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樹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一、70年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一)改革開放前

　　這一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狀況。毛澤東認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將成為新中國的五種經濟成分之一，但這種經濟成分并不是可以無限制地發展，“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這一時期，民營經濟的發展我們把它劃分成兩個階段。

　　1949-1952年：公私兼顧發展階段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規定“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后來概括的“一個目的”“四面八方”和“五種經濟成分”。“一個目的”，即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四面八方”，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這四個“面”，同時每一“面”又包含兩“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五種經濟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功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1950年，中央先后召開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指出，“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至此，黨中央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還是采取堅持利用政策。1950年，全國共有商業人員822萬人，其中，社會主義商業40萬人，小商小販674萬人，資本主義商業107萬人。

　　1950年12月29日，政務院第六十五次政務會議通過《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宗旨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鼓勵并扶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

　　1951年3月30日，政務院公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實施辦法》，其中規定了私人投資經營從事營利的各種組織可以采取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這一規定對當時存在的1萬多家私營企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5月5日，財政部公布《專賣事業暫行條例草案》，規定專賣品以國營、公私合營、特許經營及委托加工四種方式經營，其生產計劃由專賣總公司統一制定。1951年，國營和合作社商業占比19%，私營商業占比81%。

　　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調整商業的指示》，指出在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鞏固了主要陣地的前提下，調整公私商業的方案，應該是保持目前私營商業的一般營業額，不使其下降。1952年，私營商業在全國商業零售額中占比57.2%。

　　1953-1978年：利用、限制和改造階段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以及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起草的《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確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9月25日，《人民日報》正式公布了過渡時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一化三改”。11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進一步把私營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明確指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1955年1月6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要求統籌安排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經過互助合作道路，改造農村小商小販》。3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積極利用和改造私商》。3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關于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于召開私營工商業問題座談會的報告》。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市場領導，改造私商，改進農村購銷工作的指示》。5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貫徹統籌兼顧的方針，改造資本主義工業》，指出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在目前國家工業生產中還占有不少的比重。這幾年，由于國家對資本主義實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部分已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肯定了“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在計劃許可范圍內按市場變化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和90%以上的手工業者加入合作社，私營工業人數的99%和私營商業人數的85%實現了公私合營。我國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國共有商業人員818萬人，其中社會主義商業470萬人，合作商店(小組)280萬人，個體商販67萬人。

　　“一五”時期國民收入中各種經濟成分所占比重(%)

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綜合

　　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指出小型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的生產經營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因此，要將它們一律管理起來，不允許它們未經登記進行非法經營；凡是經過審查允許繼續經營的，必須加強監督和管理，取締它們的投機違法行為，對他們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1962年3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執行黨的政策，積極發展手工業生產》，指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手工業應該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個體所有制并存，而以集體所有制為主要形式。

　　1966年，全國共有商業人員805萬人，其中社會主義商業545萬人，合作商店(小組)190萬人，個體商販57萬人。1970年，全國商業人員下降為775萬人，其中社會主義商業增加到613萬人，合作商店(小組)縮減為124萬人，個體商販銳減到25萬人。

　　從勞動力要素來看，1965至1970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人數逐年下降，如下圖所示：

　　1972年底，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人數下降至66萬人，是1965年的38.6%。其中，個體工業下降53.8%，個體建筑業下降40%，個體運輸業下降50%，個體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下降58.3%，其他個體經營者下降71.0%。1978年底，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從業人數下降至14萬人，民營經濟發展處于最低谷。

　　從資本要素來看，主要是內源融資，即留存收益、股東增資、折舊攤銷、內部員工集資等。外源融資貸款很少，不允許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融資。公私合營后，實行給企業主定息融資，在1966至1976年間被取消。

　　從技術要素來看，主要是傳統技術和手工技術。

　　在此階段，中國民營經濟經歷劇烈震蕩，但并沒有“消亡”，也不是“最后的遺跡也被一掃而光”。

　　(二)改革開放以來

　　1978-2001年：恢復發展階段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約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五位原工商業者座談。鄧小平指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商也可以回來辦工廠”“要落實對原工商業的政策”“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為改革開放服務。4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決不允許把它們當作資本主義經濟來批判和取締”，以農業改革為突破口，為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合作開放、民營經濟發展開啟了“總閘門”。

　　1981年7月7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遵守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個體經濟，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在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恢復和發展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對于發展生產，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擴大就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各地政府和財政、商業、輕工、物資、銀行、工商管理等有關部門，應當認真扶持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發展。

　　1979至1987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從業人員逐年上升，如下圖所示：

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綜合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提出“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首次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0年12月4日，江澤民同志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兩個健康”的要求，即：我們應本著“團結、幫助、引導、教育”的方針，著眼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1988至2000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戶數持續增長。同時，全國私營企業戶數也逐年增長，如下圖所示：

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綜合

　　全國私營企業的組成：一是由直接登記注冊產生；二是由個體工商戶成長轉變而來；三是由鄉鎮企業和中小型國有企業改制形成。2001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共有2433.0萬戶，從業人員4760.3萬人，注冊資金為3435.8億元；實現產值7320.0億元，營業額19647.9億元，商品零售額11499.2億元。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共有202.9萬戶，從業人員2713.9萬人，注冊資金為18212.2億元；實現產值12558.3億元，營業額13368.9億元，商品零售額8175.3億元。

　　2002-2012年：鼓勵、支持和引導發展階段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堅持”“一個保證”的經濟發展方針，促進了中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發展壯大。2012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戶4059.3萬戶，私營企業1085.7萬戶，個體私營從業人員1.95億人。

　　在此期間，農村新型合作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大量涌現，2008年為11.09萬戶，2012年達到68.9萬戶。

　　2013年以來：推動高質量發展階段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

　　2016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強調：“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重申“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即“三個沒有變”。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2018年3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全面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認真解決民營企業反映的突出問題，堅決破除各種隱性壁壘。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壯大企業家隊伍，增強企業家信心，讓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盡顯身手。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三個沒有變”，肯定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二、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啟示

　　(一)民營經濟的發展史也是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的歷史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營經濟處于公私兼顧發展階段，然后是利用、限制和改造階段。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處于恢復發展階段，然后處于鼓勵、支持和引導發展階段，如今處于推動高質量發展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民營經濟是黨領導下的非公有制經濟

　　我國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得益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從實際出發，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我國民營經濟的來源不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私有制經濟的延續，而是改革開放以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為矯正“一大二公”弊病，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而采取的大力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的結果。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

　　(三)正確認識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當前，一些民營企業在經營發展中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有的民營企業家形容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這些困難和問題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等多重矛盾問題碰頭的結果。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些困難和問題。同時，也要認識到這是發展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問題、成長中的煩惱，一定能在發展中得到解決。只要我們堅持基本經濟制度，落實好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民營經濟就一定能夠實現更大發展。

　　三、我國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70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概括起來說，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民營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如華為；民營經濟是科技創新的“主動力”；是吸納就業的“主渠道”；是財政收入的“主動脈”；是對外投資的“主力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會動搖”。

　　四、新時代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戰略

　　從人力、資本和技術三大生產要素出發，結合新時代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提煉出民營經濟的發展戰略，即：人才戰略、技術戰略和資本戰略。

　　(一)人才戰略：從內源人才到外源人才

　　新時代人才戰略要從“筑巢引鳳”到“招鳳筑巢”，不僅要吸引外源人才，更要吸引具有內源因素的外源人才，“待遇牌”和“親情牌”雙牌齊打，用濃濃“鄉情”召喚“五歸”人員返鄉。所謂“五歸”人員，指歸鄉老板、“海歸”、歸鄉高校畢業生、回鄉農民工以及其他歸鄉人員等。“五歸”人員的好處表現在：一是忠誠度高，粘性大；二是經營韌性強，返鄉創業給父老鄉親提供了工作機會；三是社會福利增進大，比如離家近、生活習慣等；四是緩解季節性交通壓力；五是有利于區域經濟發展。

　　(二)技術戰略：從傳統技術到高新技術

　　創新驅動重要的是技術創新，我國在互聯網創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新應用新業態方興未艾，互聯網迎來了更加強勁的發展動能和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互聯網同中國文化天然相容，適合大國經濟，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資本戰略：從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

　　民營企業必須轉變觀念，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并重，除了從金融機構得到間接融資(貸款)支持外，還要通過債券市場和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創業板、新三版、科創板等進行直接融資。直接融資是“創新友好型”投資，特別是那種風險投資，從制度上就同創新企業進行了“收益共享、風險分擔”的綁定。

　　五、新時代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一)從“抓大放小”到“抓大幫小”

　　新時代，我們發展民營經濟的思路要從“抓大放小”向“抓大幫小”轉變。“抓大放小”的好處是大型企業見效快，業績出現的也快，同時也要清楚地認識到：一是好的大型企業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不是“抓”出來的；二是大型企業面臨的風險也大，雖然大型企業可以為當地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一旦出現問題，也意味著更多人失業。此外，很多大型企業實際上對當地的稅收貢獻并不是很大。

　　我們認為，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抓大幫小”。當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并具有一定資產時，銀行就會主動給它貸款，因此，實際上真正需要幫助的是那些小微企業。新時代，要更加突出發展小微企業，政府要從后端(大企業)向前端和中端(中、小微企業)轉移。具體來講，政府要從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面對民營企業給予幫助。

　　(二)競爭中性

　　競爭中性指任何企業不因所有制而處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從各國來講，主要針對的是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不能有競爭優勢。競爭中性的標準有：簡化國有企業經營形式、成本確認、商業回報率、厘清公共服務義務、稅收中性、監管中性、債務和補貼中性、政府采購中性等。競爭中性已成為OECD國家通行的技術性規范。

　　(三)政府人才戰略

　　要發揮各地同鄉會和商會作用，用濃濃鄉情“招鳳筑巢”，國企民企同等待遇，“五歸”人員優先考慮，并為“五歸”人員提供良好的雙創空間，加強培訓，為人力賦能，提供上升空間，激活基層人才活力。

　　(四)政府技術戰略

　　加快產業互聯網發展，完善協同創新政策，加強軍民融合，出臺科技友好型的金融政策和財稅政策等。

　　(五)政府資本戰略

　　增強民營企業造血功能，加大內源融資，進一步開展減稅降費，解決拖欠民營企業款項等。截至2019年5月29日，已召開了15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其中有11次會議均涉及減稅降費內容，2萬億元減稅降費紅利將加速釋放。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全國累計新增減稅共3411億元。其中，小微企業普惠性政策新增減稅576億元，個人所得稅專項扣除政策新增減稅146億元。

　　“三檔兩優”的存款準備金率新框架基本確立。2019年5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將服務縣域的農商行存款準備金率與農村信用社并檔，大約有1000家服務縣域的農村商業銀行受益，釋放長期流動性約2800億元。經過這次定向降準之后，“三檔兩優”的存款準備金率新框架基本確立。根據這一框架，6家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3.5%，中型銀行為11.5%，包含村鎮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在內的小型銀行則為8%。此次降準有利于服務縣域的農商行保持信貸投放的平穩有序，精準地、逐步地將釋放的長期資金全部投放到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

　　除貨幣政策外，中國人民銀行其他支持民營企業的舉措正不斷落實到位并發揮作用。如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已經支持56家民營企業發行債務融資工具87只，金額近400億元；鼓勵金融機構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券，2019年1-4月發行835億元。從一季度情況來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有比較明顯的改善。截至2019年3月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10萬億元，同比增長19.1%。一季度增加5529億元，同比多增2899億元。5家大型銀行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為4.76%，與2018年全年相比下降0.68個百分點。

　　下一步，中國人民銀行還將繼續改革完善貨幣政策投放機制，繼續發揮債券市場的支持作用，不斷疏通政策傳導機制，持續優化融資環境，進一步著力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信貸、債券、股權“三箭齊發”，增加外源融資。

　　1.間接融

　　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民營銀行，解決“不愿貸、不敢貸”的問題，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發揮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發展融資擔保機構。商業銀行要努力實現“三個不低于”，即：在有效提高貸款增量的基礎上，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民營企業新增貸款“一二五”目標是，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2.直接融資

　　債券融資，擴大民營企業債券融資規模，增信集合債券，推進民營企業違約債券處置。

　　股權融資，促進更多小微企業尤其是創新型和處于創業期的小微企業通過創業板、中小板、新三板和科創板融資。對上市、成功掛牌、上市再融資的分別給予一定數額的資金獎勵。鼓勵民營企業到貧困縣上市，到境外上市、海外上市。同時，完善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加快技術與資本結合。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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