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常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板塊，以2019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例：第一個重要板塊是總結2019年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以及遇到的問題；第二個重要板塊是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分析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有哪些；第三個重要板塊是部署2020年經濟工作，同時部署未來經濟工作如何開展。下面，我就按照這三個重要板塊對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進行介紹。

　　一、2019年中國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

　　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2019年中國經濟取得的成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推動高質量發展，扎實做好“六穩”工作，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其一，穩增長。2019年我國GDP總量是99萬億元，相比于2018年的92萬億元，增加7萬億元。“7萬億元”這個數字對于老百姓來講可能比較遙遠，舉個例子，2019年浙江省GDP突破6萬億元，也就是說，我國2019年GDP總量比2018年增加的7萬億元的增量，比2019年浙江省全年GDP總量還要稍大一些。這是我國在2019年GDP總量增長上取得的成績。

　　其二，穩外貿。雖然2019年我國出口增速比2018年有所下滑，但這是在百年未有大變局中，尤其是在全球外部需求降低、歐洲經濟衰退和世界銀行不斷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的背景下，從人民幣計價角度來看，我國出口仍然取得了一定正增長。最重要的是，我國全球出口市場份額穩定，甚至比2018年略有增長，這是中國出口競爭力表現出的相當強的一種穩定態勢。

　　其三，穩金融和穩預期。從中國的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來看，上證指數在2019年初為2400點左右，到2019年末已經在3000點波動，漲幅為25%左右。從同一時期來看，中國的股票市場漲幅在全世界位居靠前。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2019年中旬經歷貶值的壓力以后，在2019年末出現了明顯的升值趨勢。為什么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企穩?因為有資金持續流入。從股指和人民幣匯率來看，金融市場的信心在不斷恢復。

　　其四，穩外資。穩外資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國外資金在中國的證券投資；二是外商直接投資，也就是在中國實體經濟的投資。首先看證券市場。2019年境外投資者凈增持境內債券866億美元，凈增持上市股票413億美元，合計達到1280億美元。這一數據表明，境外投資者對中國金融市場有一定的信心，而且比較看好中國未來的發展。其次看外商直接投資。2019年1至10月，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33407家；實際使用外資7524.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6%。外資的不斷流入也體現了境外投資者和外商對中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信心，這是穩外資方面取得的成績。

　　第二，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精準脫貧成效顯著，金融風險有效防控，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金融風險有效防控具體表現在哪里?從2010年前后一直到2015年，中國宏觀杠桿率持續較快上升，這也是我們強調金融風險要去杠桿的一個大的背景。到2019年6月，宏觀杠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已經得到初步遏制。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2012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實體經濟的宏觀杠桿率每年上升幅度都在10個百分點以上。2011年末，中國宏觀杠桿率為177.2%；2016年末，中國宏觀杠桿率已經達到240.2%，5年間上升了63個百分點。2017年以來，這種勢頭得到了遏制，宏觀杠桿率的上升明顯趨于緩和。2019年三季度末，中國宏觀杠桿率為251.2%，過去近3年間溫和上升了11個百分點，宏觀杠桿率趨穩。也就是在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中，我國宏觀杠桿率得到穩定，這是非常重要的成績。

　　第三，改革開放邁出重要步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科技創新取得新突破。

　　第四，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

　　第五，“十三五”規劃主要指標進度符合預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以上是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9年中國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的總結。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9年以來，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因此我國在2019年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

　　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雖然取得了重要成績，同時也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我們在看到不利因素的同時，也要看到存在的有利因素。

　　第一，國內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認識到國內外面臨的風險挑戰。從國內來看，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其一，經濟下行壓力。2019年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同比增長分別為6.4%、6.2%、6.0%、6.0%，從四個季度的數據來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

　　其二，總需求低迷下的通脹壓力。以前，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伴隨的應該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步物價水平下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加上CPI通脹率下降，應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和寬松財政政策。但目前這個局勢要比一般情況下更為復雜，出現了結構性通貨膨脹。由于豬肉價格因素的推動，所以CPI在2019年11月、12月都同比上漲4.5%，對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了一些影響。因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面臨著一些約束和掣肘，當然我們可以使用結構性政策進行應對，而且從理論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更多地關注非食品和非能源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實際上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從2019年全年來看，通脹率一直是下降走弱的，這表明我們的總需求是偏弱的，與前面講的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一致的。

　　其三，從國內需求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三駕馬車包括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其中，房地產投資在2019年表現得相對比較強勢，而制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相對比較低迷，這也表明市場主體的活力還有待進一步激發。從消費來看，汽車銷量從2018年開始萎縮，甚至出現負增長，到2019年雖然汽車銷量同比增速負增長的下滑勢頭得到一定遏制，但這是因為2018年下半年汽車銷量基數比較低，所以2019年下半年的汽車銷量開始出現一些回暖，但總體上與固定資產投資一樣，都顯示出比較疲弱的狀態。這是經濟下行壓力在總需求端的一些表現。

　　其四，從外部需求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在2019年都明顯放緩。從2019年初開始，世界銀行多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企業投資信心下降，我國全球出口市場的蛋糕在萎縮，在這一背景下，雖然我國出口增速很低，但是仍然維持了貿易份額的穩定。

　　第二，國際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有哪些?比如英國“脫歐”和貿易摩擦，貿易摩擦不僅包括中美貿易摩擦，還包括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不同程度的貿易摩擦，這些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產生了沖擊，也對全球產業鏈布局、企業投資者信心產生了沖擊。我們看到，從2019年延續到2020年，歐盟以及美國、日本的經濟仍然在下行探底過程中，因此我國外部需求環境不是非常樂觀，雖然出口有一些復蘇跡象，但是對發展勢頭的確立還需要一些時間進行跟蹤觀察。

　　第三，中國經濟增長中面臨的有利因素。

　　在客觀、冷靜、清醒地分析風險挑戰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有利條件。其一，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其二，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其三，我們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有龐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其四，全黨全國堅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在上面講的四點有利條件中，我要著重強調第一點，就是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國2019年四季度GDP增長6.0%，與三季度GDP增長持平，止住了GDP增長下滑態勢。此外，其他月度數據以及企業家信心、金融市場指標等在2019年底出現了回穩、回暖。

　　二是從工業增加值來看，2019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7%。從2019年四個季度的工業增加值增長數據來看，呈先下降、后上升態勢。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支撐作用進一步增強。201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8.4%，明顯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與此同時，新能源產業增速為14.9%，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速為9.5%，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8.8%，也都明顯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由此可見，在新舊動能交替的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也要看到很多高技術、新技術行業部門發展得非常快。

　　部分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工業新興產品快速增長。3D打印設備、太陽能工業用超白玻璃、高溫合金、充電樁、城市軌道車輛等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新興產品高速發展，增速達到32.6%—155.2%，智能手表、服務機器人、智能手環等智能化消費產品增速分別為101.7%、38.9%、36.8%，這些新的增長點已經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支撐作用。

　　三是從外部和內部需求來看。首先從外部需求來看，雖然外部需求在2019年呈現出收縮現象，在2020年仍然面臨一定壓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外部市場環境的有利因素。從政策角度來看，歐洲以及美國、日本的經濟領先指數不斷走弱，與此同時他們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也在寬松，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寬松政策是超預期的，在負利率情況下，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然實施進一步的寬松貨幣政策，而美聯儲在2019年上半年停止加息，到了2019年下半年轉向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面臨的外部政策環境變得更加寬松，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國面臨的外部需求，出口市場規模正在企穩；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也將企穩。因此，2020年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總體上要好于2019年。2019年12月，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征關稅的相關承諾，實現加征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這對于企業投資和出口等方面都會產生正面作用。以上是我國經濟面臨的有利條件，在經濟結構和外部需求方面都有明顯的體現。

　　三、2020年中國經濟工作思路和部署

　　(一)2020年的重要意義

　　2020年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第二，2020年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十四五”發展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好基礎；第三，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

　　(二)2020年中國經濟工作指導思想

　　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堅決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決打贏三大攻堅戰，全面做好“六穩”工作。

　　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怎么穩?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怎么進?要積極進取，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持續用力，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要繼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穩”和“進”的闡述。

　　(三)在經濟工作中形成的重要認識

　　此外，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了我們在工作中形成的四點重要認識：一是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二是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三是必須善于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讓各類市場主體在科技創新和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奮勇拼搏；四是必須強化風險意識，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下面我就第一點重要認識展開講解。

　　“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過去，很多人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總需求調控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但是從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這句話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宏觀調控兩者并不矛盾，并且還特別強調“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2015年末提出后，其理念得到廣泛認同和貫徹執行。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此可見，在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適度擴大總需求兩者就是放在一起的，可見二者并不矛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2015年末提出后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幾個階段。具體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2016年和2017年以“去產能”為工作重心，2018年和2019年則以“去杠桿、防風險”為首要任務。從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補短板階段。那么，“補短板”和“去產能、去杠桿”的區別是什么?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都是在做減法，而做減法很痛苦。在去產能中，很多企業被關停并轉；在去杠桿中，很多金融機構面臨重大風險。總體來看，我們在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過程中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也面臨很多新的問題。可以看到，去產能在2017年取得了決定性成績；去杠桿和防風險在2018年和2019年取得關鍵進展，與此同時，我們開始面臨新的政策環境，國內來看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際上看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在這一背景下要繼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

　　如何“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如何將供給端的改革和需求端的總需求調控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下面我們展開講一下。

　　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2020年的重點工作。其中，在宏觀調控部分提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同消費、投資、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制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等領域，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可見，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先進制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三大領域，將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切入點和契合點。這些領域的投資，短期來看有利于總需求的拉動，長期來看能夠形成新的供給能力，并釋放一些被抑制的需求。這就需要同時認真領會四個重要認識中的其他方面，必須加強全局觀念，也要防范風險，在不斷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強調投資回報率，對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仍然要提高警惕。

　　在先進制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三個領域，要怎樣展開工作?

　　其一，在先進制造業方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支持戰略性產業發展，支持加大設備更新和技改投入，推進傳統制造業優化升級；同時，要健全體制機制，打造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要對基礎設施進行改善和升級，激發企業活力，推動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以鞏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有破有立。破是去產能，淘汰過剩、落后、過載產能；立是補短板，補先進制造業、戰略性產業的短板。而在去產能已經取得歷史性進展的背景下，先進制造業就成為補短板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盡管目前有緩和跡象，但科技領域，尤其是先進制造業領域的卡脖子風險，仍不容忽視。因此，不論是從發展階段而言還是從國際形勢來看，發展戰略性產業、鼓勵先進制造業發展都刻不容緩。結合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們要做加法，那么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將成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重要切入點。

　　其二，在民生建設方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兩方面思路：一是要發揮政府作用；二是可以依靠市場機制解決一部分問題。從政府角度看，要發揮政府作用保基本，注重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做好關鍵時點、困難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從市場角度看，要發揮市場供給靈活性的優勢，更好地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根據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政府需要在以下領域發揮作用：一是要穩定就業總量，改善就業結構，提升就業質量，突出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確保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二是要加快補齊民生短板，有效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難問題。三是要兜住基本生活底線，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發揮市場供給靈活性優勢的方面包括：深化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領域市場化改革和對內對外開放，增強多層次多樣化供給能力，更好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民生建設中除了參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市場之外，也需要推進高質量發展。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重視解決好“一老一小”問題，加快建設養老服務體系，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推進體育健身產業市場化發展。從經濟工作全局來看，民生建設、民生保障工作的有力推進，將有助于產業升級、消費升級。

　　其三，在基礎設施方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著眼國家長遠發展，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川藏鐵路等重大項目建設，穩步推進通信網絡建設，加快自然災害防治重大工程實施，加強市政管網、城市停車場、冷鏈物流等建設，加快農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短板領域的建設，既離不開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與區域、產業政策形成合力。根據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2020年1月3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進一步強調，要抓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大力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今后，生態環境基礎設施、水利工程基礎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將成為上述工作的重點內容。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強調要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造世界級創新平臺和增長極。

　　總體來看，先進制造業、民生建設、基礎設施三個重點領域的補短板、強弱項，符合新發展理念，有助于解決經濟建設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有利于找到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契合點。這一方面給總需求端的宏觀調控提供了具體抓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補短板問題的解決。這些措施有利于釋放國內的市場潛力，發揮我國具有龐大市場規模體量的優勢，同時也有助于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發展潛能。

　　(四)中長期的改革開放措施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具體要如何做?2020年1月，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主要內容包括擴大進口、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開放、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加強匯率政策協調等。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后，可以看到中美在關稅領域的摩擦有明顯緩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局限于關稅領域，同時還包括科技、技術領域以及和軍民兩用技術相關的一些安全領域。

　　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看，全球經濟一體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而中美貿易摩擦也分別對應這三個階段的全球化。第一個階段是商品在全世界的跨境流動、跨境消費，它對應的國與國之間的沖突是關稅壁壘。第二個階段是跨境資本流動，它對應的國與國之間的沖突不僅僅局限于關稅，還跟市場準入、產業政策、補貼政策等密切相關。第三個階段是跨境信息流動，與跨境信息流動相關的新技術包括互聯網科技以及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而這些技術的發展對國家安全邊界也有很大沖擊，為什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一方面是民用技術，另一方面又和軍用技術、國家信息安全緊密相關，而目前全世界的技術監管規則和標準對這些技術的軍用、民用用途還缺乏管控。在此背景下，不管是美國的軍民兩用技術，還是中國的軍民兩用技術，對國家潛在的安全沖擊是存在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跨境信息流動和軍民兩用技術界限模糊，就要求國與國之間的互信程度相應地提高。目前，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暫時緩解了跨境關稅協調問題，但在其他領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們要做好準備。

　　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繼續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對外開放方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對外開放要繼續往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方向走，并強調了以下內容：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保護，繼續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推動對外貿易穩中提質，引導企業開拓多元化出口市場；要降低關稅總水平；發揮好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推動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健全“一帶一路”投資政策和服務體系；要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加快多雙邊自貿協議談判。

　　此外，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著眼于如何推進2020年經濟工作，還在解決短期問題的同時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動中長期發展。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實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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