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佳明

　　關于“憂”“患”

　　湖湘文化有一個公認的精神：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積淀。不僅僅是湖南人，整個中華民族都是在一種向大自然、向內在的各種各樣的矛盾、疾病、自然災害作斗爭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遠古時有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等這樣的神話傳說，這里邊都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斗爭精神。

　　“憂”是什么意思呢?《說文解字》解釋“憂”是心動。開心也是心動，但不能叫“憂”，“憂”其實是心里的一種悲傷，是一種負面的心理體驗。如《詩經》里寫到愛情時講：“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論語》里講：“發奮忘食，樂以忘憂”。

　　“患”是什么意思呢?《說文解字》解釋“患”就是憂心。“患”包括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擔憂，比如說“患得患失”。古人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即沒有的時候想有，有的時候怕丟了，為此擔心、操心。第二層意思是指災害、生病。我們到醫院去看病，醫院叫我們“患者”，還有“水患”“匪患”等等。患也表示不喜歡，如“不患寡而患不均”。

　　把“憂”“患”兩個字合到一起作為一個詞組提出來的，是孟子。孟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也是中國古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

　　現代人怎么看待“憂患”呢?一是預測、預判，也就是居安思危；一是風險意識，做好失敗的準備；還有就是情感體驗。憂患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憂患，一種是社會的、群體的憂患。

　　古人的憂患意識

　　古人的憂患表現大概有四種。

　　第一種叫憂天，如“杞人憂天”。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家，靠天吃飯，這個“天”指大自然。理學里面有一個詞叫“天理”，這個天理是先天的，比我們人類甚至于大自然還要早就產生了。所以憂天就是擔心環境的變化對人的有利或者不利。中國文化是從憂患中發展出來的，是從對天的敬畏中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是憂道。老子說“道”是萬事萬物的本源。“憂道”是孔子提出來的，他說“君子憂道不憂貧”。道家和儒家對于“憂”和“道”的看法不一樣。孔子說的“道”是仁，仁愛的仁，實際上孔子的“道”在《周禮》里面，內核是“仁者愛人”。孔夫子講的“道”是價值觀，憂道就是擔心失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這個“道”是指“民為本”。這樣，“道”就成了一個價值系統，憂道比憂沒錢更重要。

　　第三種“憂”是憂國。有一句話叫“位卑未敢忘憂國”，憂國思想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了。春秋時期有幾百個諸侯，戰國時期只剩下7個，那時候的所謂諸侯國經常亡國，很多人就產生了憂國之心。勾踐臥薪嘗膽，憂越國；諸葛亮寫《出師表》，憂蜀國；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憂大唐，這些都是憂國。憂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愛國。愛國主義的思想大概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兩千多年一直伴隨著我們這個民族、這種文化。

　　第四種“憂”是憂民。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里，關心普通民眾的疾苦和痛癢、關心貧富差距過大人民會起來反抗，就形成了憂民思想。

　　湘人的憂患意識

　　湖南人的憂患有什么不同呢?

　　應該說，歷史上湖南人的憂患意識是比較重的。

　　湖南所處的區位使這里比較動蕩、多變化。古代北回歸線以北的少數民族很少有農業，他們想要農產品、鐵和鹽，就一直往南打。南邊的人有時候打得過，有時候打不過，打不過就往更南邊跑，這樣南方就逐漸發展起來了，這是文明的南移。

　　到了近代，南方人總是北伐，太平軍、湘軍等都往北打。

　　湖南在南北交界處，形成了移民文化、戰爭文化，帶來了憂傷和痛苦，帶來了保衛自己、保濟安寧的心理和生活需求。

　　湖南本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中原人來后和當地少數民族融合，這個融合過程本身就是以戰爭、血與火的方式進行的。戰爭、自然災害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憂傷的烙印，只要讀一下《離騷》《國殤》就能了解。屈原還寫了《天問》，里面反映的就是一種憂傷、求變革的思想。

　　文明的南移、南方文明和北方文明的結合，都給湖南帶來了影響。

　　歷史上很多名人到過湖南，大概有三種：一種是貶謫來的。唐朝之前，湖南就是下放知識干部的地方，如屈原、賈誼等；第二種是到此做官的，如朱熹；還有一些是路過的，如杜甫、韓愈。他們到湖南來，留下了優美而悲壯、傷感的文字。

　　從王船山開始，湖湘文化的憂患意識達到高峰。王船山的憂和別人不一樣，是憂和憤、孤和憤，為此他著述了將近800萬字。王船山是舊的憂患意識的繼承者，也是新的憂患意識的開拓者。他的憂患意識最大的特點就是追求進步與變革，所以他在認識和方法論上有了一個升華。今年是王船山400歲生日。他是東方的巨子，我們對他的認識和對他的學習還遠遠不夠。其實他是把從經學開始一直到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他自己的思想做了一個梳理，而且他接受了晚明以來西方進入中國的一些寶貴的思想。

　　王船山是別開生面的人，但他的命運卻一波三折。1864年前后，曾國藩及其弟弟把王船山的著作推向社會，但后來有人不接受王船山的思想。在王船山之后，湖南經歷了多次大的思想上的革故鼎新，這些思潮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都是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的表現。

　　如果沒有價值系統的支撐，即憂國憂民的憂道、憂天這樣的意識支撐，就沒有動力；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我們就仍然在中世紀轉來轉去，正是因為王船山提供了這兩個東西，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才有了新的方向和動力。

　　湘人的變革追求

　　湘人的變革追求大概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古代。湖湘文化就像湘江一樣有一個源頭，沿途又有不同的大河、小河慢慢加入，匯成主流。不能說支流不是湖湘文化，也不能說主流不是湖湘文化。以屈原為例。民國時期有一些專家，說根本就沒有屈原這個人。劉玉堂是研究楚學的權威專家之一，還有張振民，他們說其實道理很簡單，楚國在滅國過程中有一個大遷徙，原來首都在荊州永都，打了敗仗就跑，檔案全部丟失了。國家沒有保護文獻的意識，加上歷史的變遷，所以楚文化的東西流傳下來的不多。現在屈原留下的著作有26篇，有人說這些是漢朝的王逸代寫的，但能證實其不是屈原寫的證據并不多。沒有屈原這個人，《離騷》這些作品哪來的?司馬遷《史記》寫屈原的東西，是現場考察了的，是有根據的。

　　后來加入的這些算不算湖湘文化呢?后面加入湘江的小河雖然加入時間較晚，但也是整個湘江水系的一部分。比如柳宗元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湘學，但是得算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

　　從屈原開始到王船山，古代湖南人的變革追求主要體現為思想的追求上。

　　宋朝的周敦頤把古代湖南人的思想追求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叫做“情韻”，相當于今天的文學；一個是“義理”，相當于今天的思想，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湘學。他認為屈原為湘人“百代所祖”，這個祖是動詞，就是說后來所有人都把屈原作為自己的文化先祖。周敦頤也應該算“百代所祖”，主要是因為他的學問、哲學和思想的影響太大。

　　兩千多年來湖南人一直在追求著真理，追尋著民族發展的基本理論、哲學、邏輯。屈原、賈誼、周敦頤和湖湘學派，還有朱熹、張軾、王船山等，這些人都是這種追求的集大成者。

　　第二個階段是從嘉慶道光年間到戊戌變法之前，嘉慶到道光這一段，陶澍、賀長齡、賀煕齡等人想在原有的基礎、體制之上進行改進，他們最大限度地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東西。

　　第三個階段是后來的兩次革命，即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

　　(作者系著名學者、湖南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湖南省社科聯原主席。本文為《解碼人文湖湘·湖湘人格與事功》講座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