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回顧70年的農業農村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分成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大階段，并歸納出兩條主要線索：一是奮力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二是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經濟體制。

　　一、艱難探索農業農村發展道路

　　(一)對農村經濟體制的艱辛探索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面對的是一個經歷100多年戰亂、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國家一窮二白，生產力極度落后，工農業基礎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極端貧困。1949年我國國民經濟主要數據顯示：當年，我國總人口5.4億人，其中農村人口4.8億人，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僅為35歲；我國工農業總產值466億元，糧食產量1.132億噸，棉花產量44.5萬噸，油料產量256.4萬噸，水產品產量45萬噸，原煤產量0.32億噸，原油產量12萬噸，鋼產量15.8萬噸；我國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僅為86元，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9元，年人均糧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

　　面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局面，我們黨提出并堅持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設方針，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并在此后的30年間，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不斷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大事。

　　1.實行農村土地改革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農村，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占有極不平均。這是農村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也是造成當時中國農村長期貧困落后的根本原因。據統計，土地改革前，占農戶總數的3.79%的地主占有總耕地的38.26%，占農戶總數的3.08%的富農占總耕地的13.66%，占農戶總數的57.44%以上的貧雇農占總耕地的14.28%。也就是說，土地改革前，絕大多數農民都是無地或少地的。

　　1947年9月，我們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其中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到1950年，全國部分地區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1.66億農民分到土地。然而，還有很多農民沒有土地。1950年6月，黨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土地改革，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里面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這次土地改革，從1950年冬開始，分期分批進行，至1952年底結束。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大陸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1億無地或少地農民無償分得7億畝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存續2000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被徹底鏟除。

　　土地改革，結束了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獲得了土地所有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做出了突出貢獻。

　　2.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物資嚴重短缺，尤其是糧食供應非常緊張。195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3100億斤，中央政府收購糧食約620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19%，缺口較大。為了恢復國民經濟，為工業化奠定基礎，黨中央決定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對農村余糧戶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對城市人口和農村缺糧戶實行糧食定量配售，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之后，又陸續把棉、麻、油料、生豬等農產品列入統購統銷范圍，最多時有180多種。

　　1958年6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頒布，明確全國的平均稅率規定為常年產量的15.5%。農民交農業稅，就是交糧食，這樣國家通過稅收能掌握600億斤左右的糧食。同時，國家對扣除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和農業稅糧后的全部余糧的80%-90%，按國家規定價格收購；若糧食儲備不夠，就對超出80%-90%的余糧加價30%收購，這就是超購加價?？傮w來看，國家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用計劃的方式把農產品管起來，緩解了糧食的產需矛盾，保證了糧食價格基本穩定。

　　在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下，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按人口定量供應，這就是票證制度。在1953年到1993年的40年間，票證“主宰”了人民的生活，其種類也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資的豐富，經歷了由少到多再到少，直至全部消失的過程。

　　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穩定了糧食問題，使糧食在保持增長的同時滿足人民基本的消費需要，為工業化發展積累了資金，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3.實行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以土地為核心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幾個階段。

　　(1)農業合作化

　　第一，農業生產互助組。

　　土地改革后，分到土地的農民，因為生產力的落后和生產資料的匱乏，自愿組成互助組合作生產。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里是沒有這樣的規定的。這種傳統意義上的互助合作，僅是生產上的互幫互助，不牽扯土地關系和勞動成果的分配。也就是說，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農民個人所有。據統計，至1952年底，全國已有800多萬個互助組，組織起來的農戶達到4500多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9.9%。

　　第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初級社”，就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農民按照自愿原則，以土地入股，以耕畜、農具作價入社，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社員參加集體勞動，勞動產品在扣除各種費用后，按照社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多少進行分配。1953年12月，黨中央通過《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1955年底，全國初級社增加到190萬個，入社農戶達7500多萬戶，占農戶總數的63%左右。

　　第三，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高級社”。1956年1月，黨中央通過《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該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推動高級社發展。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確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把社員私有的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組織集體勞動，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至此，原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1956年底，全國已有75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達1.2億多戶，占農戶總數的96.3%，其中高級社的戶數達1億多戶，占農戶總數的88%。

　　(2)人民公社

　　1958年，全國各地響應黨中央“小社并大社”號召，相繼成立人民公社。至當年11月初，全國共有人民公社26572個，參加的農戶共計1269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99.1%，全國農村全部實現人民公社化。

　　成立初期，人民公社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生產隊為勞動的基本單位，實行集中領導，統負盈虧。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出現了種種問題，挫傷了集體和農民的積極性，破壞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業經濟的發展遭到重大挫折。此后，黨中央通過大量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對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大幅調整，最終使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1962年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明確了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三級所有，就是生產資料分別歸公社(相當于現在的鄉)、生產大隊(相當于現在的行政村)、生產隊(規模相當于初級社)所有，屬于個人的生產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隊為基礎，就是以生產隊為基礎。這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糧食產量從1962年的1.6億噸增長到1978年的3.05億噸。

　　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修改憲法，作出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重新設立鄉政權的決定。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各地政社分設的改革基本完成，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宣告結束。在這段歷史中，我們有過挫折，積累了經驗和教訓，為未來農業農村發展奠定了基礎，是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經濟體制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二)為農業現代化奠定基礎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一直在推進農業現代化。1954年9月22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初步設想。他指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20世紀50年代，實行農業合作化后，黨中央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要求通過改良土壤、合理施肥、興修水利、培育和推廣良種、合理密植、防治蟲害、田間管理、改革工具等科技手段，提高農作物產量。

　　1961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廣州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有步驟地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第一次用這“四化”來表述農業現代化。20世紀60、70年代，按照農業機械化、水利化的要求，我們全面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興建了一批大中型的水庫和眾多的小型水利工程，擴大了農田的灌溉面積。到70年代后期，我國從國外引進了大型化肥設備，建設了化肥廠，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化肥化。這些舉措大大提高了我國糧食產量，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的變化

　　(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 建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這一階段為1979年至1984年，確切地說，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至1984年農業高速增長、農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戶經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極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破冰”階段。

　　第二階段 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

　　這一階段為1985年至1992年，以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突破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明顯標志。1985年，國家對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取消了糧棉的統購，改為合同定購，而且定購以外的糧食可以自由上市。隨后，其他各類農產品的價格也逐步放開，由市場調節。這樣，農產品市場體系初步建立。1990年，國家在鄭州建立小麥批發市場，隨后又在全國建立了9個區域性批發市場和一大批綜合和專業的批發市場。另外，國家積極推進農業和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一方面鼓勵發展多種經營，優化種植業結構，促進農林牧漁全面發展；另一方面鼓勵農民從事工商業等非農產業活動和發展鄉鎮企業。

　　第三階段 農業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這一階段為1993年至2002年。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大力推進了市場化改革，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時，國家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使糧食產量大幅增加。1996年，我國糧食產量突破5億噸，1998年達到5.1億噸，創歷史最高水平。但是，1999年至2002年，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連續幾年糧食播種面積、總產量、人均占有量下降，糧食生產出現徘徊波動，主要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收入受到影響，負擔日益嚴重。2000年，為了探索建立規范的農村稅費制度、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國家決定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第四階段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這一階段為2003年至2012年，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轉折階段。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開啟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階段，黨中央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推動我國農業支持保護取得了長足發展。

　　從2004年開始，我國糧食生產穩步發展，實現糧食連續四年增產，農民收入有了恢復性增長。2006年1月1日，我國取消了農業稅，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并逐漸建立起國家對“三農”的支持和保護制度。比如，對糧食實行直補、農機、良種、生產資料綜合補貼以及最低收購價政策，增加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加強耕地保護，設立保持耕地總量18億畝的“紅線”；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態環境；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等。

　　2008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并對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第五階段 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這一階段為2013年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持續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穩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精準扶貧成效舉世矚目，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為黨和國家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了重要支撐。

　　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積極推進美麗宜居鄉村建設。加大對農村的社會保障和民生改善的投入力度，把扶貧開發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別是2017年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寫入黨章。隨后，國家做出長期規劃，人大也在進行相關立法。鄉村振興戰略開啟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新征程。

　　(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六個關鍵節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具體呈現出六個關鍵節點。

　　第一，確立黨處理與農民關系的基本原則。

　　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這是我們黨處理與農民關系的基本原則，也是黨對農村政策的基點。改革開放41年來，我們始終遵循這一原則。

　　第二，建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從農村改革的發展脈絡來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釋放了農村生產力，為打破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創造了條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特別是，這一制度的建立，確認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使農民有了遷徙和擇業的自由，同時使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回歸農民家庭，為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三，恢復建立農產品市場機制。

　　改革開放初期，為進一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黨中央提高農產品價格，在實踐中從“雙軌制”到逐步縮小統購統銷農產品的品種和數量。到1984年底，統購統銷農產品品種從180多種減少到14種。并隨著農產品市場體系的建立，最終取消統購統銷及相應配套制度。此后，我們不斷深化市場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農產品生產體系。

　　第四，改革農業稅制度。

　　進入新世紀，國家開始對農業稅改革的探索與試點，到2006年逐步取消?？傮w上講，農業稅改革，對于減輕農民負擔，消除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帶來的問題，不斷縮小城鄉差距，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但是，這一改革進程并未完結，農業稅費制度還要不斷完善。

　　第五，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開啟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逐漸建立起國家對“三農”的支持和保護制度。從黨的十六大到十九大，我們一直循著這條路不斷前進。

　　第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選擇，主要是重塑城鄉關系，補上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過去基本上只提農業現代化，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概念。對于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并且明確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就穩定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報告還指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三、70年成就輝煌仍要砥礪前行

　　(一)70年農業農村的滄桑巨變

　　70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給我國農業農村帶來巨大變化。

　　第一，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農業的科技進步使生產力逐步提高，糧食生產不斷躍上新臺階，農產品供給日益豐富，從長期短缺到豐年有余。如今，農業的發展保障了我國近14億人口的糧食供給，農產品的營養水平和安全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實際上，農產品的供給變化，給國家整體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保障，也為我國社會安定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第二，農村經營體制發生顯著變化。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不同階段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體制，到改革開放后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我國農村經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系列重大變化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來說是一種探索，它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機制，比如激勵機制、對農業保護的機制、城鄉交流互動機制等。而這些機制，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穩定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

　　第三，農村經濟結構多元化發展。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農民收入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我國農村有2.8億多勞動力已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其中有1億多勞動力是在鄉村地區從事非農產業。自2015年開始，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逐漸超過家庭經營收入。

　　我國農業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億萬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落后的發展困境，邁向了全面小康的目標。下面，通過一系列數據來感受我國農業農村的巨大成就。

　　糧食產量逐步穩定在較高水平。我國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264億斤增長到1978年的6095億斤，2018年達到13158億斤，比1949年增長4.8倍；人均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09公斤增長到2018年的472公斤，增長1.3倍，守住了國家糧食安全底線。

　　農業生產結構不斷優化，1952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四業產值的比重為85.9%，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林、牧、漁業全面發展，2018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四業產值的比重為57.1%，比1952年下降28.8個百分點。

　　鄉村基礎設施顯著增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水平顯著提升，1952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僅18.4萬千瓦，1978年為11750萬千瓦，2018年達到10.0億千瓦?？萍贾Z食單產不斷提升，由1952年的88公斤/畝提高到2018年的375公斤/畝。農田水利建設得到加強，2018年全國耕地灌溉面積10.2億畝，比1952年增長2.4倍。農村電氣化有序推進，農村用電量，由1952年的0.5億千瓦時增加到2018年的9359億千瓦時。公路和網絡建設成效明顯，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由1978年的59.6萬公里增加到2018年的404萬公里；全國有61.9%的村內主要道路有路燈，99.5%的村通電話，82.8%的村安裝了有線電視，89.9%的村通寬帶互聯網。

　　農業新模式大獲發展?？缃缗渲棉r業和現代產業要素，設施農業、觀光休閑農業、農產品電商等新模式快速發展。2018年末全國農業設施數量3000多萬個，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接待游客約30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000億元。農產品電商方興未艾，2018年農產品網絡銷售額達3000億元，全國25.1%的村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

　　農村居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9年僅為44元，2018年達到14617元，扣除物價因素，比1949年實際增長40.0倍，年均實際增長5.5%。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按現行農村貧困標準(當年價)衡量，1978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為97.5%，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2018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1.7%，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村低保標準穩步提高，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兜底保障網越織越牢。

　　總之，我們在農業農村發展方方面面的變化是巨大的。

　　(二)我們仍需砥礪前行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農業、農村、農民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我們也要清醒看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在鄉村最為突出，做好“三農”工作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直接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直接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意義重大，任務艱巨。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是開創新時代“三農”工作新局面的一個綱領性文件。《意見》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農產品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農業供給質量亟待提高；二是農民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能力不足，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亟需加強；三是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欠賬較多，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鄉村發展整體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國家支農體系相對薄弱，農村金融改革任務繁重，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機制亟待健全；五是農村基層黨建存在薄弱環節，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強化。對于如此艱巨的任務，《意見》要求，舉全黨全國全社會之力，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目標、更有力的舉措，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為此，我們要做到統籌城鄉發展，重塑城市與鄉村關系。一方面，要繼續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著力解決農業供給效率不高，結構性調整難題，主要是：以需求為主導，追求質量效率與食品安全；靠科學技術、靠轉變農業經營方式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效益；切實保護與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確立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另一方面，繼續推進農業農村各項改革。鞏固與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主要是：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繼續穩定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扶持、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民；建設和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制度；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要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風搞運動。”也就是說，我們改變鄉村面貌要和推進城鎮化一樣，應有歷史耐心。

　　最后，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村經濟持續發展 鄉村振興邁出大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三》中的一段話作為結束，即：我們要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鞏固發展農業農村好形勢，守住“三農”戰略后院，發揮好壓艙石和穩定器的作用，為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的貢獻。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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