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35名湖南中醫戰士出征湖北。

本版攝影 朱海利

2月26日，得知就要出院了，患者們爭相和醫護人員合影。

中醫耳穴壓豆

八段錦教學

2月26日上午，武漢江夏方艙醫院，14名經湖南中醫隊治療出院的患者和醫護人員相互致謝。

　　湖南日報記者 易禹琳

　　宇宙萬物分陰陽五行；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時辰季節對應臟腑養生，水陸草木花卉皆可入藥；正氣存內，邪不相干……

　　中醫，蘊含著中國人的宇宙觀、生命觀、身體觀，是中國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但我們走著走著就忘了，走得太快就丟了。忘了洗手、通風是如此簡單的日常，忘了粗茶淡飯、恬淡從容更健康快樂。戰“疫”讓我們再次看見中醫。

　　驀然回首，凝結5000年文明的中華瑰寶，一直在護佑我們前行。

　　從張仲景到屠呦呦，一部跌宕起伏的戰“疫”史

　　一株小草改變世界。“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終身研究員屠呦呦從中醫典籍里得到啟發，發現青蒿素，為人類帶來了一種全新結構的抗瘧新藥。2015年12月，當她站上諾貝爾獎獲獎者演講臺，那是世界對幾千年中醫藥戰“疫”成就的禮贊。

　　中國人的生存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戰“疫”史。

　　在陜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中，發現男女均有骨結核，可知結核病在原始社會就危害人類；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上，有卜辭急切卜問疫病是否會蔓延；西漢馬王堆，錦衣玉食的辛追夫人患有血吸蟲病；東漢馬援征討武陵五溪蠻，得疫病而死；初唐詩人盧照鄰被麻風奪命；清順治帝因“天花”早逝；翻開《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等正史，某地有疫的記載不計其數。

　　瘟疫甚至改變了戰爭的格局和歷史進程。《三國志》里赤壁之戰，曹操軍隊因大疫敗于孫劉聯軍；明《崇禎實錄》稱：“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守城軍隊嚴重缺額，致李自成輕易攻進紫禁城。

　　……

　　據2006年出版的《中國防疫史》統計，從秦漢至清朝，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上規模的大疫達348次。

　　難道瘟疫獨“偏愛”中國?不。在國外，黑死病、天花、霍亂等奪去數千萬人的生命。但這三種烈性傳染病傳入中國，卻遠沒有造成國外那么高的死亡率。因為，中國有中醫。

　　中醫有名醫有經典。“上古神農，始嘗草木而知百藥”，傳說葬在湖南炎陵的炎帝神農氏被后世譽為醫藥之祖。而最早的中醫理論經典《黃帝內經》在漢初匯編成型，確定了中醫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病因病機、診治法則、針灸方藥、養生預防等基本理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根植于所有中醫人心中。東漢時，現存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也集結整理成書，是對中國中醫藥的第一次系統總結。

　　東漢末年，史籍最早記載治療瘟疫的長沙太守張仲景隆重登場。《長沙府志》作證： “漢時長沙大疫，治法雜出，太守張仲景作《傷寒論》《金匱方》行世，全活無數……”。“醫圣”張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精通經方的張仲景傷痛之余，著《傷寒雜病論》，針對傷寒患者不同階段的癥狀變化，提出相應治法，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典范之作，1800年來一直指導著中醫臨床實踐，被譽為“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眾方之祖”。

　　東晉名醫葛洪寫出我國第一部病因癥候學專著《肘后備急方》，并開創了以毒攻毒，殺死狂犬取其腦髓治狂犬病的方法。隋唐，慕張仲景之名而來湖南的“藥王”孫思邈留下了我國最早的醫學百科全書《千金方》，開始對疫病區分寒熱，犀角地黃湯、紫雪丹等成為治疫名方，列舉了針灸治疫的取穴和療法，用于預防瘟疫的“辟溫方”達33條，其中有內服的屠蘇酒、外涂的雄黃散。

　　一代代醫家在前人的經驗上不斷創新。明末瘟疫流行，《傷寒論》仍是中醫對付疫病的重要武器。吳又可看到多數醫生套用傷寒法治溫疫而失誤，痛心疾首之余，遂將自己對“溫疫”的認識寫成著作《溫疫論》。這是中醫發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首次將溫病、溫疫與傷寒分開。他也許沒想到，他的一劑藥方，在360年后的2003年，被當代人用來應對一種全新的傳染病——SARS 。清代中期，“溫病四大家”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形成了溫病學派，溫病學成為與傷寒學并立的一大學派。據湖南新冠肺炎中醫救治專家組組長陳新宇透露，湖南的中醫抗疫藥方參考了溫病學派的藥方。

　　此時，國外對另一種傳染病天花仍然束手無策。而康熙的皇室子孫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他推廣此法“全此千萬人之生”。1734年，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哲學通信》中大贊中國人：“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指種人痘)。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人痘接種法經土耳其傳入歐洲，1796年英人發明牛痘代替人痘，牛痘接種術傳向世界各地。

　　人痘接種防治天花和以青蒿治療疫病，是傳統中醫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在中醫送給世界人民的“大禮包”里，還有黃連治痢、砷劑治梅毒等。現代中醫治療麻疹、乙腦、流行性出血熱、SARS等傳染病均有很好的療效。

　　從湖南到湖北，中醫藥成為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堅壘

　　“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2月29日，《中國-世衛組織聯合考察報告》這樣評價中國應對疫情措施。這其中，中醫藥助力疫情防控阻擊戰功不可沒。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2020年春天，花紅柳綠如期而至。但你若仔細聞，三湘大地陣陣花香中有不絕如縷的藥香。

　　2月4日晚，星城的春江花月夜。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中藥房燈火通明，調配煎煮，熱氣騰騰。一袋袋中藥制劑星夜急送至湖南省疫情定點救治醫院(長沙市一醫院北院)患者手中，一人一方。另一種預防用中藥則配送給了一線沖鋒陷陣的白衣戰士、警察等高危人群。大敵當前，湖南省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第二醫院等眾多醫院員工早用中藥給自己添了一副鎧甲。一批批湖南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的行李箱里，也齊齊多了一件中醫“正氣防護服”。《黃帝內經》曰：“上工治未病。”220多萬人次免費領取預防中藥，幫助護衛一線防控戰士“零感染”。

　　自2月12日始，三湘四水藥香更濃。一家家開工復工企業的員工，一上班就會喝到一碗由國醫大師劉祖貽等專家開方的“御邪大鍋湯”，由全省110家省市縣中醫醫院免費提供。截至3月2日，發放給14478家企業的5584214人份暖心中藥，驅散了早春時節的陣陣寒意。

　　“中醫有六不治，不信中醫的不治。”湖南省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湖南省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陳新宇駐點長沙，為長沙市一醫院北院的確診患者開處方。那些一開始強烈反對用中藥的患者看到病友明顯好轉或出院，紛紛要求用中藥。

　　誰說中醫只能治慢病?在氣勢洶洶的新冠肺炎面前，中醫是急先鋒。1月30日上午，郴州市首例患者出院，對她以中藥為主治療，僅7天時間就治愈了。

　　孩子感冒發燒，年輕的爸爸媽媽都是心急火燎地抱去醫院輸液，何況新冠肺炎?岳陽市一位1歲半男童哭鬧不止，無法輸液，竟因此意外成了我省首例純中藥治療的出院患者。中醫專家調配的中藥配方顆粒，少量頻服，三劑后孩子不咳也不吐了。兩次調整方藥后，2月20日，這名我省年齡最小的患者笑著出院了。

　　此時，隔著八百里洞庭的武漢江夏方艙醫院湘五區， 75名國家中醫醫療隊湖南隊的醫護人員正想盡辦法幫助輕癥患者恢復。除每天兩次中藥送上床頭，大家還用耳穴壓豆給患者調理咳嗽、頭痛、失眠，用穴位敷貼驅寒祛濕，緩解頸肩腰腿痛，帶練八段錦疏通經絡，調理氣血，強身健體。145床的患者咽炎發了，用耳穴療法第二天即告好轉；149床的患者服用中藥后睡得特別香；開始排斥中醫的胡女士試著用中醫藥治療后，竟和其他13人首批出院了。

　　中醫在武漢江夏方艙醫院的戰果，驗證了中央指導組中醫藥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所言：對輕癥患者，中醫藥完全可以拿下。

　　也有人因此懷疑，中醫對重癥、危重癥患者無能為力。在湖南，這種傳言被粉碎。對患者每一絲癥狀和表象，對每一味中藥劑量精準拿捏，中醫實實在在地幫助重癥、危重癥患者穩定了血氧飽和度，改善了呼吸困難，阻止了炎癥風暴。常德市一位危重癥患者呼吸不暢，進行氣管插管，經省級中醫專家會診擬方施治，將中藥湯劑兌米湯水從鼻飼管中少量多次導入，三劑后患者癥狀即明顯好轉，拔管后專家又兩次復診調方，其腹脹、咳嗽、大便不暢等癥狀消失，治愈出院了。岳陽一危重癥患者，新冠肺炎并發十二指腸潰瘍穿孔，急癥手術后排便不暢，用中藥湯劑灌腸治療后復診調方，現已轉為普通病人。

　　“這次新冠肺炎疫病的發生和流行，對全體中醫行業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既考驗我們的醫德醫風，也考驗我們的醫療技術和醫療水平。”國醫大師、湖南省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顧問熊繼柏如是說。中醫專家們根據湖南患者癥狀表現呈多樣化，“寒濕少、溫熱多”，深入分析研究疫情病因病機，結合湖南地域、氣候和患者癥狀，及時制定印發了我省第三版中醫藥診療方案。

　　由于中醫的早介入，郴州市新冠肺炎患者無一例轉為重癥，衡陽市重癥患者全部轉為普通型，張家界、湘西州率先清零。截至3月2日，全省中醫藥參與后治愈出院和癥狀明顯改善患者950人，占96.8%。在院122例，小至3個月大的嬰兒，大至90歲高齡的老人，100%中醫藥參與治療。據統計，從患者住院床日來看，中醫藥參與較單純使用西醫療法縮短2天以上。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核酸檢測陰性并不代表患者體內病毒清除干凈了。湖南省中醫藥管理局又早早部署了殘留病毒剿滅戰，正在組織專家研究擬訂患者愈后康復中醫藥保養與調理方案。除中藥湯劑調理外，還推廣中醫特色的耳穴和穴位貼敷、居家燒薰、香囊等中醫康復適宜技術和八段錦、太極拳、正氣抗疫操等中醫養生保健操，讓每位出院患者調動自身的人體機能康復，避免后遺癥。

　　從站在背后到并肩作戰，兩套醫療系統力保國人康健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說：“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1953年12月底，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一段時期中醫的發展卻止步不前：1953年全國92個大中城市和165個縣登記、審查合格的中醫只有1.4萬多人；實行公費醫療制度，但吃中藥不報銷，大醫院不吸收中醫參加工作；片面鼓勵中醫改學西醫，各高等醫學院校無人講授中醫藥課程；中華醫學會不吸收中醫會員；中藥產供銷無人管理，盲目取締一些深受歡迎的中成藥；甚至有人發表文章，鼓吹隨著封建社會的消滅，中醫也應被消滅。

　　針對上述中醫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1954年7月9日，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召集會議，傳達毛澤東關于中醫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澤東強調，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澤東指出，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十分悠久，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粕。中國人口能達到6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但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

　　1955年12月，中國中醫研究院和中醫研究班宣布成立，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1956年，中央召開西醫學習中醫的衛生廳局長會議，決定在上海、北京、廣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醫大學。1956年底衛生部宣布廢除關于中醫的各種脫離實際的條例和辦法。經過毛澤東的大力倡導和各方面的努力，1960年，全國范圍內西醫在職學習中醫的約有3.6萬多人。

　　此后近半個世紀，中醫藥事業取得顯著成就，為增進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無論是機構規模、人員數量、人才培養都始終只能站在西醫背后。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民族復興和傳統文化振興的高度，多次對中醫藥的發展發出洪鐘大呂之聲。

　　“中醫藥學包含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2019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醫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堅持中西醫并重，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充分發揮中醫藥防病治病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為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中西醫結合。3月2日，他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再次強調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加快推廣應用已經研發和篩選的有效藥物。

　　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引下，在全國抗疫戰場上，中西醫日夜并肩作戰，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中醫再一次綻放光華，大大驅散了中西醫之爭的迷霧。

　　記者采訪時，曾問第九、十屆湖南省政協常委，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中醫臨床名家彭堅，國家提倡中西醫結合、互相尊重、取長補短已經半個多世紀了，為何始終難以全面實現?彭堅分析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幾十年來中醫治療流行性感染性傳染病的若干重大成就沒有得到充分的宣傳與推廣；第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始終沒有取得與西醫相互獨立的地位，中醫的教育、科研、管理嚴重西醫化，導致中醫臨床療效顯著下降。第三，鑒于中醫的現狀，真正有本事的中醫學科領頭人如鳳毛麟角。彭堅希望這次戰“疫”成為中醫重新振興的機會。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也客觀評價中醫在這次戰“疫”中輕癥完美拿下，重癥力挽狂瀾，但西醫的檢測、生命支持手段中醫不具備。他說：“我們中國人應感到幸福，有兩套醫學保證健康。”

　　戰“疫”之后，中醫的未來之路如何走?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陳新宇認為，要堅定中醫的文化自信，首先是療效的自信，因此中醫的生命力在臨床；必須培養一批真正能看好病的醫生，信中醫、愛中醫、用中醫，學好中醫經典，用中醫思維來指導臨床。

　　作為湖南唯一的中醫藥高等院校，如何培養一批批合格的中醫藥高層次人才，滿足社會需求?“關鍵是改革人才培養模式。” 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省中醫藥研究院)黨委書記、教授秦裕輝提出：第一要強化中醫思維培養，改革中醫藥院校教育，調整優化學科專業結構；第二要強化中醫藥專業主體地位，提高中醫類專業經典課程比重，開展中醫藥經典能力等級考試，建立早跟師、早臨床學習制度；第三是強化中醫藥普及，國家應將中醫課程列入臨床醫學類專業必修課，提高臨床類醫師中醫藥知識和技能水平；第四是改革完善中西醫結合教育，培養高層次中西醫結合人才，鼓勵西醫學習中醫，允許臨床類別醫師通過考核后提供中醫服務，參加中西醫結合職稱評聘，允許中西醫結合專業人員參加臨床類別全科醫生規范化培訓。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我們期待，戰“疫”殲滅戰的急鼓，是中醫藥春天到來的聲聲春雷。

　　(本文參考了鄧鐵濤主編的《中國防疫史》和李洪河《毛澤東關于發展中醫藥的思想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