，秀氣文雅，語調平和，悅耳動聽。語言學家考察認定，長安營話系“西南官話”的一支。相對上世紀下半葉，從大城市移居邊地的大中企業(如二紡機廠從上海遷駐邵陽市)，軍事移民而致長安營“小社會”，規模、特色和影響更大。

　　語言是文明的活化石。聽長安營人交談，仿佛置身境外“華僑”群體，藕斷絲連，根在說話。

　　最有嚼勁的“楓景”

　　長安營，特指長安營村，泛指340平方公里、11個村的長安營鎮(鄉)。從古城出來，幾公里便是大寨村，這是一個侗寨。鼓樓高聳，涼亭屹立，吊腳樓鱗次櫛比，薩壇(侗民祭祀始祖母薩歲的圣壇)神圣而獨特。

　　搶入眼簾的，是建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的風雨橋——回龍橋，跨溪而立，亭廊連貫，重檐翹角，30多米長的古橋，精巧得無需一顆鐵釘。

　　過橋一兩百米，我們爬上一處千年古杉坡，坡不高不大，38株古杉密密麻麻，樹高幾十米，伸入云端。我們競相張臂，兩三人或五六人才抱住一棵：“都是幾百上千年的老古董呀。”一株古杉，30多米高，七八米胸圍，虎踞村頭，佑寨千年。據林業專家考證，此屬東晉年間(317-420)人工栽培杉，已有1600多年，將林學界原認為我國人工植杉始于唐代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往前推移了400多年，稱之“綠色文物”一點都不過。

　　長安營最有“嚼勁”的，當屬長坪村100多畝“楓景”。我一一數著這片樹林的“身份證”，千年古楓共270多棵。楓樹在苗族那是一等一貴族。傳世神話《楓木歌》，記載了人類媽媽“妹榜留妹”出身于楓木樹心的故事。城步苗民擇楓而居，栽楓而拜，祭楓成俗，已達數千年。楓樹灣、楓木坪、楓木寨、楓樹堡……苗人將楓樹視為降妖除怪、保財佑族的“風水樹”，是紀念苗族始祖蚩尤的“圣物”。以“楓”命名的地名，在城步達100多處。1934年，紅軍長征經湘江之戰元氣大傷，從廣西資源進入城步，第一站就是楓樹坳，楓樹坳護佑了紅軍。

　　有人不信狠，1958年不顧村人反對，揚起斧子向這片楓林亂砍，準備燒炭煉鋼。結果砍了3天，才砍倒一棵樹，樹倒人也倒，這個村民突然病死，苗民紛紛嘆為“報應”。

　　藏在“山歌”里的密碼

　　其實，長安營最家常便飯的，是唱山歌。苗歌、侗歌、瑤歌，排歌、盤歌、四句歌，花歌、情歌、酒歌，勸世歌、頌世歌、刺世歌……生產勞作唱，談情說愛唱，逢年過節唱，婚喪喜慶唱，戶戶飄曲，人人歌手。

　　湘桂邊苗區的“六六山歌節”，發源地就在長安營。原來，乾隆五年(1740)農歷六月初六，粟賢宇義軍在長安營各個山頭明唱山歌，暗布天羅地網，伏擊官軍大勝，斬殺千總、把總多人。追溯當地幾次大起義，戰場引歌為號，歌聚軍心，奮勇殺敵，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六月六山歌節”。

　　山歌唱什么呢?

　　“高山高嶺種高粱，高粱釀酒自然香，好酒不過高粱酒，好妹最是長安營……”歌聲表達對長安營山水之美、豐收之美，及其“烏托邦”式眷戀。

　　“長安水，日夜流，流不盡的淚和仇。苗瑤不甘受欺壓，高舉義旗爭自由。吃辣要吃朝天辣，苗侗好漢不怕殺。砍倒官家高枕睡，頭落不過碗大個疤……”歌聲宣泄對封建統治者欺壓盤剝的毅然反叛，以及誓死護家保院決心。

　　苗瑤侗民心藏明鏡，歌聲裊裊顯愛憎。

　　“苗瑤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占上風……工農紅軍有希望，從此走出爛泥潭。”“苗家山，苗家水，到處的民族約起來……苗家的跳場最美，苗家的跳場最熱鬧，黨的恩情比山高，黨的恩情比水長。”是呀，這塊土地與共產黨緣分極深。1930年12月紅七軍、1934年9月紅六軍團、1934年12月紅一方面軍，紅軍三路長征都經過城步，陸定一《老山界》就是明證，“南方呼倫貝爾”南山牧場與長征密切相關。1934年12月上旬，毛澤東躺在擔架上，停留城步汀坪，心情非常沉重，對長征受挫、湘江戰役失敗進行反思，促成咫尺之隔的“通道轉兵”。

　　1934年12月10日至12日，紅一方面軍一、三、五、九軍團各一部，大部隊過境長安營鄉長坪、大寨、巖寨一帶。此后十多天里，紅軍傷病員、零星部隊到達長安營。紅軍宣傳革命和抗日，打擊土豪劣紳，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苗瑤侗民冒險為紅軍帶路遞信、挑擔送水、救死扶傷。白色恐怖下，汪家洪、龍考秀、游慶美、殷杏村、吳光耀等長安營百姓，毅然收留紅軍傷病員，傾囊救治或偷偷安葬……

　　百姓與紅軍，免不了教唱山歌、學唱山歌，以歌抒情明志，傳遞軍民魚水情。山歌通俗率性、朗朗上口，契合了苗瑤百姓愛憎分明、“一根腸子通到底”性格。

　　長安營獲評“中國傳統村落”

　　城步苗族古屬熊溪蠻，為湖南苗族五溪蠻之首，秦漢時為避戰亂南遷至此山高貧瘠之域。其服飾以藍黑為主，顯忠厚低調和順本性。但封建統治者容不下他們，土地兼并，苗瑤失地，苛捐雜稅，差役過多，沒有活路時，他們只有拼死反抗。只有共產黨才使苗瑤侗民徹底解放，過上好日子，才使長安營建設成了“奶業之鄉”“蟲茶之鄉”“旅游之鄉”“延季蔬菜之鄉”，才使民族風情風俗、紅色人文精神與綠色生態文明相得益彰。2019年，長安營蟾宮折桂，獲評“中國傳統村落”。

　　特別是城步縣委、縣政府在長安營設立的六月六山歌節，已升格為中國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節。每年農歷六月六，城步、綏寧、通道和廣西桂林、龍勝等地各族同胞，齊聚長安營參加山歌節。長安營山山嶺嶺，古樹溪畔，田間溝渠，鼓樓涼亭，風雨橋上，時時有歌者，處處顯歌聲。今年疫情暴發，許多活動減省，唯“六月六山歌節”推后舉行。

　　歌為心聲，山歌純真。長安營山歌彰顯苗瑤侗民的勤勞勇敢、熱情憨直和血性擔當，隱藏著古城塵封待掘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