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大家好，本期報告的題目是《深入學習新中國史，汲取新時代奮進力量》。

　　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為什么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對中國近代史有比較全面準確的了解。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為什么說我們的傳統農業社會是高度發達的，其原因有三點：

　　第一，經濟層面。1840年以前，中國在農業文明時期的生產力是高度發達的，同時我們的農作物單產也處在很高水平。清中期以后中國的人口數量就達到了4億。在傳統農業時代，這是其他國家和地區所達不到的人口規模。此外，當時我們還有大量的農業剩余，可以用來支撐手工業、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與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力相匹配的還有我們的生產關系，這在當時也發展得非常成熟了。再看生產資料，農業社會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宋代有一句古話叫：“千年田，八百主”。它的意思是農田土地是千年不變的，但是其主人時常更變。這說明了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已經有了流動性。到了明清時期，土地的市場化程度更高了，可以自由地流轉。這種流轉不僅是所有權的流轉，其使用權也可以流轉。

　　土地分為所有權和使用權。使用權可以以承租、租佃的形式流轉，還可以轉變成永佃權。只要承租人按規定繳納租金，可以永遠租佃他所承租的土地，甚至可以繼承和轉讓。另外，在土地租佃過程中，如果土地的價值增長了，承租人還可以參與租金的分成。所以我們今天講的，農村改革三權分置，其實有很多歷史智慧在里面。

　　第二，政治層面。在傳統農業時期，中國就已經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這在古代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社會，當時的中國還實行了科舉制。這個制度是通過學習和考試來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此外，科舉制還有兩個特點：

　　一是形成了官僚集團。在封建社會，從縣官到各個部委的官員，都是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他們具有很強的專業知識。

　　二是科舉制打破了靠血緣關系統治國家的觀念。在中世紀的歐洲，很多地方都是靠有血緣關系的貴族來統治社會的，平民想要上升到統治階級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在同時期，中國的底層人民卻可以通過科舉制進入官僚集團，參與國家治理和提升個人階級。通過科舉制形成的官僚集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具有非常穩定的團隊屬性，這對國家治理來說是一種保障。另外，又由于科舉產生的流動性，使得官僚集團具有一定的活力。

　　像范仲淹就是個典型例子。他幼年生活困苦，卻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了官僚集團和統治階級，最后做到了宰相。此外，在我國古代，還有一大批有為的官員都是出身于社會底層家庭。科舉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封建社會“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情況。

　　第三，文化層面。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并帶有很強的包容性和變通性，并且是一個以道德、道義支撐的體系。儒家思想的重要特點是“入世”，所以，它作為治理國家的文明體系，不同于西方和其他社會的政教合一體系。儒家思想對君主、官吏、普通百姓，對家庭等級、倫理、秩序都有制度的約束，并且它會根據社會的變化做出相應地調整，所以儒家思想是在不斷變化的，這體現了它的變通性。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體現在其同時兼容佛教思想、道家思想，可以與其他思想融合在一起。但一些極端的觀念或者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因為我們提倡和平相處的觀念。

　　儒家思想講究“修齊治平”。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各有千秋。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人群中也會有所不同，甚至在一個人的一生中，都會在特定階段有特定思想做主導。比如，一個人年輕時，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可能占主導地位。到中年時，他可能由于一些原因以道教思想為主導。到了晚年，這個人也許會信奉佛教。

　　這就是中華文明的特點，我們可以包容很多思想，就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具有很強的韌性，同時又兼顧變通性和學習性。

　　尤其是在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在面對列強的侵略時，將我們的民族人性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始終都沒能真正地征服我們。這正是中華民族在重重困難中重新崛起，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原因。

　　客觀地講，1840年以后，中國在傳統農業文明時代積攢起來的一些文化和科技成果，在遇到了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時，確實顯現出了其落后性。在經濟層面，工業革命創造的生產力是空前強大的。就像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就讓傳統農業時代以土地、自然資源、人力和畜力為主的生產條件，在面對工業文明的機器化大生產時，不可避免地會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同時，也使得以血緣關系、等級制度和以自然、半自然經濟為特點的農業文明政治體制轉變成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建立在工業革命后，其創造的巨大生產力以及市場化的條件下的。

　　在文化層面，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后，由于市場擴張的需要，他們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也都發生了飛速發展。客觀地說，現代科學、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19世紀末，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完成工業化后，和還是以傳統農業為主的中國相比，它們是具有先進性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帶有強烈的擴張特點。所以，19世紀末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它們以剝削、壓迫，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進行全球擴張。

　　對當時的中國來講，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中，有雙重阻礙：

　　一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它們不允許中國發展起來，也不給中國發展機會。所以，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帝國主義一直在侵略壓迫中國，掠奪我們的財富。

　　二是傳統的封建勢力。傳統封建勢力沒有能力阻止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剝削。此外，它們還阻撓國內新興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人民大眾進步的步伐。

　　所以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壓迫中國人民的“兩座大山”，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兩個反動勢力。當時中國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始終是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也是革命要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通過民主革命建立一個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擺在當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從近代中國來看，傳統地主階級中出現了洋務派、改良派，但是他們并沒有解決當時中國的問題。比如，清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派徹底破產。還有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發動的“戊戌變法”也以失敗告終。立憲派最后也沒有成功。

　　雖然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國還保持著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社會基礎。而代表先進近代工業的資產階級在當時還不夠強大。因此，“辛亥革命”并不能建立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所以，袁世凱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復辟帝制。袁世凱失敗后，又有張勛復辟。在之后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時期。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沒有實現共和的愿望，他們的理念以及發展經濟實行工業化的要求也沒有實現，當時的社會反而陷入了黑暗。

　　當時社會黑暗到什么程度?我講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前幾年有一部電影《讓子彈飛》。該影片根據作家馬識途的小說改編，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腐敗黑暗情況。

　　第二個例子：毛澤東同志在《尋烏調查》中曾寫道，我就是歷來疑心別人的記載上面寫著“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確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別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細問的結果，那天是三個人開調查會，他們三個村子里都有這種事。這段話就是說，農民破產了，生活維持不下去，只好賣掉妻子和孩子，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慘狀。

　　當時的中國先進分子想解決中國的問題，想打倒土豪劣紳，想打倒軍閥，想打倒帝國主義，想建立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國家，但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資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被證明在中國行不通。在這種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一條改造中國，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道路。

　　1921年，在湖南嘉興的一艘游船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在這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用了28年時間，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國共產黨能夠建立新中國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馬克思主義具有真理性。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它大大超越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學說和理論。因為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有兩個問題解決不了：一是資本主義創造了強大的生產力，實現了工業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社會分化，形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矛盾隨著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規律，一方面是資本財富的積累，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貧困貧窮的積累，所以社會矛盾是被不斷激化的，并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成果也不是全民共享的。所以資本主義不停地出現周期性危機和生產過剩的危機。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資本主義要轉嫁危機，要把生產過剩向其他地方擴張，然后帝國主義間爭奪生產過剩的殖民地，于是爆發了大戰。二是資產階級革命理論、資產階級國家學說的本質是對外擴張。

　　而馬克思主義卻能解決以上兩個問題。第一，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并全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同時建立公平、平等的社會體系。第二，建立一個沒有民族壓迫，沒有國家剝削，沒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和平世界。

　　恰巧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大同社會，很多理念與馬克思主義很貼近。所以中國人更能接受這種理論。還有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在革命時代有巨大的犧牲精神?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強烈的真理性。所以革命烈士夏明翰才會說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話語。

　　第二，馬克思主義為我們黨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工農大眾的支持。這是資產階級做不到的。中國共產黨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明確了人民群眾是革命勝利的關鍵。

　　孫中山先生雖然在廣東建立革命政府，但他依靠的是軍閥，后來發現軍閥是靠不住的。最后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當時孫中山先生沒有找到合適的革命力量。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三，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實行革命的理論和方法。比如，建立自己的武裝和軍隊。中國共產黨人如何領導軍隊，如何深入基層，如何動員人民群眾?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始終有一套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

　　以上三個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建立新中國的根本所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過程，也證明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以講新中國史，就要看清楚這個前提。

　　二、新中國成立后，迅速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背景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迅速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選擇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當然，分析任何社會的發展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有重大決策和制度變遷都與當時的發展階段、歷史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還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并強調“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該綱領的頒布，使得新中國的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從長期戰爭導致經濟凋敝情況下走了出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1952年，我國完成了國民經濟任務恢復。1953年，黨中央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作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決定。為什么要這么做，這與兩個當時的歷史條件是分不開的。

　　第一，中國當時的國家安全環境并不樂觀。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這對中國周邊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脅。對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朝鮮戰爭的爆發充分地暴露了我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情況并不樂觀，有薄弱之處。這個薄弱之處不是指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士氣和制度，而是指我們的裝備相較于世界強國還有很大差距。所以，在現代化工業文明時代，國防力量的強大是建立在強大的工業基礎上的。

　　據相關資料顯示，在抗美援朝時期，美國陸軍師擁有149輛坦克，而中國陸軍師一輛坦克都沒有。美國陸軍師擁有72-84門榴彈炮，中國陸軍師一門都沒有。美國陸軍師擁有后坐力炮120門，中國陸軍師一門都沒有。美國陸軍師擁有高射炮64門，中國陸軍師一門都沒有。從數量對比可以清楚看出，中美武器數量差距巨大。此外，當時的制空權我們也沒有，美國的飛機可以輪番轟炸我們的交通線。這種國防力量的差距，使得新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安全受到了威脅。

　　老一輩革命家對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是深刻的。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時間并不長。以當時的國際狀況，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人們憂慮的問題。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初，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必須被擺放在首位。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提都必須是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一切社會建設都是空談。所以，毛澤東同志曾總結道，自1840年起，幾乎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們，每次戰爭幾乎都以中國戰敗、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

　　造成中國近代被列強欺辱的根本原因有兩個：第一是中國的落后；第二是中國制度的腐敗。中國共產黨解決了制度問題，但是如果經濟發展上不去，解決不了經濟落后的問題，在未來的戰爭中我們可能再一次受到侵略。

　　要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就要加快工業發展。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機械制造、大的現代化能源建設非常欠缺。石油開采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當時一年的石油開采量才幾萬噸。我們知道，發展重工業的周期長、投資大，所以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當時中國的發展還是以農業為主。再加上長期的戰爭破壞，就連溫飽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

　　1952年，我國的GDP為679億元，人均才119元，低于當時的印度。全國的財政收入在當年為173.94億元。中國城鄉居民儲蓄人均才1.5元。國家的外匯儲備才1億多美元。

　　1954年國家統計局做了一個權威、全面的科學調研。他們在全國各地選擇15000戶農戶，調研出的數據為平均每戶只擁有0.6頭耕畜、0.52部犁、0.1部水車。但經過艱苦奮斗，到了2019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了。所以，我們是在這種十分落后的情況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

　　當時的中國人口多，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每年的生產幾乎沒有剩余。如果沒有剩余就不可能有新的資金去投入發展，這就很容易陷入了貧困陷阱。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搞經濟建設的時候，是人民勒緊褲腰帶，把非常有限的農業剩余集中到國家去進行建設。

　　這里為大家介紹一個生動的例子：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為《書記動手，全黨辦社》調查報告寫的按語：“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23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的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為什么稱為“三條驢腿”?就是說這23戶農民組織的合作社，連一頭完整的牲口都沒有。當時的困難程度，大家可以想象出來。

　　中國要解決一窮二白的問題，就要靠自己內部的積累。社會主義不能通過對外擴張，掠奪殖民地、半殖民的形式進行原始積累。挖掘第一桶金，要靠自己的內部。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社會，經過長期戰亂以后，我們的恢復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比如，《漢書·食貨志上》記載，“天下既定,民無蓋藏”。這句的意思是，天下剛剛平定，老百姓沒有什么額外的東西。還有一句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這句的意思是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馬拉的馬車，而高級將領與文官只能坐牛車出行了。

　　直到漢武帝的時候，農業才充分恢復，社會進入了繁榮時代。按照《史記》中的記載，漢武帝時期，“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這就是說，京城的錢非常多，串錢的繩子都爛了，數不清有多少了。《史記》還記載，“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這句的意思是國家倉庫里的糧食堆積了很多，因放不下而溢出，以至于有的已經腐爛了不能吃了。《史記·平準書》記載，“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句的意思是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群。我們看到，漢朝由建立之初的困難時期，經過很長時間的復蘇，才逐漸強大起來，才能組建強大的部隊到漠北去打擊匈奴，才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

　　唐代也是這樣，到了唐玄宗時期才真正繁榮起來。明代、清代都是如此，都要經歷政權建立之初的困難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沒有錢搞工業，所以決定先快速恢復農業生產，發展輕工業，等積累了足夠資金再搞重工業。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國際形勢，使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周邊安全發生了變化，所以我們必須要加快重工業的發展。如果我們沒有強大的工業，我們不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我們的國家安全和社會就存在很大的危險。

　　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建立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我們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也是當時選擇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重要因素。

　　當時，我們進行計劃經濟，可以讓非常有限的資金集中在中央，中央用這些寶貴的資金進行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如果不把有限的資金集中，而是分散到一家一戶，這樣就會造成成本很高，難以進行經濟建設。

　　所以我們先搞統購統銷，如果統購統銷能夠有效實施，就必須走向合作化。城市也是這樣，要保證社會的穩定，又保證實行高積累，選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是必然的選擇。

　　20世紀50年代，中國通過一系列改革，解決了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就是為了國家安全建立了強大的國防工業和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功，隨后我們又研制出了氫彈。1970年，我們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的樂曲響遍了寰宇。1970年底，我們又研制成功了第一艘核潛艇。

　　“兩彈一星”與核潛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得到了根本保證。

　　此外，中國的發電量也大幅度增長。1949年，中國才有43億千瓦時。1950年，中國的發電量為46億千瓦時。但是到了1978年，我們的發電量已經猛增到2566億千瓦時。

　　在石油生產方面，1964年，我們基本上實現了自給自足。1978年，我們基本上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除了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外，我們還有一個預期的目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調動各方積極性來加快經濟發展，迅速地改變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到1978年，這個預期目標由于客觀原因沒有達成。它的問題出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宏觀層面。雖然實行了計劃經濟，但我們還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國家，社會的生產水平非常低。這使我們在制定計劃的時候遇到了兩個困難：一是制定計劃所需的大量準確數據收不上來。二是這些數據帶有滯后性。比如，以農業為主就是靠天吃飯。所以不確定性非常大。因為農業確定不下來，所以工業發展的速度也很難能確定下來。

　　當時，農村實行了農村合作社，主要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即合作化時期：農民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情比較高，自愿入社，生產積極，合作社對經營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較強。人民公社時期：實行政社合一，強調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調，嚴重地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

　　第二，從微觀分析，農村合作社還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地域性、區域性的經濟組織。這個組織不能隨意退出，再加上是建立在傳統村社基礎上，所以一家子，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都在一個單位上班，很容易把一些矛盾帶到這個經濟組織里去。而這個經濟組織的管理水平又很低，所以在大規模實行農業核算的時候，有時會出現沒有會計可用的情況，進而造成了賬目混亂和窩工問題。

　　我認為，在這種經濟組織里最少要有一個合格的會計。但僅有一個合格的會計也不行。另外，農業生產靠天吃飯，是長周期經營。所以容易出現“搭便車”，出工不出力的問題。

　　城市中的企業也有這個問題，當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多勞不能多得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吃“大鍋飯”的情況。所以吃“大鍋飯”和分配制度的問題導致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

　　雖然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后，優先快速發展了重工業，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但在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方面，我們并沒有實現既定目標。這也是我們要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因。

　　三、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改革開放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這個成為一個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顯然要用新思路、新體制、新發展戰略。我們要做出相應調整，適應新情況。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鄧小平同志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1977年，鄧小平同志恢復了工作。他認為，人民群眾的生活如果長期得不到改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體現不出來。 所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義無反顧地改變貧困問題。這也是改革開放的動力。

　　當時的中國又要開眼看世界。所以，1978年，以谷牧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西歐五國訪問。林乎加率領代表團到日本訪問。李一氓率領代表團到東歐國家訪問。經過與外界的接觸，我們發現了問題，也看到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有，鄧小平同志親力親為，分別到日本、新加坡、美國進行訪問。

　　鄧小平同志到日本訪問時，參觀了日本的汽車工廠，詢問了日本的一個工人一年平均可以生產多少輛車?日本人說，他們一年一個工人可以生產94輛車。鄧小平同志聽到后，深有感觸地說，這個工廠比中國最先進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人均年產量竟多出93輛。參觀結束后，鄧小平同志在即席講話中提到：“我懂得了什么是現代化”。這種差距加劇了我們的危機意識，使得中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必須要改革開放。

　　要改革開放就必須要解放思想。1978年,思想理論界展開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經過討論使人們認識到,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要改革開放就要重視科學技術。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在這個大會上，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兩個重要的判斷：第一，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第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鄧小平同志在恢復工作后，還主持了教育工作座談會。當時有人提出要恢復高考，教育部門認為來不及了。但鄧小平同志非常有魄力，經過和各方溝通，終于促成1977年恢復了高考。由于籌備時間短，1977年的高考是第一屆在冬季舉行的高考。雖然最后只有20多萬人上了大學，但是這次高考釋放了中央開始重視教育的信號。所以社會上迅速興起了學習的熱潮。

　　直到今天，中國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發展，這和我們當時重視教育、重視科技是分不開的。在那一代領導集體中，鄧小平是唯一有出國留經驗的人。所以他是當時最了解西方的國家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迫切性也認識的最深刻。

　　四、新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們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實現了兩個目標：一是完成了工業化。二是整體脫貧。我們下一步的發展目標是在2049年建立現代化強國。當然這個目標還是要一步一步走。

　　進入新時代，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物質力量，也具有豐富的治理國家經驗。所以從總體看，我們對完成預期目標是樂觀的。

　　由于愈發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們還面臨著兩大挑戰：第一，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挑戰。我們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正處于產業鏈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的轉型階段。雖然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號稱世界制造工廠。但在產業鏈的很多方面，還處于中低端。之前我們的發展是靠人力資源的紅利。但當今，我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如果要進一步實現經濟增長，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以我們現有的產業結構已經不足以支撐經濟發展了。因為，我們不能搞粗獷式的開發了，現在要保護資源和環境。

　　另外，我們有很多產業已經產能過剩了，比如，煤炭、鋼鐵、水泥等，甚至我們基本的消費品也是過剩的。這樣倒逼我們要發展中高端產業。從歷史來看，產業結構升級也是靠一次一次的經濟危機淘汰落后產能而實現的，也是靠競爭來實現的。

　　從就業者角度看，原來所從事的行業要向中高端升級，原來的企業就可能在這個大浪潮中消失。比如，現在煉鋼廠不需要大量的煉鋼工人了，那么很多工人就要下崗。年輕的工人經過學習，可以再就業。但對于歲數大的人就是問題了。所以產業結構升級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政府同樣面臨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問題。比如，產業結構升級會讓經濟發展速度下降，這是由于新興的增長力還沒有形成而導致的，進而會影響稅收，影響財政支出。所以公共服務也受到了很大挑戰。

　　第二，國際競爭對手改變帶來的挑戰。中國產業結構原來處于中低端，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世界其他國家競爭。所以，當時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是互補的。我們提供消費品，他們來消費。但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時我們競爭的主要對手，就是以中高端產業為主的發達國家。

　　在應對風險的同時，中國的發展也有三大獨特優勢：第一，成熟的政治體制和優秀的國家治理能力優勢。我們能處理好在快速發展中社會不穩定的問題。我們也能處理好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還能處理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

　　《21世紀資本論》中的觀點認為，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的快速推進，收入差距逐漸加大擴大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之一。西方社會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他們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中國正在力圖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我們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完成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目標勝利在望，這些舉措都反映出我們黨在國家治理方面的超強能力。此外，我國在處理國內和國外關系方面的能力也日漸成熟。

　　第二，經濟規模巨大和產業門類齊全優勢。經濟規模大表現在我們的產業門類齊全。中國的產業門類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最齊全的。這就為我們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讓我們的創新更容易，有龐大的市場支撐就可以攤薄研發成本。這一點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

　　第三，人力資源優勢。中華民族歷來崇尚知識，我們的學習能力非常強。現在，我國每年有幾百萬的大學生畢業進入到用工市場，這個規模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另外，中華民族的勤勞精神也是我們的優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中國的面貌肯定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對世界的貢獻將會更加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