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智奎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研究

　　人類歷史的車輪駛入21世紀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處于低潮。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和蘇東劇變，世界上信奉社會主義的國家逐漸減少。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看來，20世紀社會主義的氣數已盡，21世紀將建立一個由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他們甚至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這是蘇聯解體、蘇東劇變后的社會輿論。

　　然而，與西方資產階級的宣稱正相反，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不但沒有死亡，而且隨著馬克思本人被評為“千年偉人”，呈現出愈來愈旺盛的生命力。伴隨著新世紀的曙光，馬克思主義仍在世界的大地上廣泛傳播。特別是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明確規定，而且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礎。特別是當西方政客看到中國依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這樣一個事實，就不得不感嘆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在世界上仍然高高飄揚，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如當年西方叫嚷“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哪有這回事!”“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教條，只有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正確運用于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個基本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中，在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只能中國化，必須中國化，必然中國化，舍此無他。具體表述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那么，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民族化”和“具體化”。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傳播的結果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至于論文，也是數不勝數。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傳播一直是我國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問題，因而相關成果非常豐富。比如：丁守和等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三聯書店1979年版)；林代昭等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茂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高軍等的《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的《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在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繩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彭繼紅的《傳播與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1899-1921年)》(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柳國慶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張德旺的《新編五四運動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石仲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簡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程恩富等的《馬克思主義與新中國六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梅榮政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莊前生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出版和傳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國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學者德里克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國學者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一批漢學家對于中共早期的歷史研究成果顯著，其間有多處涉及馬克思主義傳播問題。比如：費正清的《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另外，韓國學者宋榮培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可能性。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多有論述，說“中共成立以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大部分是經由日本傳進中國”。

　　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在研究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方面發表了很多著作。比如：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美國作家羅伯特·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熊玠的《習近平時代》。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路徑和方法

　　(一)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學說，是時代的產物。這一偉大學說一經創立，就很快地在工人階級中傳播開來，在整個歐洲傳播開來。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所以，我們可以向全世界坦陳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比如，列寧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鄧小平同志寫的《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記述了他從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間的重要著作119篇，其中73篇都是同國外政要或其他來賓的談話，占全部篇目的61%。諸如“小康社會”“翻兩番”“一國兩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等重大觀點，都是同外賓的談話中首次公開闡述或詳細介紹的。這就是鄧小平理論的對外傳播。

　　馬克思主義是在充分吸收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創立的，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全人類性的科學真理體系，科學社會主義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解放和發展自己的行動指南，是世界性的理論，必然要在全世界得到傳播和發展。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歷史必然性，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階級性、時代性、科學真理性以及人民大眾性的理論品格，息息相關。

　　馬克思主義有一個歐洲化、俄國化的進程，其時代化、大眾化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共同演繹了19世紀歐洲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和20世紀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闡述這個歷史進程，我們以1880年春夏之交，恩格斯發表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例。這是一篇歷史文獻，與馬克思和恩格斯許多著作一樣，正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大眾化、歐洲化和俄國化的歷史進程。

　　第一，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根本要求。把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從而與共產主義的事業連在一起，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代觀。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之日起，時代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根本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的特有品格。

　　第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實需求。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是一種主觀意愿，而是實踐的呼喚和需要。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理論內容是工人階級的理論，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理論。

　　第三，馬克思主義歐洲化、中國化、世界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馬克思主義的歐洲化，是指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已傳遍歐洲并被付諸實踐。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第一版印行以來，在恩格斯那個年代，就出版了幾種外文譯本。恩格斯這樣說，1880年法文版的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波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據這個法文本譯出的。1883年，我們的德國朋友用原文出版了這本小冊子。此后，根據這個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譯本。這樣，連同現在這個英文版在內，這本小書已經用10種文字流傳開了。據我所知，任何社會主義著作，甚至我們的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有這么多的譯本。在德國，這本小冊子已經印了四版，共約兩萬冊。”

　　上述情況表明，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的歐洲化，是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偉大勝利成果。此后，進入20世紀還有一個俄國化問題——列寧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的歐洲化也包括俄國化。

　　綜上，馬克思主義歐洲化、俄國化、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不同歷史階段，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化，則是一個歷史總趨勢。無論是歐洲化、俄國化還是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地區、本國家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來實現其 “民族化”“具體化”，這才是“化”的要義所在。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傳入中國，在19世紀末就開始了。1899年，上海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上發表的《大同學》中提到了“馬克思”，這是中文報刊上最早的馬克思的中譯名。但這并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譯著。中國人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提到馬克思的是梁啟超。他在1902年9月的《新民叢報》上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把麥喀士(即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之泰斗”。

　　我國最早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摘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朱執信。1905年，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2號發表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中，第一次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動，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寫作背景和中心思想，并節譯了其中的十項綱領。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著文介紹《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本是陳望道于1920年翻譯的。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故事：一天，陳望道的母親送來粽子給兒子當點心充饑，外加一碟紅糖，留沾粽子。過了一陣，母親來取碗筷，驚奇地發現兒子滿嘴烏黑，紅糖卻原封未動。老人家愛憐又帶幾分生氣，問道：“吃完啦，這糖甜不甜呀?”陳望道仍渾然不覺，頭也不抬說：“甜，真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及這個故事，以黨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勵廣大干部保持理想，堅守信仰。

　　《反杜林論》的第一個全譯本是吳黎平在1930年譯成，但是他的勞動結果出版之后，這位譯者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資本論》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費了十年工夫。郭大力和王亞南于1928年開始翻譯，第一卷譯稿尚未問世，就在1932年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炮火燒毀。1934年兩位譯者又再次從頭開始翻譯，一直到1938年，才由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印制出版。

　　第二，馬克思主義從日本間接傳入中國。在中共早期成員中，留日學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陳獨秀去日本最早，從1901年至1915年前后達5次之多。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李漢俊、李達、陳望道、董必武、周恩來、彭湃、施存統、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學。在留日群體中，以李大釗、李漢俊、李達為優秀代表，“三李”的理論素養較高，社會影響最大。

　　那么，他們為什么要到日本留學?日本經過1868年“明治維新”一躍成為強國，吸引了許多中國青年到日本尋找救國的出路。20世紀初，中國形成留學日本熱潮，從1900年的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與此同時，日本也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高潮，社會主義者界利彥等創辦《新社會》雜志，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社會主義先驅者幸德秋水寫的《社會主義神髓》于1903年譯成中文，成為第一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譯著。

　　十月革命后，中國留日學生不斷地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翻譯到中國。1919年1月，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創辦《社會問題研究》，山川均創辦理論刊物《社會主義研究》，陸續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譯文，對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廣長舌》和《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譯成中文出版，在當時中國頗為流行。“社會主義”一詞也是在此時從日語中引進的。

　　李大釗同志于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學，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并于1916年5月回國。這期間，正是袁世凱大鬧恢復帝制的時候，李大釗同志積極組織神州學會，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秘密進行反袁活動。留日期間，李大釗同志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講授和著作影響較大，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后，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李大釗同志在1919年8月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有力地批駁了胡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實驗主義，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幫助廣大青年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界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開辟了道路。9月，李大釗發表了著名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論著。

　　另外，“三李”中的李達曾說：“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得自日本的幫助很大，這是因為中國沒人翻譯，資產階級學者根本不翻譯，而我們的人又翻譯不了。”1920年8月，李達回國后，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擔任上海發起組的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主編。12月，李達發表《社會革命的商榷》《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文章，以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用，有力批駁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謬論。

　　第三，馬克思主義從法國、德國等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許多都有旅歐經歷。五四運動后，周恩來、蔡和森、陳毅、鄧小平、趙世炎、陳喬年、陳延年、王若飛、羅亦農、彭述之、向警予、朱德、蔡暢、聶榮臻、李維漢、李富春等赴法國勤工儉學。

　　比如，蔡和森。他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1913年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創辦《湘江評論》，參加五四運動，在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期間，他先后致信毛澤東等，明確提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拯救中國與改造世界，要發展中國革命，先要組織黨——共產黨。

　　周恩來等人在歐洲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接受了有關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論。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巴黎組織稱作“旅歐總支部”，由趙世炎任第一屆總支書記，周恩來任第二屆書記。旅歐總支部領導的范圍不限于法國，而且包括德國和比利時。周恩來曾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共產主義能使這個責任無國界無種界地放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國民族得列于人類中間彼此一視同仁”。作為旅歐總支部的負責人，周恩來經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間，而且在德國逗留的時間往往較長。在柏林，他認識了比自己年長十二歲的朱德。朱德后來通過周恩來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第四，列寧主義從蘇聯傳入中國。列寧的著作是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傳入中國的。1919年9月，北京《解放與改造》雜志刊載了列寧在1917年寫的《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這是我國報刊上最早發表的列寧著作中譯文。

　　此后，我國先進分子相繼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團體，翻譯和研究馬列著作。1921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和開展活動的初期，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黨中央宣傳主任李達親自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的任務是：秘密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和翻譯著述。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了第二個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并以上海書店為中心，在全國建立了傳播馬列著作和革命書報的發行網。特別是在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盡管戰斗頻繁，條件極為艱難，仍然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寧論游擊戰爭》等著作。

　　1921年，劉少奇、任弼時等人赴蘇俄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從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協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歐支部成員先后有三批赴東方大學學習，到1927年上半年，到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共人員前后達百人以上。至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培養了1000多名畢業生，其中有葉挺、王稼祥、秦邦憲、王明、俞秀松、朱瑞、左權、烏蘭夫、楊尚昆、陳賡、伍修權、張如心、陳伯達、劉伯承、凱豐等。

　　1921年冬天，東方大學中國班開始建立黨的組織。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吳芳等首先由團轉黨，加入東方大學總支部，接著又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初，任弼時、肖勁光等先后也由團轉黨。中共旅莫支部委員會由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吳芳組成。可見，這些早期留蘇的我們黨的先驅代表人物成為后來傳播、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堅力量。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從上述三條渠道傳入的。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歷史進程。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進程，也就是如何“化”的；而“化”出來了什么，則是“化”的結果。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時空上“化”的進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經過“民族化”“具體化”而“化”出來的結果。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偉大成果，是誕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兩次偉大的歷史性飛躍——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毛澤東思想，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到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歷史脈絡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一脈相承，與時俱進。今天，我們主要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而這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過“民族化”“具體化”而“化”出來的結果。

　　鄧小平同志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致開幕詞，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命題，并且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可見，在本質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于科學社會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其理論形態即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其實踐形態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其制度形態即社會主義制度和未來共產主義制度。從理論形態上看，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可稱為原生理論形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這一原生形態和其衍生形態上發展而來的新的理論形態。進一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且與科學社會主義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創新。

　　當年，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理論，并沒有實踐。直到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才開始了社會主義實踐。也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原生形態，之后的列寧在這一原生形態上進行了繼承、發展和創新，創立列寧主義，形成原生形態的衍生形態。那么，中國呢?科學社會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其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不斷發生新的變化。比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主要是因為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這與俄國的中心城市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并不一樣。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從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上并沒有突破蘇聯模式。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比如，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都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新的詮釋和發展。

　　我們說，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就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上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繼承、發展和創新。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形成發展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推進和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態，鞏固和完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形態。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道路、制度，就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態。這種理論形態表現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換言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產生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體系化、形態化，是其邏輯進程的必然。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和完善的。

　　從兩次歷史性飛躍來看，無論是毛澤東思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推進和豐富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態，從根本上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實踐和創新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鞏固和完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自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成立至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始終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形態，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邏輯展開，即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其中包括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和具體制度，特別是黨的制度建設，在當前顯得尤為突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3個方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并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退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重大戰略部署。這就是從制度形態上來講的。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今天已經進入了一個具體的形式，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的統一。也就是說，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去”，指的是對外傳播。那么，為什么要“走出去”?這是一種必然。

　　從馬克思主義歐洲化、俄國化、中國化進程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傳播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去”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這并不是西方所謂的“革命輸出”，因為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吸引了很多國家來取經、學習。這就是一種需要。

　　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也就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之治為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模式、版本。比如，從過去的經濟特區到現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行示范區建設，這一成功發展經驗引起國外廣泛關注。當然，這些思想和實踐不能照搬照抄，只有結合各國具體實際才能取得成效。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文明發展有著重大貢獻。比如，袁隆平的水稻研究可以幫助世界很多國家解決吃飯問題。再比如：中國的高鐵技術走向世界；中歐班列為歐亞大陸打通國際貿易“大動脈”；“一帶一路”對人類發展的重大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之治的世界意義就自然體現出來了。

　　我們知道，西方國家一直“唱衰中國”，不斷叫囂“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妄圖遏制中國發展。但結果呢?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由此，“中共學”在國際社會上成為顯學，各國學者對此展開深入研究。這也是一種必然。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要“走出去”。所以，我們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代的國際關系，要擁抱新時代、認清使命不掉隊，走在時代前列，做好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因為這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要更好地適應“兩個需要”(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和“兩個走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國的進程)，就要加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對外傳播，加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成就的對外宣傳。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國際傳播的方式方法上，要注意五個“緊密結合”：一是要與國家總體外交緊密結合；二是要與樹立中國的良好形象緊密結合；三是要與宣傳中國現代化發展成就緊密結合；四是要與塑造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形象緊密結合；五是要與吸收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緊密結合。同時，還要注意話題體系建設，提煉出在世界上有獨特影響力的中國式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國際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去”，就是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釋中國政策、提供中國方案的過程，這無疑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任務，是一個需要不斷改進創新和全面推進的系統工程。具體來看：

　　第一，當前，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我們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應該志存高遠、敢于擔當，著眼本國和世界，著眼全局和長遠，自覺擔負起時代使命。

　　第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世界各國人民普遍參與。我們應該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識，共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業。

　　第三，各國政黨相互借鑒治黨治國經驗，共同提高執政和參政能力。中國共產黨是開放包容的，既向世界介紹我們的經驗做法，也向世界學習。

　　舉個例子來說明我們需要加強交流、增進理解。2000年，我隨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了越南的一個中國問題研究所，看到該所出版的雜志英文目錄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翻譯成“China-coloured socialism”，直譯過來就是中國有色彩的社會主義。當時，我就指出這個翻譯錯誤，并進行了糾正。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翻譯成“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當前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結晶，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所以，科學社會主義是“一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科學社會主義才有了中國特色。由此可見，“China-coloured socialism”這一翻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非常膚淺。所以，我們需要加強對外交流。要注重這方面的宣傳。

　　再舉一個例子，關于“命運共同體”的翻譯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一系列國際場合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倡議，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特別是在2017年，聯合國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了多項決議之中。可見，“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一面旗幟。然而，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名片，這一高頻術語曾一度遇到翻譯問題。

　　以黨的十九大為節點。之前，外交部、China Daily、新華網、中國網、人民網、《北京周報》等官方網站對“命運共同體”主要有三種譯法：

　　第一種，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第二種，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第三種，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其中，第一種譯法在國內外使用的最為普遍，但第三種譯法“shared future”最能準確表達“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內涵。《現代漢語詞典》中“命運”一詞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生死、貧窮和一切遭遇，如悲慘的命運；二是比喻發展變化的趨向，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顯然，“命運共同體”中的“命運”指的是后者。所以，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是最準確、最合適的譯法，并最終在黨的十九大文件中正式確認下來。

　　綜上所述，我們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去”的必然性，即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因此，要做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就要學會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分享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之治。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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