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供給側改革包含兩方面內容，一個是針對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個是針對金融經濟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新時代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新時代包涵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所指出的，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新時代的涵義非常豐富，可以從經濟、金融、財稅、政治和國際這五個維度加以解讀。

　　1.經濟新時代

　　經濟新時代，是指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升級，主要體現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外復雜嚴峻形勢，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2019年12月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我們面對的是“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健全體制機制，打造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這里要注意兩點：一是首次提出“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這是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的重要籌碼；二是“發展數字經濟”，這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因素。

　　2.財稅新時代

　　財稅新時代，從淺層次上講，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從深層次上講，就是要以減稅降費為抓手，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

　　2019年4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宏觀政策要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加注重質的提升,更加注重激發市場活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久裆２娬{，要落實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物流等成本，有序推進“僵尸企業”處置。

　　3.金融新時代

　　金融新時代，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目的是改善企業的融資環境。它主要體現在：貨幣政策由寬松進入穩健，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并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被擺在首位。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結構性去杠桿，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輸入性風險。2019年4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以關鍵制度創新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科創板要真正落實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證券發行注冊制”。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4.政治新時代

　　政治新時代，強調黨的全面領導，突出體現在黨組織對國有企業的治理，強調企業的合規管理，優化公司治理機制，加強合規管理。

　　2015年8月24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將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國有企業章程”。并明確，“符合條件的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可以通過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董事長、總經理原則上分設，黨組織書記、董事長一般由一人擔任”。

　　2018年5月11日，中央深改委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規定》強調，加強對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綜合考核評價、經營業績考核、黨建工作責任制落實情況考核，強化抓改革、強黨建、促發展導向，引導中央企業領導人員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2018年7月30日，國資委印發的《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試行)》規定，違規經營投資責任根據工作職責劃分為直接責任、主管責任和領導責任。并且明確，根據資產損失程度、問題性質等，對相關責任人進行組織處理、扣減薪酬、禁入限制、紀律處分、移送國家監察機關或司法機關等方式的責任追究處理。

　　2018年11月2日，國資委印發的《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明確，加強對市場交易、安全環保、產品質量、勞動用工、財務稅收、知識產權、商業伙伴等重點領域的合規管理。

　　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并強調要確保國有企業黨委(黨組)領導作用發揮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

　　5.國際新時代

　　國際新時代，強調我們現在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遭受挫折，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給我國股市、匯率以及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響。

　　(二)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經濟運行決定金融運行，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實體經濟是金融運行的根本。中國不會像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脫離實體經濟搞發展或是金融發展長期超前、單邊突進，而是要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發展、協調發展。所以說，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是金融穩定的基石。

　　第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保障。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液。我國對金融的定位，即支持實體經濟是我國的金融國策，是金融業的立身之本。現在，我們的實體經濟發展面臨一個痛點就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是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條件，也是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

　　二、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

　　(一)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1.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我國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過程中，涉及三期疊加、增長動能轉換的問題。從經濟增速放緩的過程中看，我國GDP在1992-2011年年均增長10.5%，在2012-2014年年均增長7.6%，在2015-2019年年均增長6.7%。從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經驗看，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不可兼得。也就是說，速度與質量不可兼得。具體看：

　　第一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我國完成了價格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標志我國從計劃經濟逐步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我們經濟增長快速，主要是因為改革激勵大家創新、創業，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第二階段，從1993年到2000年，我國完成了財政金融改革，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意味著改革向金融業縱深推進。財政金融改革通過進行分稅制、商業銀行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第一次人民幣匯率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改革紅利集中顯現，經濟高速平穩增長。

　　第三階段，從2001年到2011年，我國大力推進對外開放，釋放出巨大的開放紅利。以2001年加入WTO為契機，中國經濟嵌入全球價值鏈，承接了國際分工的部分轉移，推動經濟加速增長。

　　第四階段，從2012年到2020年，我國轉換增長動能，一些紅利逐步消失，突出特點是經濟結構調整，導致經濟增速放緩，這里還有一個疊加因素，就是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在這一階段，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個是劉易斯拐點。不管是哪個問題，實際上都集中在人口紅利消失上。

　　2.新舊動能轉換

　　新舊動能轉換順暢。通過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工業退潮，服務業興起。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同時，一些新興業態也在逐步興起，如信息技術、房屋租賃和商業服務等發展迅速。一些傳統業態采用新的運營模式，如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占據市場主流。一些傳統業態下行壓力較大，如建筑業、傳統批發零售業。這些傳統行業的下行為新舊動能轉換騰出空間。在這一過程中，我國能源結構不斷優化，如煤炭、原油占比下降，水能、核能、風能占比上升。可見，高質量發展推動綠色發展。

　　(二)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三大制約因素

　　1.人口紅利消失

　　近年來，如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中國也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第二代農民工和民工荒的問題。2012年以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但總人口仍在繼續增加，目前已經達到14億。從人口數據上看，勞動年齡人口在絕對減少，老年人口在不斷增加。這里涉及一個人口出生率的問題。《中國生育報告2019》顯示，2018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較2017年下降200萬，創1949年以來除1960-1961年自然災害時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創1949年以來新低，總和生育率降至1.52?？梢?，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下降，從源頭上導致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進而導致一些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

　　2.粗放投入與債務擴張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以粗放型增長為主。也就是說，主要依賴于要素的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要素的投入主要體現在資金上，所以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債務擴張越嚴重，各部門負債率就會越高。這就需要用高杠桿來刺激高增長，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即債務負擔不斷加重。

　　3.區域發展不平衡

　　以前叫“孔雀東南飛”，現在叫“北雁南飛”。為什么?以前是西部地區的資源往東部流，現在是北部地區的資源向南部流。現在來看，那些增加較快的城市大部分都在南方，而北方的一些城市增長較為緩慢。北方資源向南方流，首先是人口流動，從2017年以來有關數據看，人口流出省市大多在北方，流入省市大多在南方。其次，人口流動帶動資金流動，推動南方經濟發展越來越快，越來越好。此外，人口流動帶動南方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城市競爭力大大增強。2018年上半年，南方經濟在全國經濟的比重已經上升到62%，相應的北方占比下降到38%，已經形成一個頭重腳輕的格局。

　　(三)三去一降一補

　　1.去產能

　　總體上，我國大部分行業的去產能進展順利，但有個別行業出現產能反彈，比如采礦業。這可能與國家補基建短板有一定關系。另外，具體到某一個行業，我們看到，在鋼鐵去產能的背后，毛利率也在下降，說明這是成功運用了市場化的手段去產能。

　　2.去庫存

　　去庫存，主要是看企業的存貨周轉率。如果周轉率加快，就是去庫存，反之則是加庫存。由此來看，建筑、餐飲、信息技術等大部分行業的去庫存進展順利，批發零售、汽車制造等少數幾個行業在加庫存。尤其是汽車制造行業，已連續多月產銷負增長，去庫存壓力非常大。

　　3.去杠桿

　　從央行統計的5000戶工業企業來看，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特別是2015年以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出現明顯下降，且下降幅度較大，表明我們去杠桿的成效是很顯著的。

　　4.降成本

　　從成本角度看，2015年以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成本整體上有大幅下降。但在此過程中，存在一個結構性不平衡的問題。特別是在成本下降后，國有企業成本較低，而民營企業成本較高。比如，在每百元營業收入中，民營企業成本比國有企業高出6元。從費用角度看，2019年以來我們一直在降低企業的各種費用。整體上看，國有企業費用比民營企業要低，雖然差距不大，但體現出在降低費用上需要進一步均衡。

　　5.補短板

　　補短板，補的是基建短板?，F在，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在固定資產投資上都出現了投資意愿下滑的問題，但是由于我們措施得力，目前下滑得不是很厲害，總體進展較為順利。

　　三、當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

　　(一)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情況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情況，實際上就是解決貨幣和資金的問題。貨幣是央行發行的，資金只有在支持實體經濟、支持企業生產經營才能變為資金。由此可見，貨幣轉化為資金的程度就成為衡量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貨幣發行可用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它在2008年以后上升很快。而資金鏈可用狹義貨幣M1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它自2008年以來增長緩慢。也就是說，貨幣增長與資金增加的反差越來越大，形成了一個“喇叭口”。這意味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金融支持資管產品或在金融系統內部空轉的比例有所增加。那么，這帶來什么問題?在金融空轉過程中需要支付通道費，空轉的次數越多，需要的通道費就越高，而這些費用最后都會轉到企業身上，從而推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緩解情況

　　從融資貴到融資難。2017年清理影子銀行之前，企業主要面臨的是融資貴的問題。因為只要出足夠高的利息，就肯定會有人借錢給你。當時，影子銀行是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在體制外的融資渠道。2017年清理影子銀行之后，這個融資渠道逐漸消失，企業融資問題就從貴轉化為難。而現在面臨的融資貴問題，一方面體現在金融支持資管產品或在金融系統內部空轉，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更多體現在銀行毛利率較高、存貸利差過大的問題上，這是融資貴的根源所在。

　　從債券融資來看，以產業債為例，2016年7月至今，3A級債券的信用利差在下降，2A和2A+信用級別的債券融資成本在大大增加。從企業性質來看，信用利差的增加集中在民營企業上。也就是說，民營企業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集中體現的焦點領域。從地區結構來看，2019年信用利差(融資成本)最高的省份依次是海南、青海、貴州，信用利差(融資成本)最低的省份是北京、廣東、上海。財科院數據顯示，在融資規模方面，2016-2018年國有企業平均融資規模年均增速為12.7%，而民企增速僅為6.4%，差距越來越大。在融資結構方面，2018年國有企業短期貸款、長期貸款和債券融資占比均衡，分別為29.7%、41.1%和15.5%，而民營企業分別為72.8%、17.0%和4.6%，對短期貸款依賴度較高。可見，民營企業融資結構并不合理。在融資成本方面，2018年民營企業短期貸款、長期貸款、債券發行、民間借貸利率分別比國有企業高88bp、103bp、111bp和349bp，民營企業融資成本明顯超國有企業。當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信用分層問題仍未改善，從2019年4月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信用利差超200bp，持續位于歷史高位。這是我們痛點中的痛點、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總體評估及具體舉措

　　(一)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總體評估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一定的進展，發展質量有所提高，創新動能有所增強，但新舊動能轉換受到人口紅利消失、債務壓力加大和區域發展失衡的制約。這就是發展的不平衡。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進展順利，“一降”出現成本反彈的跡象，“一補”的基建補短板的意愿有所下滑。

　　第三，雙供給側改革(針對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尚未形成協同效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能有效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貨幣松與資金緊之間的矛盾有所加劇。

　　第四，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呈現階段性特征，即在清理整頓影子銀行之前體現為融資貴，在清理整頓影子銀行之后轉化為融資難。所以說，我們現在的側重點是解決融資難的問題。

　　第五，融資貴集中體現在銀行業毛利率較高，表現在較高的存貸利差上。

　　第六，融資貴具有很大的差異性。比如，較短的期限、較低的資信等級、私營企業和部分邊遠省份的融資成本相對較高；京滬粵的融資成本相對最低。再比如，私營企業融資規模增速、結構以及成本均不及國有企業。去杠桿中存在的“一刀切”問題，使得部分民企面臨的融資壓力加大。所以，我們要注意避免因政策執行不到位而加劇民營企業經營困難、沖擊民營企業家信心和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二)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具體舉措

　　1.高質量發展的八個指標

　　當前，要明確通過雙供給側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導向，即高質量發展的八個指標。

　　一是私人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占GDP比重，這是衡量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

　　二是私營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占比，這是衡量經濟活力的指標。

　　三是人均GDP，這是衡量創造財富能力的指標。

　　四是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占比，這是衡量產業均衡和配套程度的指標。

　　五是每萬元GDP能耗，這是衡量資源集約利用效率的指標，是一個綠色發展的指標。

　　六是研發經費占GDP比重，這是衡量一個國家對高新技術創新投入水平的指標。

　　七是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這是衡量技術拉動程度的指標。

　　八是勞動生產率，這是衡量國民經濟生產效率的指標。

　　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以這八個指標為目標導向，推進一系列深化供給側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舉措。

　　2.促消費促轉型

　　面對當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放緩，我們如何促進消費?有人提出，只要下調消費稅，就能解決問題。但實際上，在下調消費稅之前，我們還要解決好兩大基礎性問題：一是破除銷售渠道的壟斷，如果銷售渠道是壟斷的，減稅也只是減給了商家，沒有惠及消費者；二是解決老百姓消費的后顧之憂，也就是由于收入轉化為消費的能力存在差距，即使通過減稅增加了收入，處于邊界的部分人群的消費傾向仍然比較低，要想讓收入轉化為消費就要解決好后顧之憂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收入分配的問題。

　　3.減稅降費

　　目前，通過減稅降費促進投資和消費，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但也面臨成本反彈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扭轉成本反彈，切實把費稅降下來，防止產業向外部轉移。

　　4.貨幣政策操作思路從寬貨幣轉向寬信用

　　曾經，我們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卻沒有很好的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為什么?主要是在貨幣寬松的過程中信用并沒有寬松，而企業的融資問題又直接與信用環境掛鉤。也就是說，只要信用環境變得更加寬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要通過小幅、高頻、市場化方式，引導貸款利率、債券利率和企業實際利率下行，以TMLF、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緩解企業融資難題，解決流動性分層困境。這涉及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調整問題。

　　5.加強金融改革與監管之間的協同

　　現在，部分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對影子銀行的融資依賴程度較高，所以我們要對影子銀行風險相對可控的部分實施包容性監管，解決融資通道的問題。另外，要加大銀行業競爭，大力降低存貸利差，消除所有制歧視，對銀行基層信貸考核取消歧視性規定，提高貨幣供給向資金供給的轉換效率。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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