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冬權 國家檔案局原局長、中央檔案館原館長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謝在座的各位今天來聽講座。多年來，我的講座都堅持一個原則，就是“三不講”，一是書本上寫著的我不講，二是百度上有的我不講，三是別人講過的我不講。今天我就選了一個符合“三不講”原則的，主要是講兩組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而且我也深入研究過，并且還有自己見解的檔案。一組是關于中共一大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檔案，那是我們黨的起步點、起始點，無論我們走多遠，都不能忘這個起步點、起始點，這正是所謂不忘初心；另一組是美軍觀察組的檔案，1944年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后，曾經對中國共產黨作出很高評價，70多年前那些美國人對中共的評價，可以讓我們了解在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是怎么干的，外國人又是怎么看的，我想這有利于增強我們的自信。

　　在講這兩組檔案之前，我先給大家介紹一首歌。為什么介紹這首歌呢?一是這首歌高度概括了黨的歷史和作用，可以說是一部濃縮版、袖珍版的歷史，或者說是一部微黨史，聽它可以彌補今天我只講黨史片段的不足；二是這首歌是由我作的詞，歌名叫《共產黨頌》，是27集大型檔案文獻片《自從有了共產黨》(2001年)的片頭歌；三是這首歌旋律優美，特別是唱得感情飽滿、大氣磅礴，是主旋律，屬正能量，值得聽一聽。

　　一、從一組中共一大檔案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這組檔案可以說是后人了解和研究黨的一大的基本史料，也是今天的黨史著作當中，還有電影、電視當中以及網絡上，所有關于黨的一大的基本情況的資料來源和原始出處。我介紹它們，可以說是介紹黨史之源、黨史之本、黨史之初。

　　這組檔案都是原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大多數是俄文，前面的事件都沒有作者、沒有形成時間，也沒有翻譯者和翻譯時間以及呈報的時間，也沒有文件處理過程的標記等。

　　(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件檔案是俄文的打印件，一共有四頁。今天從內容上我們可以大體判斷出：一是它的形成時間大約是在1921年7月底或者是8月初，也就是黨的一大結束的時候；二是它的形成者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性質應該是會議向共產國際作的報告，內容就是報告這次中國共產黨成立會議的總體情況。

　　在中央檔案館保存的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當中有這樣一段話：“大會沒有宣言，只向國際作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報告是李漢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經大會通過(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存著沒有?)。”董必武寫信的時間距離參加“一大”不到九年，他自己經手的事兒記得還是比較準確，結合剛才介紹的那件檔案，我們可以作出判斷，黨的一大確實曾經向共產國際作過一個報告，報告也確實保存在共產國際，這個報告曾經由大會通過，報告的具體起草人是李漢俊和董必武。結合其他已經發現的所有關于中共一大的檔案和資料來佐證，這份報告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

　　從黨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份報告是有關中共一大情況的最權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體，也是最真實的材料。在現存所有關于中共一大情況的檔案和資料當中，它的史料價值最高、權威性最大，最應該受到重視。這份報告的重新發現，澄清了之前中共一大以及黨的早期歷史的許多疑點，也填補了中共一大以及黨的早期歷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例如：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何時成立的?在哪?人數有多少?領導人是誰?這份報告開頭就說：“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5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1年年中在上海成立的，共有5個人，領導人是陳獨秀。

　　第二，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有幾個黨小組?共有黨員多少人?這份報告說：“這個組織逐步擴大其活動范圍，現在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按照這個報告的意思，這里說的6個小組沒有包括上海的發起組，加上上海組本身，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一共有7個小組，53個黨員。

　　第三，中共一大是什么時候召開的?這個報告說：“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可見“一大”的開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第四，參加“一大”的代表有多少名?這個報告說：“參加大會的有12名代表，他們來自7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并給我們作了寶貴指示。”根據這份報告所說，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一共是12人，當然，后來據其他的回憶材料，包惠僧也出席了會議，但他不是各地組織的代表，而是陳獨秀指定的代表，所以當時沒有把他計入正式代表人數當中。報告當中所說的希夫廖特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

　　第五，中共一大是由誰主持的，或者說大會的主席是誰?這個報告說：“主席張同志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在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當中，姓張的只有張國燾，因此中共一大是由張國燾主持的，張國燾是這次大會的主席。這在中央檔案館收藏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回憶文章中也得到了證實。

　　第六，中共一大的具體議事日程是怎樣的?這個報告中有這樣幾段話：

　　“(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主席張同志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會議擬定議事日程，聽取各地小組活動及其總情況的報告。這用了兩天時間。”“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并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根據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議，決定選出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用了兩天時間起草計劃和綱領，這個期間沒有開會。”“代表大會的第三、四、五次會議專門研究了綱領。”“代表大會的第六次會議是深夜里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里……在這以后，我們提高了警惕，為了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去。我們在那里研究了委員會起草的實際工作計劃。”“委托黨中央局起草黨章。選舉3位同志組成書記處，并選出組織部和宣傳委員會。代表大會在閉會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綜合這些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確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開幕，7月23日和7月24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和第二次會議，張國燾作為會議主席講了會議的意義，會議確定了議事日程，各地代表報告了本地共產主義小組活動的情況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講了話，會議確定制定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并選出起草委員會。接下來的兩天，也就是7月25日和7月26日沒有開會，而是由起草委員會來起草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之后又召開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會議。這三次會議的時間應該是7月27日、7月28日、7月29日。這三天會議集中討論黨的綱領。最后一次會議，也就是第六次會議，開始在一個同志家召開，時間應該是在7月30日夜里，但是剛開始就發現了暗探，會議沒有繼續。后來又到附近的一個小城繼續開會。據其他的資料，這個小城就是現在的浙江嘉興。這一天的會議實際上成了閉幕會，會議的內容是集中研究之前由委員會起草的實際工作計劃，并給予接受。會議還委托黨的中央局起草黨章，并選舉出黨的中央機構。在完成各項議程之后，代表們高呼口號而閉會。

　　通過這份報告，黨的一大的開幕日期以及每天的議程都比較清楚了。遺憾的是報告沒有提到最后一次閉幕會的日期，以至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無法確切地知道黨的一大到底是哪一天閉幕的。

　　第七，“一大”到底有沒有發生爭論?對哪些問題爭論較大?這個報告說，在研究黨的綱領的三次會議上，“有些問題經過長時間辯論以后，做出了最后的決定，只有熱烈爭論的一點除外。這一點就是黨員經執行委員會許可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不能作出結論，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會去解決。”

　　在最后一次會議研究黨的工作計劃，也就是第一個決議的時候，“在我們對其他黨派的態度問題上，產生了短時間的爭論。”可見會議在討論黨綱和決議時，對有些問題是經過長時間辯論的，并且達成了一致。但是，對黨員可不可以做官和當議員，這一點經過了激烈爭論，仍然沒有達成一致和作出結論，決定留到下次代表大會去解決。

　　(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在中央檔案館現存的檔案當中，這件檔案的俄文打印件一共有三份，其中兩份都是三頁，字是黑色的，另一份的紙張比其他兩份要厚，一共有兩頁，字是紫色的。這三份內容相同的俄文檔案是什么時間由中文翻譯成俄文的?又是由誰在什么時間帶到共產國際的?目前都無法考證。20世紀7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發現了當年“一大”的參加者陳公博1924年在那上學的時候做的碩士論文當中附錄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英文本。經過對照，英文本同俄文本的內容基本相同。也就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收藏的這份英文本，跟當年在共產國際收藏的那份俄文本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說明它們都是真實的。

　　兩種文本都是編為15條，其中第10條后都是接著第12條，缺少第11條的序號和內容，所以實際上共有14條內容。這14條的條文要點都基本相同，只不過是譯文稍有出入。兩種文本在第11條和第14條都有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英文譯本的發現，證明了中央檔案館現在保存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譯本的可靠性、真實性。這兩個譯本共同證明，1921年黨的一大的確曾經通過黨的第一個綱領，黨章的內容名義上是15條實際上是14條。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我推測第11條應該是中文本原缺。我估計可能是由于當時起草人太匆忙，在編號的時候跳號了，所以就出現了現在的情況。盡管這件檔案有上述瑕疵，但是，我們通過其他檔案資料的佐證，完全可以確定它的內容是真實的、可靠的、毋庸置疑的。這份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綱領、政策、黨員條件、黨的各級機構、黨的紀律等，是“一大”通過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標志性文件，對于后人認識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這件檔案同第一個綱領一樣，都有三個不同的俄文打印件，而且都是其中一件字是紫色的，兩件字是黑色的。也同樣有英文譯本，被陳公博的碩士論文所附錄，而且英文本的條文內容和俄文本的基本相同，只不過英文本的標題為《中國共產黨關于奮斗目標的第一個決議》。俄文與英文這兩個文本可以互相印證內容的可靠性、真實性。這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一樣，都是黨的一大所通過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性文件之一。這兩件檔案共同證實了“一大”確實曾經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只不過當時沒有公開發表而已，因而在幾十年當中鮮為人知。這兩份文件在會后都曾經被譯成俄文呈報給當時的共產國際。從“一大”的綱領和決議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名稱、綱領、制度、長遠目標、當前任務、對其他政黨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等，清楚地看出當時黨的性質和面貌。

　　(四)《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這件檔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頁。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說，這件檔案就是當年參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會議上向代表們介紹《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報告的時間應該是1921年7月23日或者是7月24日。我之所以這樣斷定，是因為報告中明確地說道：“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在此次代表大會上，不能向你們談更多的經驗。可是我們殷切地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極大地豐富我們的經驗”。報告在結束的時候又明確地說道：“這次成立大會應當具體地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任務，并制定實際工作計劃。大會的責任看來是不輕的。”前后一共有四個地方明確地提到了這次大會，并且還有一處用的就是在會上發言的口氣，所以我認為這件檔案應該是和前面介紹的幾件檔案一起，在“一大”會后由中共中央呈報給共產國際的，應該也是中共一大的會議文件之一，并且應該同樣受到今天中共黨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視。據判斷，報告人應該是張國燾，因為張國燾當時是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主要領導人。

　　20世紀80年代，這件檔案的中文譯文也同前面的三件檔案一起，被收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和《“一大”前后》這兩本書當中。但是，黨史界、檔案界一般都只把前面介紹的那三件檔案作為“一大”文件，而沒有直接認定這份檔案也同樣是“一大”的文件。我負責任地鄭重指出，這件《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無疑也是中共一大的會議文件。

　　還需要指出的是，同《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放在一個案卷里的，還有另外兩件俄文打印件，一件是《廣州共產黨的報告》，一件是《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它們同樣沒有形成時間和作者，沒有文件處理過程的任何標記，不知道是什么時候什么人送到共產國際的，但是從內容來判斷，《廣州共產黨的報告》也有極大的可能是參加“一大”的廣州代表在“一大”上向會議作的關于廣州黨組織的情況的報告，但是因為它的形成時間大體在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當時參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報告了本地黨組織的情況，只可惜并沒有像《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當中那樣，明確地提到“一大”這次會議，所以我只能說它可能是或者說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于《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從內容看應該是形成于1920年年底之前，而且根據目前所見的材料可以確定重慶并沒有人參加黨的一大，因而它不是“一大”的文件之一。

　　以上介紹的這四件檔案都是“一大”本身形成的，可以確定是黨的一大的文件，而《廣州共產黨的報告》則可能也是，但還不能完全確定是黨的一大文件。這樣看來現存的“一大”形成的檔案一共有“四件半”。

　　(五)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

　　《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是董必武本人所寫的手稿，末尾署的時間是12月31日，據考證年份應該是1929年。因為1929年12月26日，同樣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寫信讓董必武盡快回憶“一大”的情況，董必武見到信以后就寫了這封回信。信中說到“關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我已記不甚清，只盡可能的寫出來供你們的參考”。董必武一共回憶出五點。根據上面介紹的幾件“一大”的檔案內容來看，這五點都是比較準確的。

　　“1.大會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會。”年份和月份都是準確的，唯獨缺少具體的日期。

　　“2.參加會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廣州代表(陳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澤東)、湖北代表(陳潭秋、董必武)、山東代表(姓名忘記了)(注：應為王盡美、鄧恩銘)、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兩個國際代表，其一是馬林(荷蘭人……)，另一個人的姓名(注：應為尼柯爾斯基)忘記了。”他所列的“一大”的參加者基本準確，只有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廣東的代表，同其他材料有出入。

　　“3.議事日程中有職工運動、對別黨的關系和在政府作事務官等問題，都有爭論。職工運動有的主張職業組合，有的主張產業組合，決議是產業組合(誰是怎樣的主張，記不清楚)。”這段話同上面介紹到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當中第一句話“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完全吻合。

　　“對別黨的關系，有人主張共產黨員必須與其他政黨脫離關系，有人主張共產黨員非得到黨的許可，不得兼充其他政黨的黨員，決議是不準黨員跨任何黨籍。”這同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當中所規定的“黨員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之前，必須與力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當中說的“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爭取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等規定”是基本吻合的。

　　“關于在政府作事務官的問題，有人主張絕對不允許，有的主張得黨部允可，才可作事務官，決議是絕對不允許。”這同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14條的規定“黨員除非迫于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也完全吻合。

　　“4.會場是借李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后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檢。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船上，將會開完。”這同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當中所說的有關情節基本符合，而且更加具體。“一個同志家”具體為“李漢俊的住宅”。不過根據現在的考證，應該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住宅。“附近一個小城”具體為“嘉興東湖船上”，不過這里的“東湖”是記錯了，或者是寫錯了，實際上應該是“南湖”。

　　“5.大會沒有宣言，只向國際作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報告是李漢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經大會通過(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存著沒有?)。”這段話當中，“大會沒有宣言”是準確的，“向國際作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以及以下的幾句話，是董必武這封信當中最重要、最有史料價值的一段話。因為除他之外，迄今為止在所有“一大”代表的回憶當中都沒有提到大會曾經通過一個向共產國際作的報告，董必武這封信是唯一提到的。這一點特別重要。現在又恰恰得到了檔案的證實。

　　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份檔案，從內容來看，正是董必武所說的經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向共產國際作的報告。董必武當時還特意猜測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存著沒有。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這份材料不但在董必武寫信的時候仍然保存在共產國際，而且直到1957年才由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并且一直保存到現在。這就對董必武的這段話給予了鐵的證實，對幾乎被人遺忘的事實予以歷史的還原。這兒我們不由得贊嘆檔案對還原事實真相、維護歷史原貌的獨特作用。

　　董必武這封信的另一個史料價值在于：僅僅憑剛才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件檔案，我們無法知道它的作者是誰，形成于什么時候，但是根據董必武的這封信，我們可以判斷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件檔案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會議期間，由大會委托李漢俊和董必武兩個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體通過，然后報告給共產國際的。

　　(六)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這件檔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頁，是1936年陳潭秋在莫斯科為紀念黨誕生15周年寫的一篇文章，被刊載在《共產國際》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標題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這篇回憶比上面介紹的幾件檔案更加具體，提供了更多、更新關于“一大”的細節。

　　文章中說：“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這九個人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毛澤東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王盡美同志、鄧恩銘同志，……還有一個北京的代表劉仁靜，……一個廣東代表包惠僧，……再一個是留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這次到會的……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

　　“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四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間，對于黨的基本任務與組織原則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最后在原則上通過一個基本立場，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黨的基本任務，……決定建立嚴密的戰斗的工人政黨，并以職工運動為中心工作。”

　　“大會決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過黨章，下午八點鐘晚飯后，齊集李漢俊寓所的樓上廂房里，主席剛剛宣布繼續開會，樓上，客堂發現了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于是我們馬上警覺到來人的可疑，立即收檢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于是……到離上海約三百里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開會。”“我們很放心的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并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系問題，最后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并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

　　陳潭秋這篇回憶的史料價值在于：第一，提到了參加會議的外地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并且提到開幕式是在博文女校進行的；第二，進一步確定了參加“一大”13個人的具體姓名；第三，“一大”之前各地黨組織取了一個統一的名稱——“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后來曾經在中共黨史界使用了幾十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有些黨史著作才開始以“共產黨早期組織”來取代之；第四，提到了大會“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這同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當中所說的“主席張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證；第五，新提到了毛澤東、周佛海擔任大會記錄，會議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中央臨時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等具體情況；第六，提到了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這個恰好可以從上面介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句話“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相互印證。

　　以上這幾件原來保存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當中的有關中共一大的檔案，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長時間鮮為人知。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推測，曾經在蘇聯工作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當中，只有瞿秋白曾經看到過其中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期間，他在莫斯科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宣講中共黨史所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當中，曾經引用過黨的第一個決議和第一個綱領的主要內容。如果不是見過這兩個文件，他決不會引用得那樣準確。而除了瞿秋白之外，包括李立三、蔡和森、陳潭秋這些人，他們在講黨史或講“一大”的時候都不曾說到這兩個文件和它的主要內容，可見這些人都沒有見過保存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當中的“一大”檔案。

　　既然“一大”的檔案當中曾經明確地記載著黨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開幕的，那么我們黨后來為什么把黨的誕生日定為7月1日呢?原因是黨的一大檔案在形成之后，有的報送給共產國際，有的由我們黨自己保存。報給共產國際的檔案存放在莫斯科，被束之高閣，極少有人能夠看到；而我們黨自己保存的這部分檔案又很快被遺失掉。檔案的遺失，使得黨的一大一度成了謎。

　　早在1930年前，黨中央領導人就明確說“一大”檔案找不到了。1930年2月1日，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在他所作的《黨史報告》中，曾經明確地說：“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這次大會有什么決議和宣言，現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報告的時間距離“一大”召開不過才八年半，而這時候在黨中央的檔案中已經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檔案。

　　“一大”的檔案黨中央在1930年為何找不到?直接的證據沒有，但是現在中央檔案館收藏的間接材料能夠加以解釋。1923年8月18日《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當中說，“我們只能提出關于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國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個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遺失了”。可見1923年前后，在上海的黨中央曾經遭到過一次破壞，以至于使得包括黨費收支等檔案在內的黨中央檔案全部遺失，被法國巡捕搜去了。估計上海黨中央所存的黨的一大檔案有可能是在這次搜捕當中遺失的。“一大”檔案的遺失使得“一大”逐漸成了謎。比如，“一大”是哪一天召開?哪一天閉會?哪些人參加了“一大”?誰主持的會議?會議的議程是什么?討論了什么問題?有沒有形成和形成了什么樣的文件?選舉的結果怎么樣?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38年5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紀念黨建立17周年，當時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毛澤東、董必武等人都只是記得“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確切的日期，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1938年5月，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周年紀念日”。

　　194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20周年”。從此7月1日就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了。

　　1945年4月21日，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黨中央領導人，也是“一大”的參加者毛澤東說，“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2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一個是陳潭秋，……一個是董必武，……我也是一個。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七月一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

　　對“一大”的情況基本說不清的這種狀況到1957年出現了轉變。這一年蘇共中央把原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這批檔案被接收回來以后存放在中央檔案館。在整理這些檔案的時候，人們意外地發現了黨的一大有關檔案。這些有關“一大”的檔案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一部分是“一大”參加者的回憶材料。它們作為黨的一大的基本材料，可以說清“一大”的主要情況，還原“一大”的主體面貌，基本澄清“一大”在過去的歷史之謎。

　　這些檔案被收入到中央檔案館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以及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當中，我也對它們一一作了介紹，我把它們比喻為黨的“出生證”，是黨的生日的證明，也是我們黨歷史的源頭。這些檔案共同澄清了過去長期存在的“一大”歷史之謎，共同構成了研究黨的一大、研究黨的早期歷史的基本史料，也共同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寶貴的文化財富和永恒的歷史記憶，應該得到人們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視。

　　通過以上這幾件檔案，我個人有幾點認識，或者說得到幾點啟發：

　　第一，實干是第一位的，干成一番事業是最重要的。現在來看，當年建黨的那批人都沒有把哪一天參加黨代會當作什么大事，而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僅僅過了幾年就沒人能夠記得開會的具體日期了。還有，黨在成立的最初十幾年當中壓根就沒搞過生日紀念之類的活動。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他們中的不少人整天奔忙于革命事業，直到革命干出了一番事業，在陜北取得了根據地，為了團結全黨更好地干革命才開始紀念黨的生日，查找黨的一大的開會日期，實在找不到具體日期就定了一個象征性的日期作為紀念。這時候離黨出生已經17年了。這就告訴我們，干是第一位，干成一番事業是最重要的，搞不搞生日紀念或者紀念日到底在哪一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了。至于具體哪一天，遠沒有成立這件事本身重要。

　　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比較穩定并且日益擴大的根據地，有了一支力量不小并且不斷成長的革命隊伍。不能確切地知道黨的出生日并不緊要，定下一個象征性的日子照樣可以紀念，照樣可以通過紀念黨的生日來擴大黨的影響，凝聚黨的力量。正是因為實干，我們黨才一步步發展，不斷壯大，成為在中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黨，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執政黨，成為領導一個落后大國創造出經濟發展奇跡的黨。反過來我們看那些比她建立更早的黨，那些在初創的時候力量比她更大、影響也比她更大的黨，后來都退出了歷史舞臺，或者是由“主角”變成“配角”了，我想除了信仰之外，一個重要的支點就在于，中國共產黨內實干家多，為國為民干的實事多。

　　第二，看歷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節，并根據主流和大節下結論，千萬不能看支流、看細節，并根據支流和細節下結論。比如，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這就是主流、是大節，至于成立會是哪天開的，有哪些人參加，在什么地方開的，有什么議程，通過了什么文件，哪一天閉幕的等，那些都是支流、是細節，由于歷史的原因，后人對歷史細節的了解會有出入、有不一致，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這都否認不了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影響不了這個歷史的主流和大節，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今天黨的生日與實際上“一大”召開的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整個黨的歷史的真實性，否定黨的光榮歷史。

　　第三，要不斷錘煉自己的黨性，永遠牢記入黨誓詞，永遠牢記黨的初心、宗旨和使命，永遠跟黨走，為黨的事業奮斗到底。出發了，上路了，不等于大功告成了。參加黨的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其他代表一共13人，這13人雖然都參加了黨的成立大會，有的甚至主持了黨的成立大會，或者為大會的召開作出了貢獻，但是后來卻慢慢地出現了分化，有的因為各種原因而主動退黨，或者說中途退黨，有的受到了黨內處分，有的甚至背叛黨投向敵人的陣營，真正和黨同心為黨犧牲，堅持跟著黨一起走，堅持到革命勝利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這就告訴我們，入黨容易，但是跟黨始終同心同德，不管什么條件都一直跟黨走，那才是不容易的，才是真正可貴的。

　　第四，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要有檔案意識，有什么事記一筆，留下檔案也留下痕跡。參加“一大”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記憶力與智力都不會差，但是“一大”開會的日子僅僅過去幾年、十幾年就沒有人記得準。“一大”的開幕日期起到一錘定音作用的是一件檔案，因為它明確地講到了7月23日。后來一些學者又作了另外一系列的考證，都和這個日期相符。所以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希望大家以后筆頭要勤快一些，有什么事記上一筆，留下檔案也留下痕跡，這樣回憶起來會更加準確。

　　二、從一組美軍觀察組檔案看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成就

　　2015年，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央檔案館編輯了《中央檔案館藏美軍觀察組檔案匯編》，這本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公開出版。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當中，發現了很多當年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作出評價的檔案。這些評價是1944年至1945年，美國在中國的一些“中國通”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實地考察后得出的，是對中國共產黨本來并不友好、并且抱有意識形態成見的外國人士作出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很大的權威性，特別是這些評價又被后來的歷史發展所一一證實，成為應驗了的政治判斷、政治預言。

　　美軍向中共中央駐地延安派駐觀察組，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主動提出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控制整個華中華北的大片土地，在這片土地上國民黨基本上沒什么軍隊，美國要想得到華中華北的情報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所以主動提出派軍事觀察組到延安調研。但連續提了三次蔣介石都沒有答應，直到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之前，在華的美軍軍官謝偉思等人臨時又請示羅斯福，建議由羅斯福第四次致電讓華萊士當面向蔣介石提出，羅斯福當時就復電同意。收到復電以后，華萊士立即率領美方有關人員面見蔣介石，向蔣介石面交羅斯福總統的電報。面對盟國領導人再三再四的堅持，蔣介石只好被迫同意。經過一系列準備之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一共18個人分兩批先后到達延安。這是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大事。為什么呢?因為它在以下幾個方面都堪稱大事。

　　第一，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國際地位得到提高的標志性事件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外交工作開始的標志性事件之一，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同外國軍隊，尤其是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的軍隊開展長期合作，并且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評價。

　　第二，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從此以后，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盟國美國，不但與國民黨的力量聯合抗日，也與共產黨的力量聯合抗日。美國與中國的聯合抗日從此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形成一種新的格局。

　　第三，這是世界反法西斯事業中的一件大事。因為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新興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同世界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力量——美國之間的合作，是中共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事業當中開展的最重要的一次國際合作，從而推動世界反法西斯事業的發展。

　　第四，這也是中美關系當中的一件大事。因為在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當中，美國人民曾經同中國人民互相支援，合作抗日，觀察組到延安這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個重要標志性事件。美軍觀察組的領導人為了同中共軍隊合作抗日，曾經笑著邀請中共軍隊領導人“到東京吃茶去”，這句俏皮浪漫而又形象生動的經典性語言，既可以看作是美軍對中國共產黨軍隊作出的共同抗日的邀請，也充分體現了中美軍隊攜手抗日、直搗黃龍的壯志豪情，可以說是當年中美合作抗日的一句代表性名言。這句名言是我們從檔案當中發現的。

　　第五，這是國際社會中對中國共產黨認識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在中國抗戰當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持久抗戰，廣泛發動人民群眾開展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麻雀戰、夜襲戰等各種形式的人民戰爭，有效地殲滅、打擊和牽制了日軍，同時也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扎實有效具有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美軍觀察組在深入實地考察之后，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為了人民”。“真正為了人民”這六個字是美軍觀察組的人說的。還有“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這是一個相當準確的政治判斷，它不但是美軍觀察組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收獲，而且是70多年來不斷被驗證為正確，并且將繼續被驗證為正確的最為著名的中國政治預言和國際政治判斷。這個政治判斷，美軍觀察組也會上報到美國政府和軍隊決策層，影響到美國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認識。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以后，1944年10月曾到華北根據地考察過一段時間，1946年10月上旬，在美軍的提議下觀察組撤出延安。下面我們就看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有過一些什么樣的評價。

　　美軍觀察組當中的一些人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對中國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頗為失望，而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表現則寄予厚望，把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看作中國新力量。1944年7月15日，董必武在重慶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說，“美考察團頭一批九人，定二十日飛延安，業已經過政府通知我們，由包武官率領”“包武官說：‘我感覺此次任務很重大，要做到與中國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包武官就是后來擔任了美軍觀察組的領隊，也叫組長的包瑞德。因為當時他任美國駐華使館的武官，所以叫包武官。可見在去延安之前，美軍觀察組的領導人包瑞德就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看作是“中國新力量”，把到中共中央駐地延安考察看作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的評價，在當時的國際政治家的評價當中不僅是非常新穎的，而且是相當前衛的，也是極其正確的。

　　觀察組到達延安之后，中共方面接待人員沒有一個人主動提到希望得到美方的援助，這件事給美軍觀察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44年8月2日，包瑞德在關于林邁可所提無線電器材清單給周恩來的信中特意說明，“觀察組一切組員悉知貴方人員無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點予我人以極佳之印象”。

　　1944年8月10日，新四軍軍長陳毅在給美軍觀察組介紹新四軍發動群眾參加抗日的情況時說：“經驗告訴我們，最初要老百姓去打仗他是很害怕的。國民黨就是用捆綁的辦法綁著老百姓去，這樣愈捆就愈跑。我們的方法則完全相反，我們采取民主動員的方法，完全根據人民要保家自衛的熱情，給以軍事訓練，在本鄉本土逐漸參加小的戰斗，每一次都使人民感覺打仗并不足怕，而且常常獲勝，使他們情緒提高(切忌胡亂使用人民去打硬仗，碰硬釘子，亂碰一通，第二次就難于動員了)，顧及群眾心理、能力、情緒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給以必要訓練和多多嘗試的機會，這就使人民從戰斗中學會了。這樣辦法正如畫一張名畫一樣，一點不能粗糙從事的。”聽到這里，包瑞德高興地贊揚說：“這個辦法好得很!”

　　1944年9月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的會議上，周恩來向主席團報告了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后的情況，“他們的確寫了些報告上去。他們觀察，日益覺得我們行。他們有些話也同我們講了”。葉劍英在會上也報告說，觀察組“到南泥灣后，主要看部隊，今日寫信給我說部隊活力很強，上下級關系友愛，運動力很活，稍微內行的軍事長官即可看到你們的長處”“他的結論說能戰”“南泥灣的生產是很佩服的”。

　　1944年11月22日，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我曾告訴我的上級：你所領導的人們是中國的希望。”謝偉思是美軍觀察組的核心人員，他把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黨、軍隊和人民看作是“中國的希望”，這是一個極其正確的評價。這個評價到現在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證實。

　　1944年11月18日，魏德邁將軍到中國就職之后，馬上專門給朱德寫了一封信，除了對八路軍所予美軍觀察組在工作中的幫助表示感謝外，并稱贊說，“抗戰以來閣下之杰出的統帥能力及貴軍之優越的戰斗品質予已早有所聞”。我想魏德邁的見聞應該是得自于美軍觀察組的報告。

　　1944年12月11日，王若飛在給毛澤東等人的電報中說，“包瑞德對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再三聲明說，我們要求都是合理的，他常給華盛頓的二十幾項報告中有十幾項是說我們好的，他不贊成美國在資助的反動分子。我過去曾經辯論中共與蘇聯無直接關系，而被中國政府要人笑我傻瓜”。包瑞德還為中共鳴不平說，“今天沒與中共的合作，只有你們助美，而你們未獲美的幫助是不平等的”。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考察了一段時間以后，也分別到華北敵后根據地進行深度實地考察，其中有一部分人員于1944年10月6日從延安出發，經過晉綏根據地赴晉察冀根據地考察。10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專門發電給晉察冀和晉綏軍區領導人，告訴他們：

　　“美軍觀察組人員7人，帶小電臺一架，由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耿飚同志率領，定于本月6日由延安出發，經晉綏赴晉察冀，任務完成后仍回延安。美軍人員姓名及其任務如下：

　　1.彼得金少校(領隊)，步兵軍官，曾在昆明幫助訓練中國軍隊，此次赴前方，擬專門研究我軍組織與裝備，并收集敵軍情報。

　　2.魯登先生(政治顧問)，在中國多年的美國外交官，曾在青島、昆明做過美國領事，能說流利的華語，此次赴前方，除代表第二十航空隊收集空軍情報外，并擬考察我根據地的各項政治建設。

　　3.多倫上尉，空軍，收集與第二十航空隊有關之空軍情報。

　　4.多姆克上尉，通信軍官，曾任山西汾陽民益中學教員，能說華語，擬收集我軍及敵軍的通信聯絡情況。

　　5.西區海軍上尉，收集海軍情報。

　　6.費特塞中尉，步兵軍官，負責布置陸空救護工作(即對被迫降落敵后美空軍人員的救護)。

　　7.葛尼士軍士，無線電生。”

　　1944年12月21日，晉察冀軍區的領導人程子華、唐延杰、耿飚聯名致電葉劍英，報告美軍觀察組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活動情況，電報說：

　　“美軍觀察組于11月11日達司令部。”“14日召開干部歡迎晚會，到會者千余人，除致歡迎詞外，彼等均分別講話，異常興奮。為使彼等全面了解，曾將職區目前軍事形勢、敵我斗爭態勢，作概括介紹，并將人民武裝發展及斗爭經驗扼要報告。另有邊區政府介紹數年來民主政治建設情況。觀察組全體聽誦，詳作筆記，均表滿意。另在本部作飛雷、槍榴彈、擲彈筒、手榴彈、地雷等試驗，彼等驚訝，欣賞非常。”

　　“一周后即分別進行參觀及談話，畢德堅、路登曾參觀我軍需工業各工廠，白求恩學校，國際和平醫院及報社，陸軍中學……由事實證明，我軍雖處敵后，而能自給自足。”“畢等嘗對國民黨依靠外援腐敗無能流露憤慨不止，我軍所見到處新穎，拍有照片多幅并贈以我軍數年來戰斗照片，極欣喜。”“路登曾單獨訪問政府主任、各處長、參議會議長，對財政、民政部門尤為注意，再告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及財政收支情況，以為異常珍貴。”“又贈以人民武裝經驗總結性之材料數種，極為欣賞，謂河南、湖南、廣西如曾開展人民武裝斗爭，絕不致如此潰敗。”“12月份來乃分赴各地區實地考查，畢德堅親赴平漢沿線曲陽、新樂一代，參觀地道、地洞，化裝農民，深入群眾，目睹嚴密構造，驚訝不已。”“徒步鐵路邊親見十余日軍從崗樓下來堵擊他們，勝利歸來，興奮百倍。恰我卅團之偵察連，在正靈公路上設伏，消滅敵人數十，僅十余人逃脫，繳勝利品甚多，選為贈送，畢高興已極。”

　　“數周來，觀察組在此工作，均甚積極熱情，政治情緒與日俱增。個別人，如畢德堅，思想保守，對我了解不夠，經實地考查，深入下層，目睹工廠制造，鐵路沿線活動，精神大為振作。主動提出，對我物資援助問題。”“觀察組路登，乃該組政治頭腦，對我了解比較深刻。曾言非僅愿與我抗戰中團結，且愿戰后與我繼續合作。惠德賽、德穆克、葛瑞斯，青年熱情，談話親切，常以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為對比。”

　　“彼等無一對蔣介石抱有希望者。”“彼等對國共關系，異常關心。”“蓋國共關系好轉，美共關系密切時彼等即鼓舞興奮，反之，華南軍事惡化節節敗退即無限憤慨。嘗謂：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縱對共產主義曾有非議，而對共產黨之所作所為，欽佩至極。”“總觀對我印象，皆極良好。我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軍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無不欽佩贊揚。”

　　這份檔案里，“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這句從翻譯上來講是一個否定句式，如果換一種肯定句式來翻譯，也可以譯成“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說實話，我真的非常欽佩美軍觀察組這些年輕人的政治敏銳性，他們的頭腦非常清晰，眼光非常犀利，看人看事非常深刻，也非常準確。

　　70多年前美軍觀察組的這個判斷、這個結論已經被70多年來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一再地證實為并且還將繼續被證實為是科學的、正確的，是顛覆不破的真理。

　　在上一封電報發出后9天，也就是1944年12月30日，程子華、唐延杰、耿飚又一次向葉劍英發電報，電報中說：

　　“總觀他們此來對我們印象極好，主要是所見一切不但與軍委所告相符，且超出他們預料，我們所供給之材料及情報他們都異常珍貴。”“包瑞德曾來電鼓勵他們說：所電告之材料已超出他們希望。”“他們過去不了解我之民主政治，個別不同意我之共產主義(如畢德堅)，但在此參觀后他說：對你們的主義雖有不同意見，而你們所做的一切我非常同意，且贊美。路登說：你們的民主政治雖還只是開始，而所走方向是正確的。雖非完全人民自己管理，而即是真正為了人民。”

　　美軍觀察組根據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看到的事實，對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做法，對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所進行的民主政治建設，他們是從內心贊成的，認為代表了中國先進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都在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那么，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用兩句話16個字作了概括，那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從以上兩份電報可以看出，美軍觀察組的一些成員在深入敵后根據地考察后，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更加準確的認識，特別是對人民戰爭的作用有了非常深刻和極其準確的理解，認為“河南、湖南、廣西如曾開展人民武裝斗爭，絕不致如此潰敗”。這里說的河南、湖南、廣西的潰敗指的是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場上，也就是日本所說的一號作戰當中的大潰敗。當時國民黨軍隊兵不可謂不多，將不可謂不廣，然而在與日軍作戰中卻一觸即潰，節節敗退，喪師失地，幾個月中就損兵50多萬，失地20多萬平方公里，丟掉140多座城市。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華北敵后戰場上，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開展地道戰、游擊戰等多種形式的人民戰爭，有效制敵。特別是美軍觀察組成員有的人深入地道被日本兵堵在地道里，最后老百姓把他救出來，安然無恙，他更加體會到人民群眾的厲害，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靠山。于是美軍觀察組認為，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場的大潰敗，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發動群眾開展人民戰爭，并強調“如曾開展人民武裝斗爭，絕不致如此潰敗”。

　　70多年前美軍觀察組對人民戰爭重要作用的認識，對于今天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創造和堅持的人民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論證，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和認識價值。

　　1945年3月12日，謝偉思從美國重新回到延安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短信，他在信里說：“我很高興回到延安，好像是回到了家。”“希望以后能每隔一個時期到延安來一次。”可見謝偉思對延安充滿了好感，認為在延安有很多朋友。他對延安的好感就是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的好感，這種友善的好感中國人民是極為珍惜并且將永志不忘的。

　　謝偉思在信中還說：“讓我拜會你，聽到你對時局的意見。這對我個人是一種快樂，對于美國國務部也極為有利。”可見謝偉思對毛澤東是很敬佩的，因為毛澤東對時局的分析不但對他本人有利，而且對美國也極為有利。

　　三、從一組美軍觀察組檔案看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觸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同美國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觸。在這次接觸當中，中共方面全力配合，大力支持，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付出了重大的人員傷亡，為美軍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日軍情報，并成功營救了幾十名美軍飛行員。但是，美國還是選擇了同國民黨合作，“扶蔣反共”，支持蔣介石消滅中共。這是中共在同美國接觸當中，美國第一次拋棄中共。

　　三年之后，1949年的春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之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又一次秘密派人同中共接觸，打算維持美國同中共的關系。當時中共高層毛澤東、周恩來也都派人去跟他接觸，而且也有意在將來新中國成立以后同美國保持關系。但是，美國又一次拋棄中共。當司徒雷登向國內請示以后，美國的決策者發給他一封電報，讓他回國。司徒雷登依依不舍，登上飛機之后，飛機在南京上空盤旋了三圈才走。這是美國又一次拋棄中共，也是中共在同美國接觸當中第二次被拋棄。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公開宣布“一邊倒”，就是因為之前美國拋棄了中共。

　　歷史上的好多事是有前因后果的。知人論事要講前因后果、講因果關系；不講前因后果，只講果不講因，只譴責果不譴責因，那是片面的、不公平的、錯誤的。這是我從上面所介紹的有關美軍觀察組檔案當中引申出來的一點歷史感悟，這段感悟可以幫助我們對歷史問題、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觀和公允，從而獲得正確的歷史觀。同時，這份感悟也是今天我到這里來交流而獲得的新收獲，也希望成為各位今天聽講的新收獲。謝謝大家。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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