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新意

——讀張軍《曾國藩傳》

　　文選德

　　一位法學博士為什么要寫一位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

　　前不久，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省青年學者張軍創作的長篇傳記《曾國藩傳》。此書一經問世，就得到了學界的好評和讀者的喜愛。正如書中“序言”所說，“改革開放十年后，我們出版了唐浩明的長篇小說《曾國藩》三部曲；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的時候，我們又出版了這部張軍的四卷本長篇傳記《曾國藩傳》。”一家出版社在事隔30年后，以同一選題推出一個新人的《曾國藩傳》，這不僅說明出版社眼光精邃，當然也表明了這本書自有它的“新意”。

　　近些年來，湖湘文化成為一門顯學，是湖南的一張“文化名片”。張軍是一位法學博士，從學科上說，他寫作《曾國藩傳》也屬跨界。一位法學博士為什么要去寫近代史上一位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也許是一種文化的情結讓張軍沉浸其中，使他用了6年時間埋頭寫作，完成了這部144萬字的作品。個中的艱辛自然只有他本人才能體會得到的。

　　回望30年前開始的“曾國藩熱”

　　一部作品的問世，尤其是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文本小說，既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所表現的題材又要得到研究者和愛好者們的認可和喜愛，這需要作者有扎實的文史方面的學問和厚實的文學創作根底。

　　曾國藩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他組建的湘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延長了清代封建王朝的壽命，出現了“同光中興”這個短暫的社會現象。曾國藩也因此被冠上了“曾屠夫”、“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劊子手”及封建王朝衛道士的“反動”名聲。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里，對曾國藩的研究都是歷史研究領域里的一塊“禁地”。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省文化廳任職的我，曾和一些文化工作者去曾國藩家鄉雙峰荷葉塘實地考察，都認為其老家富厚堂以及曾氏家族散落在當地其他一些地方的諸多建筑雖有破敗，但仍可以修繕復原。況且當地政府和百姓都說曾國藩雖是“曾屠夫”，但他治國治軍、治文治家都有建樹，應該對富厚堂進行保護，同行者也大都有這個看法，當然也包括我在內。于是大家要我寫幾個字表示支持。但由于當時的思想還比較禁錮，加之上級也沒有明確指示，我要題字還真有些勉為其難。但盛情難卻，于是我想了想，提筆寫了“風景名勝，加強保護”八個字。當時我想：這里山清水秀，古跡也多，“加強保護”理所當然，并不為過。

　　不久，亦即剛好30年前，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出版，一時在社會上造成轟動效應，連許多中央首長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本書，一時有著“洛陽紙貴”的聲譽。30年來，全國不少出版社因“曾國藩熱”而出版了不計其數的與曾國藩相關的作品。面對這種經久不息的“曾國藩熱”，張軍能知難而上，他的底氣源自于他對湖湘文化的熱愛和研究。

　　不戲說，不圖解，唯真實，見興亡之基，知成敗之數

　　在創作思想上，張軍用其敏銳的歷史眼光和超前思維，以春秋史筆把人物和事件放到歷史的社會中去還原，不戲說，不圖解，唯真實。為此，他重新梳理這個歷史人物在他所處的社會政治生態環境里的個人作用，大量收集湖湘歷史人文環境和社會變遷、政治結構、風俗人情等方面的創作素材。在作品的結構上進行全景式的謀篇布局，以一個人物、一個家族、一個團體和一個社會橫斷面的眾生相，用傳記文學的表現形式來寫作《曾國藩傳》。

　　著名傳記文學家朱東潤說過：“傳記文學是史，同時也是文學。因為是史，所以必須注意到史料的運用；因為是文學，所以也必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傳記文學的寫人方法可以不拘一格，但再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精神面貌及精神品質，就必須對人物的記述做到據事“直書”，“情真而不詭”，“事信而不誕”。這方面《史記》堪稱典范。張軍本著這個宗旨，曾多次到當年湘軍主要活動過的地方實地考察，搜集資料，保證史料的真實性與客觀性；以濃彩重筆剖析作品中人物命運的多樣性和局限性，把人物的命運與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大勢相融合，將對人物的褒貶、毀譽寓于對人物的記述之中。作品立意上，以“不為圣賢，必為禽獸”為主要人物故事命運的主線，以細膩生動的筆觸，著力描繪了曾國藩終成大業、走完“立德立功立言”圣賢之路的曲折途徑，見興亡之基，知成敗之數，真實地藝術再現了一個譽之為圣賢、毀之曰元兇的歷史人物的靈魂與形象。

　　觀萬物而生意，為前賢立傳，張軍可謂自成一家。

　　一次開創性的有益嘗試：相隔30年，前后兩部書

　　出版社通過審讀作者的書稿后，對作者有了信心，認為這是一本厚重的、有新意的作品。張軍從曾國藩祖父一代開始著筆，一直寫到曾國藩去世；以出生地的山水田園風水之美開端，至去世時的挽聯年譜文辭之美結束；記述了曾國藩一生的經歷軌跡，還原他的真實面目，全面表現他的功過是非。全書采用章回小說形式組合章節，用成語式的四字句做小標題，脈絡清晰，情節鮮明，典雅文秀，力圖與曾國藩作為傳統文化集大成者的歷史地位文墨相親。這種語言風格上的文脈回歸，和以傳記體裁而又用文學表現的張力相融合，與唐浩明先生《曾國藩》藝術創作上審美情趣的雅俗共存，歌以詠志的靈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品賞。

　　“君子善假于物”。在今天推崇創造，重視創新的時代里，張軍新作與唐浩明先生佳作，或說從“三部曲”到“四卷本”相隔30年，在一個出版社前后出版，見證了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張軍的《曾國藩傳》是以傳記文學的體裁，源于史料，以文學的表現形式，真實再現了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折射出清王朝走向滅亡最后一抹余暉的消失。這是本書的一大亮點。而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則是以史實性強、資料運用與歷史事實和創作的有機結合，開創了歷史小說新的表現路徑，有開先河之譽。這兩本書都能讓人有閱讀的快感與受益，這也是出版社一次有開創性的有益嘗試。

　　《曾國藩傳》著力揭示和表達的“新意”何在

　　湖湘文化作為地域性的文化，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一脈，厚積成勢，體量博大。兩千多年來，湖湘這塊熱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奠定了湖湘文化學說的根基，岳麓書院講堂所懸掛的“道南正脈”匾額顯示，湖湘文化所代表的是儒學正統。宋以來的周敦頤、張南軒、王船山、曾國藩等，他們的學術思想、學術追求、學術涵養，無不是以孔孟之道為其根本，同時又因受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的浸淫，鑄就了湘人剛烈、倔勁的血性；湘人的性格特質，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故表現出一種特別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的升華境界。在張軍著力創作的曾國藩這個人物的靈魂里，這一點得到了生動體現。這一認知高度概括和凝練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講求功利、求真務實的思想特點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悲天憫人憂樂情懷，與湖湘兒女一腔血性特質在藝術上形成了一次有機融合。

　　我想，這是張軍在《曾國藩傳》中著力所要揭示和表達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