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勇

　　2020年11月12日，我有幸與黃詩燕同志生前的親友和同事一道，赴北京到中央電視臺參加《時代楷模發(fā)布廳》節(jié)目，現(xiàn)場見證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其“時代楷模”稱號的發(fā)布儀式。轉眼間，詩燕書記離開我們已整整一年，回首往事，他音容宛在、笑貌依然，令人感慨萬千。

　　他特別喜歡《資治通鑒》

　　記得他曾在一次閑聊時說起，自己出生時已有三個哥哥，父母很想有個女兒，遂為他取名“詩艷”。家里日子過得很苦，哥哥們勒緊腰帶幫著父母供他讀書。在學校，他清晨起、深夜睡，進書館、攻專業(yè)，拜老師、訪學友，度過了艱難的求學生涯。他未滿16歲就完成了高中學習，未滿19歲就以優(yōu)異成績從湘潭農(nóng)校畢業(yè)。高三時，他引用唐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自己改名“詩燕”。一字之差，既清新脫俗，又借詩言志，很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他參加工作第一站是攸縣蓮塘鄉(xiāng)政府。在這里，他如饑似渴地向書本學、向領導學、向同事學、向群眾學，迅速完成了從學生到干部的轉變。不久即因為業(yè)務拔尖，選調到縣委辦工作達10年之久，一直沒有離開辦公室最為辛苦也最鍛煉人的文字綜合工作崗位。期間，他撰寫的文章曾先后獲中央政研室、新華社《內參選編》刊登。

　　詩燕書記非常愛學習，業(yè)余時間除了讀書和散步，幾乎沒有別的愛好，每天堅持讀書兩小時的習慣一直伴隨終身。在我印象中，他特別喜歡《資治通鑒》，經(jīng)常在散步時給我們講其中的一些經(jīng)典，為我們闡釋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有一次講干部工作時，他大段背誦《資治通鑒》，“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除背誦一字不差外，還逐字逐句講解，博聞強記令人嘆為觀止。

　　他常說，當干部就要“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補什么”，既要精心鉆研業(yè)務，當好各個階段所處崗位的“專才”；又要廣泛涉獵，成為善于處理各類復雜問題的“通才”。他曾向我們回憶當年從攸縣城關鎮(zhèn)黨委書記崗位上，被提拔擔任茶陵縣法院院長的往事。當時，他既不是法律專業(yè)“科班”出身，也沒有從事過相關工作，適應崗位成為最大挑戰(zhàn)。為履行好“判是非、斷生死”的法院院長職責，他犧牲了幾乎所有能夠支配的休息時間，就連散步時都在鉆業(yè)務、想問題，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啃”完了當時能找到的法律典籍、法律文書，迅速實現(xiàn)從“外行”向“內行”的轉變。

　　長年累月的勤學苦練，詩燕書記既具備了登高望遠的“大氣魄”，又練就了攻堅克難的“大手筆”。因工作關系，我經(jīng)常與他曾任社長、總編的《株洲日報》記者打交道。說起當年的黃總，報社記者無一不豎起大拇指贊不絕口。他們回憶，黃總任職期間，一直堅持重要社論親自執(zhí)筆、重要稿件親自審定、重要活動親自參與。面對報社同事，他謙虛地自稱“宣傳戰(zhàn)線的學生”，卻讓大家感受到真正“行家里手”的專業(yè)素養(yǎng)。黎世偉老師回憶，黃總審稿很認真、很細致，常常一字一句的更易，即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效。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株洲日報》創(chuàng)辦50周年大會上，他脫稿演講20多分鐘，熱情洋溢，妙語連珠，全國各地報社同行無不深深感受到他的強大“磁場”。

　　我們私底下尊稱他為“黃老師”

　　到炎陵任職后，詩燕書記更是以“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精神，積極適應新時代、新形勢、新變化，積極探索新思路、新舉措、新方法。在我們看來，詩燕書記抓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舉重若輕與舉輕若重相結合，看得準、講得準、抓得準，特別善于以廣大干部群眾喜聞樂見、易懂易記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宣講政綱、闡述理念、推動工作。聽他講話，每次都有新收獲、新感悟，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那些精妙、精準的論述，已經(jīng)成為他留給這片“紅土地”的寶貴精神遺產(chǎn)。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在就任炎陵縣委書記時的干部見面會上說，從炎帝廣場到炎帝大廟，成為炎帝“守陵人”，深為榮耀、深表感激、深感惶恐、深知責任。自己將恪盡職守，做忠誠正派的人，做扎實干事的人，做為民造福的人，做團結共事的人，做勤政廉潔的人。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九年如一日，從不敢有絲毫懈怠。

　　繁忙的工作之余，詩燕書記經(jīng)常找干部談心，既談做事的方法，也談做人的感悟，我們都喜歡私底下尊稱他為“黃老師”。2017年3月我調任縣委辦常務副主任，由于擔心自己年齡偏大、能力不足，向書記說出了心中疑慮。他當即從親身經(jīng)歷講起，提出辦公室干部要做到“四個來”：“黃河之水天上來”，要接好“天線”，把握大局大勢，參到點子上，謀到關鍵處；“為有源頭活水來”，要接通“地氣”，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一線的生動實踐中汲取智慧；“梅花香自苦寒來”，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把崗位當事業(yè)，把職責當使命，吃苦耐勞，砥礪奮進；“不盡長江滾滾來”，要聚焦重點、熱點難點，多出好思路、多想好點子、多寫好文章，最終通過“有為”實現(xiàn)“有位”。一席話，幫助我樹立了信心、燃起了激情、指明了方向。

　　我還記得，縣委十二屆三次全會召開前夜，詩燕書記逐字逐句審定大會報告。通讀一遍后，他提筆在總結部分改了幾個字，7個小標題都扣住“進”字作為關鍵詞。這么一改，既精準，又易記，立馬就形成了一條貫穿全文的主線。改完后，我們從辦公室出來到縣委大院散了幾圈步，他興致很高，以一個“老辦公室”的身份分享了他對文稿寫作的感悟。他說，好材料是“想”出來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都至關重要，沒有好的構思作為前提和基礎，后面的工作都是空中樓閣；好材料是“議”出來，要發(fā)揮團隊力量，“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通過思維碰撞產(chǎn)生智慧火花；好材料是“改”出來，初稿形成后要發(fā)揚“工匠”精神，下足“繡花”功夫，反復琢磨、反復推敲；好材料是“抄”出來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學習借鑒，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炎陵脫貧摘帽總結大會上，他向所有與會人員深深鞠了一躬

　　詩燕書記深深地愛著炎陵這片神奇的土地，就連微信昵稱都叫“黃炎”。按他的解釋，這是一語雙關，一指“守陵的炎黃子孫”，二指“姓黃的炎陵人”。他為炎陵脫貧而來、因炎陵脫貧而去，眼里看得最重的、心里想得最多的、手上抓得最緊的，都是脫貧攻堅。

　　他從說文解字的角度，提出炎陵脫貧必須做好“四字文章”：脫“貧”。“貧”，就是收入不夠、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脫貧就要以文化旅游、生態(tài)工業(yè)、綠色農(nóng)業(yè)為主導，讓群眾持續(xù)增收。治“窮”。“窮”，就是勞“力”趴在洞“穴”下，直不起腰，抬不起頭，治窮就要扶志、扶智、扶技，讓群眾的心熱起來、腰直起來、手動起來。解“困”。“困”，就是苗木四面被束縛，始終無法長大成林，解困就要精準施策，定向發(fā)力，扎實推進“七個一批”“六大工程”。擔“責”。“責”，就是“用荊條抽打，逼迫歸還錢貝”，脫貧的責任就是抽打我們的“荊條”，必須以重獎重罰鐵腕抓脫貧、促攻堅。這些經(jīng)典論述，成為之后幾年全縣脫貧攻堅的“指南針”。

　　詩燕書記是一個穩(wěn)重、內斂的人，作為曾經(jīng)的“媒體人”，除了必要的工作報道，他從不喜歡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但只要是涉及發(fā)展大計的媒體活動，他就特別重視。2017年炎陵黃桃開園，他親自審核修改宣傳稿，總結炎陵黃桃有品質、環(huán)境、技術、市場“四個好”，向全國電視觀眾為果農(nóng)“站臺”代言。就連 “炎陵黃桃、桃醉天下”的央視廣告詞，也是出自他的手筆。

　　最令炎陵數(shù)千“扶友”感動的是，炎陵脫貧摘帽總結大會上，他向所有與會人員深深鞠了一躬，動情地說，這一年，極不容易，可圈可點。最大的成就，是脫貧攻堅摘下了“窮帽”；最大的亮點，是產(chǎn)業(yè)項目打響了“品牌”；最大的突破，是改革開放敞開了“山門”；最大的欣慰，是生態(tài)建設美麗了“容顏”；最大的滿意，是改善民生贏得了“笑臉”；最大的保障，是加強黨建增強了“底氣”。他說，炎陵是“湖南的井岡山”，紅色基因世代傳承。作為共產(chǎn)黨人，要始終牢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就是為民愛民、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就在去世前10天，詩燕書記還在炎陵縣引進的首家民營企業(yè)500強項目——東方希望炎陵縣現(xiàn)代化養(yǎng)殖循環(huán)產(chǎn)業(yè)基地項目簽約儀式上致辭。他說，我們的家鄉(xiāng)、我們的理想、我們的未來，在希望的田野上。項目的落地，就是展示“希望”。這個項目寄托著鄉(xiāng)村振興的希望，將產(chǎn)生巨大的經(jīng)濟效益、社會效益、民生效益，為鄉(xiāng)村振興注入強勁動力，就是共享“希望”。東方希望集團的龔總曾用“一見如故”來形容詩燕書記，在項目洽談過程中，作為縣委書記，從選址到規(guī)劃再到正式簽約，每次他都親自參加，并且特別有親和力。幾次接觸下來，雙方都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感，為項目的落地和推進打下了堅實基礎。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直到今天，我在內心深處仍不愿意相信詩燕書記已經(jīng)永遠離開了我們。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從來沒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沉重而持久的傷悲。一年來，記不清多少次因他而落淚。就連晚上散步，也有意回避以前經(jīng)常走的那條路線，因為這里承載了太多回憶，每次路過，都是一種煎熬。斯人已逝，余音繞梁。奔騰的洣水，也永遠沖刷不走定格在羅霄山下的那些“詩”言、那些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