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海方 繪畫

　　侯嚴峰

　　從山東到關外再赴江南，一路走來，品嘗過各種各樣的盤中滋味，也算是吃過“百家飯”了。雖說北菜南肴千差萬別，舌尖上的觸覺各有千秋，但有一種食物“南北通吃”，那就是餃子。

　　剛到長沙時，每逢過年，我總會詢問當地人：“大年三十年夜飯，你們都吃什么主食?”得到的回答幾乎千篇一律：“米飯噻!”“一年到頭吃米飯，過年也不換換花樣?”我實在是搞不懂米飯何以會有這么大魅力。“是的噻!”長沙人回答得總是這般執拗且干脆利落。

　　其實，南方人并不排斥面食，包括餃子。只不過，他們不會像北方人那樣把餃子當成日常的家庭主食，覺得不過是餐桌上的一個“點綴”。有時跟幾個當地朋友到餐館小聚，餐中明明已經上了饅頭、面條或是餃子，我早就吃飽了，朋友們依然會朝著服務員大呼小叫：“上飯噻!”后來才知道，人家江南人所說的“飯”專指米飯，而且癡迷到無米不成“飯”的地步，簡直讓我這個地道的北方人無可奈何。

　　時間長了，也就入鄉隨俗地對江南人的這些生活習性見怪不怪了。但是，日常生活中，我們家關起門來，灶臺上蒸煮的，還是北方的面食——包子、餃子和饅頭。因為我固執地認為，一家人在一起熱熱鬧鬧包餃子，不只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更多地是為著營造一種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為著展現一種和和美美的生活狀態。想想看，從和面、調餡、包制到水煮，還有肉餡、魚餡、素餡等等那些不打一絲折扣的料理，是中華食文化的尋源，是一層層心意的疊加，也是屬于“家”的儀式。

　　所以，我以為北方人包餃子，實在是蘊含了某種可堪玩味的人文意象，有時甚至超越了用以果腹的意義；餃子餡里包裹的，也不只是肉末菜蔬，而是其中淺嘗深咂的萬般滋味。就像詩人對餃子的形象描繪：“俗客常笑撐船肚，知己方知腹中珍。”把對待餃子的態度提升到了“俗客”或“知己”的境地，可見餃子在詩人眼中的位置并不一般。

　　在食物短缺的那些日子，豬肉要憑“票”，白面要“糧本”，一年到頭吃的餃子也就屈指可數，孩子們都眼巴巴地盼著過年，盼著那頓面皮里包著肉丸的餃子。多虧母親精打細算，平日里瓜菜半年糧，把那些“豬肉票”和“糧本”里的白面省下來。臨近過年，母親會用積攢的“票”割上幾斤豬肉，打上半斤花生油，用“糧本”配給的定額買上幾斤白面。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孩子們圍坐在炕上，看著母親包餃子，那一個個白生生的餃子擺放在蓋簾上，孩子們就掰著指頭數著，像是貓兒們盯著游動在水里的魚。餃子下鍋時，孩子們眼睛里透出的，分明是期待中雜糅著的迷惘。

　　電影《芳華》里有一個鏡頭——準確地說是一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部隊文工團一群少男少女聽說周末食堂包餃子，幾個女孩兒就在那里抱怨：“怎么，又是餃子啊!”聽那口氣，好像吃餃子不是改善伙食，倒像是給她們的腸胃添了堵。說實話，如果不是電影編導把故事發生地選擇在西南的一座城市，不是定位于一群南方小兵，我會忍不住呵斥：“胡編亂造!”因為《芳華》表現的那個年代，我就在北方的一個海防部隊，也恰好在一個軍級宣傳隊當樂手。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頓不管什么餡的餃子，對于我們這群來自城市或農村的男女兵娃來說，那可是過年般讓大家歡天喜地的事。

　　那個時候，一般連隊戰士每天的伙食標準只有四毛五。到了星期天，連隊食堂只供應兩餐，早餐隔三差五地就能包頓餃子。包餃子的食材是頭天晚上分發到各班的，無非是一小塊肥瘦相間的豬肉，一坨揉好了的面團，再就是蔥姜大蒜和一小碗油鹽醬醋。星期天一早起來，班里的戰士們就開始忙活：剁肉、切菜、調餡，然后就是搟皮、包餃子。戰士們來自天南海北，那餃子包得也就奇形怪狀，有的包不進餡料，有的捏不牢面皮，還有的南方兵干脆把餃子揉成了“湯圓”；一般都是由班長或老兵親手調制的餃子餡也常常乏善可陳，不是寡淡就是齁咸，不是肉發柴就是菜冒湯……餃子包好了，幾個體魄強壯的戰士端起盛放餃子的蓋簾就往廚房奔去，為的是搶占“頭鍋餃子”那鍋清水；手腳慢的班，待到煮餃子時，那鍋水已經成了“漿湯”，下鍋煮的餃子撈出來幾乎成了面片。即使這樣，大家也會為著吃上一頓餃子而樂上一整天。那時候，餃子里包裹的，是一群小兵苦中作樂的青春。

　　雖說早在部隊時就學會了調餡、搟皮、包餃子，但不會和面。到濟南工作后成了家，餃子常吃，但和面的事兒都是妻子包辦，我也就樂得清閑。有一年冬天妻子臨產入院，我想“好吃不如餃子”，就買來肉菜剁吧剁吧調成餡，又請來樓下的鄰居阿姨幫忙和面，一起包了一蓋簾餃子。餃子下鍋煮熟后，我趁熱盛到一個保溫桶里，騎上自行車風風火火送到醫院。誰料想，打開保溫桶一看，那餃子已經粘連在一起，一坨坨的；用筷子扒拉開，餡兒和面皮分離，成了一桶“菜拌面”。妻子驚詫于我能送來餃子，也就不管不顧地吃了起來，還直夸“味道不錯”。我知道，這桶不成形的“餃子”，一定可以咂摸出夫妻倆遠離家鄉獨身在外的五味雜陳。

　　后來就到了哈爾濱。關外人與山東人真是“習相近”，雖然那里出產的大米很是軟糯香甜，而春種秋收的麥子磨出來的面粉一點兒也不“筋道”，可是他們更鐘愛于各種面食，尤其是餃子。走在大街上，“哈爾濱餃子館”的招幌隨處可見，那餃子餡更是五花八門，什么白菜香菇肉、豬肉胡蘿卜、豬肉芹菜、豬肉酸菜，更有那生煎的鳳尾蝦餃子，咬一口舌齒留香。許多哈爾濱人家過年，也秉承甚或“創新”了山東老家的習俗，到了臘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家家戶戶就忙著包餃子。餃子包好盛放在蓋簾上，端到陽臺，用罩子布覆蓋。陽臺的夜間溫度直降到零下20幾攝氏度，比冰柜的冷凍箱溫度還低，到了第二天早上，蓋簾上的餃子就成了硬邦邦的“凍餃”。這些“凍餃”被盛放到一個個面口袋里，仍舊放在陽臺這個偌大天然“冰柜”里，一直可以吃到正月十五。

　　在哈爾濱工作生活近4年，平時除了吃食堂，就愛光顧那些大大小小的餃子館。叫上一盤香噴噴、脆生生的酸菜餃子，一碟米醋，幾個蒜瓣，就能對付一頓正餐。離開哈爾濱快20年了，我還時常留戀那里餃子的味道。好在，時下哈爾濱餃子館開遍了大江南北，走到哪里都能夠吃個痛快，但總覺得不是以前的那個口感了。的確，哈爾濱的餃子，總能讓人品味出些許“闖關東”的滋味，一種念舊思親的滋味。

　　走南闖北這些年，對餃子的親近是愈來愈不由自主了。老舍曾寫道，母親總會說：“咱家餃子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咱家餃子會使咱們的胃里和心里一齊舒服呢。”是啊，不同的年代，餃子里包裹著不同的餡料，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面調餡，包出來的餃子都毫無例外地鮮香可口。因為，餃子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充盈在心里，難以泯滅的人文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