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近現(xiàn)代史上人才輩出，小城瀏陽名揚天下。而譚嗣同是這座小城走出的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代表。斯人雖已遠去，但他的精神氣韻卻依然浸潤著小城的山山水水。嗣同故居、嗣同紀念館、嗣同陵墓，于靜默中透著隱隱的威嚴。

　　于父老鄉(xiāng)親的拳拳之心

　　時值正午，街頭一片繁華，面街而立的嗣同故居沉靜地佇立于清澈的陽光里。一進門，就瞧見譚嗣同銅像，他皺著眉，在冥想什么?為國家與民族，他曾想過許多許多，此刻，他仍用一種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遠方。

　　1865年3月，譚嗣同生于北京，11歲時染上白喉病，昏死三日，竟奇跡般復活，故名“復生”。13歲，他才與父親一道回到祖居地瀏陽，為母親徐五緣修墓，才踏進這座古樸的“大夫第”。

　　回到家鄉(xiāng)，又見到了老師歐陽中鵠。還在北京時，嗣同就師從了這位瀏陽籍著名學者。在“大夫第”安靜的書房，歐陽老師又給他講授儒家經典，侃侃而談進步思想家王船山，涓涓細流滋潤了嗣同的心田。更欣喜的是，他與唐才常同為歐陽中鵠學生，兩人一見如故。嗣同后又師從涂啟先、劉人熙，知識面更為廣闊。

　　“大夫第”內光線略暗，每間屋子都顯得空曠而高遠。在第三進，有嗣同典雅的書舍“石菊影廬”，正對著明亮而沉靜的天井。因酷愛家鄉(xiāng)菊花石，嗣同曾贊其“溫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無瑕、堅不可摧，喻己純潔堅貞之情操。

　　但從一開始，譚嗣同就不是一個書呆子，他曾從當時名揚幽燕的“義俠”王五習武，不光博古通今，且好任俠，善劍術。

　　之后，其父譚繼洵在甘肅做官十二年間，嗣同縱游西北諸省，行程8萬余里，由此也深悉民間疾苦，痛感社會積弊。他自號“壯飛”，立志為國為民干一番事業(yè)。

　　獨特經歷造就了嗣同曠遠的思想，認清了“道德文章困士人”，對辭章和經世致用之學興趣濃厚，對應試八股始終不感興趣，乃至幾次科舉考試不中。

　　借著父親升任湖北巡撫之機，譚嗣同來到洋務運動之都武漢，結交新友，學習西學，追尋變法之路徑。

　　他給老師歐陽中鵠寫信，請求他在瀏陽設算學格致館。信中，嗣同力主變法，而“育賢才”正是變法關鍵。歐陽中鵠將嗣同信略作修改，用“活字版刷出”，稱之為《興算學議》，廣為散發(fā)。一時間，眾說紛紜，支持、反對的意見都有。嗣同知道后，讓實業(yè)家劉善涵將瀏陽南臺書院改為算學館的稟呈交湖南學政江標。江標看后，完全同意，飭會瀏陽知縣照辦。歐陽中鵠因不愿得罪守舊派，便取折衷辦法，在算學館未設立前，先辦一規(guī)模較小的“算學社”。

　　就在這一年，瀏陽旱災嚴重。歐陽中鵠受巡撫陳寶箴委托主持賑災。嗣同一邊為算學社改為算學館而奔走，一邊留下來協(xié)助賑災。賑災最后階段，1897年2月，“算學館”終于于瀏陽奎文閣設立。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走在寂寥的院落，我仿佛走在時光的隧道，依然強烈地感受到嗣同于父老鄉(xiāng)親的拳拳之心。

　　力維時局，共贊中興

　　譚嗣同祠又名譚嗣同烈士紀念館，在偏靜的才常路，面街而立，深灰的墻面有些沉郁。走進祠內，色調卻明快，滿眼深紅令人心緒高揚。

　　中華民國成立后，時任湖南省民政司司長劉人熙，呈請北洋政府褒揚嗣同并建紀念祠。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和內閣總理唐紹儀頒布了褒揚令，瀏陽知事公署劃撥典史署空地用于建祠。嗣同夫人李閏變賣了些地產、首飾，加上譚氏家族籌集的款項，紀念祠終于1913年秋建成。

　　走進紀念館中門，抬頭一看，“民國先覺”四個大字兀自莊重。字為黑色，匾額棕色，漸次震撼著我的靈魂，梁啟超的稱贊是如此契合嗣同的精神。

　　1896年春，嗣同奉父命陪侄兒譚傳贊去北京赴考。為尋求一條救國之路，他趁機遍訪“世間碩德多聞之士，虛心求教”。在京城，他拜見了梁啟超，接觸了康有為變法維新思想，還特地訪問了翁同龢。翁在日記中寫道：“譚嗣同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這年秋，譚繼洵花重金為嗣同捐了一個候補知府，分發(fā)江蘇南京等待委任。此時，受梁啟超所托，嗣同開始為香港《民報》撰文。在撰寫的《仁學》里，嗣同闡述了他的“仁-通-平等”學說，號召民眾沖決封建“網羅”，投身改革，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實現(xiàn)平等與民主政治。

　　在巡撫陳寶箴引領下，湖南維新事業(yè)方興未艾。1897年11月，時務學堂開學，熊希齡任校長。嗣同積極參與籌辦事宜。次年正月，受陳寶箴邀請，嗣同出任時務學堂學監(jiān)及九名總理紳士之一。他親手撰寫楹聯(lián)“攬湖海英豪力維時局，勖沅湘子弟共贊中興”，懸于時務學堂內，鼓舞師生發(fā)憤圖強。他又創(chuàng)辦《湘報》，宣揚平等民主思想。

　　此時，王先謙、葉德輝等守舊士紳坐不住了，聯(lián)合向巡撫衙門遞交了《湘紳公啟》，還草定《湘省學約》，瘋狂誹謗和攻擊維新派，御狀告到了京城。陳寶箴被迫撤銷了時務學堂。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發(fā)《明定國是詔》，開始變法維新。侍讀學士徐致靖上疏光緒，稱譚嗣同“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于愛國，勇于任事，不避艱險，不畏謗疑”，極力推薦。6月30日，光緒帝詔命譚嗣同進京；9月5日，召見嗣同，賜四品卿銜，令其“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嗣同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共稱軍機四章京，進入變法的中樞，也走進了最危險的政治地帶。

　　新政的推行，激怒了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企圖發(fā)動政變。9月18日晚，嗣同攜光緒“密諭”，趕到袁世凱寓居。一進內室，就焦急地對袁世凱說：“皇上現(xiàn)在有大難，只有您才能救他……”袁世凱信誓旦旦：“只要能對皇上和國家有益，我一定不顧生死，盡力去做。”可第二天，袁世凱轉頭就將此事向慈禧和盤托出。

　　9月21日，慈禧宣布“訓政”，囚光緒于瀛臺，并下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百日維新宣告失敗。

　　變法說敗就敗，自己何去何從?嗣同想著，倘逃走，勢必連累老父!不如用自己之命來成全變法、喚醒民眾!他清理好文件，模仿父親筆跡寫了封責罵自己變法的書信，并將《仁學》等重要文稿及家信裝在一只小木箱里。之后，嗣同跑到日本使館勸梁啟超“東游”，并將小木箱交梁保存。日本友人勸嗣同也到日本避難，嗣同拒絕了。

　　被捕后，嗣同被關押在刑部大獄，揮筆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去留肝膽兩昆侖

　　天沉沉，冷風嗖嗖，滿眼初春寂寥的景色。站在嗣同墓前，但見嗣同墓依山而建，前有青石圍欄，小圓扁石鋪蓋冢頂，斑駁的墓碑上字跡清晰可辨：“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府君之墓。”兩側各立一對石虎和石馬，風雨已將它們磨蝕得十分粗糙。再往前，是一對華表。

　　這是最讓人悲憤的歷史鏡頭：

　　1898年9月28日下午，天色陰晦，宣武門外菜市口，氣氛凝重，戒備森嚴。六輛囚車徐徐駛來，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披枷帶鎖，被押上刑場。

　　嗣同臉色平靜，眼看著同志轟然倒下，戴著腳鐐手銬的他目光如電，昂首挺胸地站在血淋淋的鬼頭刀側邊，渾身洋溢著傲視死神的凜然之氣。輪到他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大聲喊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劊子手冷漠地揮刀向前，血光如炬，直沖九天，在歷史的天空劃過一道霓虹般的曙光……

　　當天午夜，瀏陽會館老長班劉鳳池和兒子摸黑來了，用蘆席將嗣同的遺體卷好，扛回了瀏陽會館。一年之后，歷盡辛苦，嗣同遺體才被運回了瀏陽。

　　唐才常在武漢聞六君子遇難，悲憤滿腔，撰挽聯(lián)一副：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瀟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余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飛摩空!

　　“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吾中國數(shù)千年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年輕的譚嗣同，用他的熱血澆灌了近代中國變法求強的絢爛之花。

　　(作者系瀏陽西鄉(xiāng)人，現(xiàn)供職于瀏陽政協(xié)。中國作協(xié)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湖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