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平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2021年，我們就將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2018年，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關于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強調，要把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作為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了解三大歷史性事件的由來、過程和意義，我們就能夠把握住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初心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不是在中國產生的，是從外國引進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這樣一個古老落后的東方大國，是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那么，我們為什么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初心又是什么?一百年前，中國社會最先進的一部分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建立中國共產黨。

　　從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短短60年的時間，中國由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歷史文明、國力強盛、萬方來賀的東方大國迅速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淪落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慘烈，前所未有。為了挽救這個沉淪的文明古國，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仁人志士就開始尋求救國、強國的藥方，先后經歷了三道覺悟：第一道覺悟是“以夷制夷”，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我們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技不如人，因此應該把西方的科技、工業學過來，反過來去對抗他們，于是就有了“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發展工業；第二道覺悟是體制改良和革命，有人認為中國的落后不光是因為我們技不如人，最重要的是制度不如人，因此主張改制，于是就有了“戊戌變法”，有了“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第三道覺悟是思想、文化的覺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不但沒有救中國，反而使中國更加落后和腐敗。北洋軍閥時期，軍閥混戰，中國一盤散沙，民不聊生。一些人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救不了中國，反而不如帝制，短短三年內出現了兩度帝制復辟。許多志士仁人因為看不到希望而絕望自殺了。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最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反思救國道路，他們認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光是技不如人，也不光是制度不如人，最重要的是人不如人。也就是說，我們的落后主要在于人們的思想落后了、素質落后了，這種落后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因此，一部分人認為要挽救中國，要尋找救國道路，就應該轉換腦筋，用新思維武裝起來一代新人，特別是一代年輕人。其中，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等。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他在創刊詞中首次豎起了“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提出了塑造新青年的六條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由此發軔。新文化運動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介紹和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觀點；二是猛烈抨擊封建舊文化，倡導新文化。陳獨秀等人倡導新文化不是從空洞的說教開始，而是從人們的基本需求方面入手，他們提倡白話文、給漢字注音、寫標點符號等。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寫的《文學改良芻議》列舉了舊文學的八大弊病；陳獨秀寫的《論文學革命》，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這些都契合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轉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擁護，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特別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最先進的思想者加入編輯，他們與守舊派展開激烈爭鳴，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的代表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魯迅的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等，第一次深刻通俗易懂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禮教以及幾千年封建統治造成的愚昧和落后，對喚醒國民思想覺悟、提高國民素質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如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成為社會革命的引擎。

　　較早期的新文化運動相比，五四運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由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演變成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開始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成為主宰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第二，社會革命開始由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層擴大到全社會，特別是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

　　第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五四運動后期，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開始醞釀在中國興起一場新的社會革命，準備建立領導這場社會革命的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1920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的第二年，陳獨秀和李大釗決心效仿俄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有了著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這兩位創始人都是大學教授，本可以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他們要帶領窮人搞革命，要推翻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讓全中國人都能夠過上好日子，讓我們的國家能夠繁榮發展，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1920年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建立共產黨組織。8月，成立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10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也叫北京支部，最初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在這兩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的帶領下，很快在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日本等地，先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小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歷經磨難，初心不改，經過遵義會議后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斗，終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新中國的成立及偉大意義

　　新中國的成立是通過民主協商而產生的一個新型國家。政治協商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我們特有的一種形式，也是我們的政治優勢。

　　中國共產黨是在1921年建立的，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的。在最初的一段時期里，共產國際希望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因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初是很順利的，這也為北伐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就在革命快要成功時，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后兩黨經過了近十年的國內革命戰爭，我們用革命的武裝去對抗國民黨反革命的武裝。1937年，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共兩黨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兩黨共同努力，最終取得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抗擊外國侵略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最初也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去支持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但即使這樣，蔣介石也不能容忍共產黨的存在，并于1946年夏天撕毀了國共兩黨最初達成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到了1948年5月，一方面因為國民黨打著民主的招牌搞獨裁，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和各個政權機構及領導人。這就具有了很大的欺騙性。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五一口號”中就提出，讓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一起通過民主協商的辦法來商量成立新型國家的倡議。在對“五一口號”修改中，毛澤東同志將初稿中的“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公開地發出了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建立新中國的偉大號召。“五一口號”經過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于5月1日在《晉察冀日報》首先發表，《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全幅刊出。同一天，毛澤東同志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負責人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提出了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加黨派和原則實施的步驟等。最初，毛澤東同志設想的是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到哈爾濱召開一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商量成立新中國的事情，主要是討論怎樣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新的國家政權這樣一個想法。

　　“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反應。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等12位民主人士致電毛澤東同志，響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與此同時，軍事戰場上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48年夏季到秋季，解放軍攻勢如潮，國民黨節節敗退。1948年8月1日，毛澤東同志再次致電李濟深等民主黨派人士，請他們迅速到解放區召開協商會議。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開通了香港至解放區的海上通道，先后分七批運送了大量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到解放區。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民盟代表沈鈞儒、章伯鈞，民革代表譚平山、蔡廷鍇等人由香港抵達哈爾濱，他們與中共中央東北局的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數輪協商，在11月達成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的主要內容有：第一，新政協參加范圍，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第二，參加新政協的單位擬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區域、人民解放軍各單位共計38個單位組成；第三，新政協召開的時間擬定在1949年；第四，新政協的兩項重要議題，一為共同綱領問題，一為如何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問題。在這一時期內，遼沈戰役打響并勝利結束，國民黨敗局已定。在這種情況下，民主人士譚平山、蔡廷鍇等人就提出新中國成立的方式應該根據形勢的需要做適當的調整，不能夠完全等到全國解放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選舉產生新中國和新的政府，而是應該根據形勢的發展要求，由各黨派聯合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形成和通過一個共同綱領，讓這個共同綱領起到臨時憲法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選舉產生新的國家領導機構，成立一個新的國家政權。這是一個很符合形勢需要的設想。中共中央經過仔細研究認為，民主黨派提出的這一設想是可行的。因為如果等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選舉產生新中國，可能要等很多年，因為要實現全國解放還有一個過程，而且選舉產生人民代表也要有一個過程，如果等到那時再成立新的國家，那么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對人民的生活，對國家進行國際交往以及取得應有的國際地位都是不適應的。因此，在經過了廣泛的討論和征求意見后，1949年3月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同意并批準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舉行，會議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民主協商的特點，大家在新中國成立的方式、程序以及新中國的各項政策等方面都進行了認真討論和激烈爭論，通過協商最終達成統一。經過三個多月廣泛的政治協商，1949年9月17日召開了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并基本通過了新政協的各項文件草案，并決定將“新政協”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46個單位的代表(含候補代表)共662人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代行了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會議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同時選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會議還選出了由180人組成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任命周恩來同志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的109個正副職位，民主人士占49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協商民主就成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重要特點。

　　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同志在這里向世界莊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偉大事件，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三、改革開放的由來和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生產力得到了解放與發展。我們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初步建立了國民工業體系，為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么，既然我們摧毀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反動政權，建立了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為什么還要進行改革，還要進行第二次革命?這是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不是的。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對這一問題作了非常透徹的說明。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論述就講清楚了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我們還要通過不間斷的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它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不斷適應它的發展變化，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仿效蘇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與我國當時的國力、國情是相匹配的。在物資匱乏、經濟困難的條件下，通過計劃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高效發揮我們體制的優勢去發展經濟、建立工業體系，在這個方面計劃經濟體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說，計劃經濟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曾經起到了巨大作用。依靠這一體制，我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我國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二是建立了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我國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不能忽視的。習近平同志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是我們認識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經濟發展忽視了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求，忽視了我國國情的特點。1978年，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怎樣實現社會主義根本任務?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這是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原因。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意義有三個：一是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二是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三是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從改革開放的發展階段來說，改革開放40多年大體上經過了三個階段：一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二是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這一階段是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時期；三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克難的階段，需要全面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時代。

　　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在新中國成立的基礎上，我們找到了改革開放這樣一條快速發展的道路，非常快地發展起來了。具體來看，改革開放的經驗有四點。第一，連貫。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經歷了國際國內的風風雨雨和各種各樣的挑戰，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是我們都挺過去了，并且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第二，改革開放不能關上大門，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面臨西方一些國家的制裁、封鎖以及各種各樣的刁難，但是這些都不能動搖我們堅定不移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決心。今天的世界是開放性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我們必須堅定這個意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第三，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走科教興國道路。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引領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科技和教育。第四，要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都能得到紅利，這樣的改革開放才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這是一個偉大的目標，也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任務。如果我們能夠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社會主義就真正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中國也能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我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堅持改革開放。

　　最后，讓我們重溫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一句話：“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未經許可，不得印刷、出版，違者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