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定紅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同志們好，今天有機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經濟可持續發展下的勞動市場的現狀、面臨的挑戰以及相關的一些政策建議。

　　一、可持續發展、經濟新常態與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進入21世紀以后出現了幾個現象。第一個就是“民工荒”。2002年的新聞熱點中出現了“民工荒”一詞，這一從珠江三角洲出現、不斷蔓延至東南沿海甚至內陸地區、以勞動密集型企業及服務業招工困難為特點的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現象引來了大批學者的關注。過了幾年，尤其在2008年以后，出現了“漲薪潮”，這是第二個現象。這次工資上漲不是高技術工人或高級人才的薪酬上漲，而是非技能工人尤其是農民工工資迅速上漲。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后迅速實現強勁復蘇，卻出現企業招收農民工難的問題。隨著對農民工勞動力需求的上漲，許多外出打工者開始惜售自己的勞動，由此出現了企業為找到足夠勞動力而不得不上調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從勞動市場的角度來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出現下降狀態。第三個現象是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

　　我們結合這三個現象來看，一方面是從經濟增長速度的角度來看，GDP增長速度在下降；另一個方面是從勞動市場的角度來看，漲薪與招工難。這意味著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遇到了瓶頸。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讓經濟可持續發展，讓未來經濟能夠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么，我們必須改變過去的生產方式。

　　人類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關注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1962年，美國學者蕾切爾·卡遜寫了一本書叫作《寂靜的春天》。在書中，她描述了一個安靜的春天，沒有花開鳥鳴。這種現象是由環境污染造成的。作者提出經濟增長必須要關注人類環境。這本書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類和環境之間的關系。1968年，在意大利羅馬成立了羅馬俱樂部，歐洲10個國家的大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計劃專家開始探討人類面臨的一些共同問題，同時成立了以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米多斯為主的研究小組。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非常悲觀地提出，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個自然的極限。人口增長、食物短缺、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因素導致地球的資源和環境不能支撐人類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經濟不可逆轉的衰退。如果人類還要繼續發展、經濟還要繼續增長，我們必須要限制無限制的經濟發展。《增長的極限》為人類敲響了警鐘。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有110多個國家參加的人類首次環境大會，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1983年，世界環境與資源委員會成立。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通過了關于人類未來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該報告主要分為“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挑戰”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并正式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重視。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1993年，中國政府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聯合國就可持續發展不斷提出重要議程。

　　那么，什么是可持續發展?既符合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即為可持續發展。這一發展的概念涵括了人類社會、經濟、自然三個方面：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不僅追求經濟增長的數量，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自然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是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是整個社會的持續和全面進步。

　　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同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從消費，投資，出口與國際收支，生產能力與產業組織、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資源約束，經濟風險積累與化解，資源配置模式與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個方面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作了歸納、總結，強調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經濟結構的全方位優化升級。如果再展開一些，則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長速度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轉換。這是一個表象。二是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三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主攻方向。四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內涵。五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機制保障。六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發展結果。

　　從經濟新常態的描述來看，經濟新常態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有著密切聯系。與此相關的是，我國在進入21世紀后勞動市場也出現了相應的問題。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必須要建立在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準確判斷的基礎上。通過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這一判斷，我們可以思考未來中國經濟如何可持續發展，并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進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以上是我們今天討論“經濟可持續發展下的勞動市場”這個主題的總體背景。

　　二、從勞動市場理解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新常態

　　勞動是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源，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理解勞動與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就需要理解目前我國的勞動市場現狀。

　　如何從勞動市場理解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新常態?我們從兩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一個是從勞動市場的“人口紅利”角度觀察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新常態；另一個是從“劉易斯拐點”問題來理解勞動要素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新常態條件下的作用。“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但從學理的角度二者又有所區分。

　　1.勞動市場的“人口紅利”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新常態

　　“人口紅利”更多的是從人口經濟學角度提出來的，但這個問題目前在學術界討論還非常多。所以，我下面就簡單介紹一下，從“人口紅利”角度來理解勞動市場。

　　我們如何理解“人口紅利”這個概念?首先，我們來理解一下“人口機會窗”。“人口機會窗”是指，當人口年齡結構中具有生產力的勞動者占據較大比重時，經濟增長會有一種額外的動力，即“人口紅利”。隨著勞動人口年齡的增長，“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從初步具有“人口紅利”到“人口紅利”消失的這段人口年齡結構被稱為“人口機會窗”，該階段人口負擔系數一般小于或等于50%。這個階段，少兒撫養與老年的撫養比率都比較低。這種人口年齡結構創造財富能力強。所以，“人口機會窗”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階段。

　　按照以上標準，通過數據分析，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口從1995-2010年之間處在“人口機會窗”時機。但自2010年到現在，由于人口撫養比的上升，目前處于“人口機會窗”的后期。這意味著，在經濟新常態下，“人口紅利”將會逐漸下降。

　　在經濟新常態下，“人口紅利”的下降對經濟產生如下影響：長期勞動供給減少，從而影響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勞動供給總量減少將對勞動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工資價格長期看呈上升趨勢，并且上升的幅度很快，導致競爭力下降；勞動供給結構發生變化，使得青年勞動供給下降快，使得創新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可能遇到阻礙；“人口紅利”下降，會導致經濟中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通過各種渠道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2.“劉易斯拐點”問題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新常態

　　為什么要從“劉易斯拐點”的角度來理解新常態?因為“劉易斯拐點”是勞動市場變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

　　什么是“劉易斯拐點”?這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在1972年的一篇論文里面提出來的概念。他在《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中提出，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存在著兩個轉折點，并對此進行了論述。

　　第一個轉折點也就是“第一拐點”，即：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只要傳統農業部門存在著大量勞動力，現代工業部門就可以以不變的工資率把勞動力不斷吸取過去。隨著勞動力的流動，農村勞動力逐步減少，現代工業部門勞動力不斷增加，傳統農業部門不斷縮小，現代工業部門不斷擴大。我說的擴大與縮小主要是從GDP角度來看，也就是：現代工業部門創造的GDP越來越大，在經濟總量中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大；與之相反，由于勞動力不斷向現代工業部門流動，使得傳統農業部門創造GDP的能力下降，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也會下降。二元經濟由第一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向第二個階段——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轉變。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實際上就是工業部門不可能再以不變的工資率招募到農村勞動力的時候，這就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已經變成稀缺了。在稀缺的勞動力資源下，必須在勞動市場中不斷提高工資率來吸引農村勞動力。

　　第二個轉折點也就是“第二拐點”，即：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

　　在對這兩個拐點有了一定認識后，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經濟。劉易斯描述了一個從傳統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轉型過程，與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相符，因此劉易斯這個模型所描述的兩個拐點對于理解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非常重要。

　　根據劉易斯對兩個拐點的描述，實際上他把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第一拐點之前的階段，也就是無限勞動供給階段。二是第一拐點到第二拐點之間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二元經濟還存在，但勞動資源的稀缺程度在不斷增加。中國經濟恰好也處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在2004年以前基本處于第一拐點之前的階段，也就是勞動供給無限供給階段。但是，進入21世紀后，我們陸續觀察到兩個現象：“民工荒”與“漲薪潮”，而且這兩個現象一直延續到現在，也就是在劉易斯第一拐點到第二拐點之間，中國經濟新常態恰好處在這個階段。三是一元經濟階段，有時我們也把這個階段叫作工業化完成點。

　　進入21世紀后，由于“民工荒”與“漲薪潮”出現，我們學界就開始討論劉易斯第一拐點是否到來的問題，而且把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第一拐點上，沒有討論第二拐點問題。當時，關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學界有大量討論。現在，我們已經基本上沒有異議了，劉易斯第一拐點肯定是到了，至于什么時候到的，這也有各種說法。我們對此也做了一個研究，使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邊際生產率。根據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邊際生產率理論，即當農業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發生由“0”(或者為負)到正的轉變時，意味著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即“短缺點”)的到來；當農業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逐漸上升并最終與工業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持平時，意味著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化點”)的到來。以上述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規律為理論基礎，我們分別構建我國農業和工業部門的生產函數，進而求得兩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通過比較和分析農業和工業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規律，對我國劉易斯第一、第二轉折點是否已經到來進行判斷和預測。我們測算到的農業邊際生產率在2004年實現由“0”到正的過程，所以我們判斷，我國劉易斯第一拐點發生的時間是2004年。在2004年以后，我們觀察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中國勞動資源的稀缺程度在逐步上升。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們觀察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稀缺程度在迅速增加。

　　另外，關于劉易斯第二拐點什么時候到來，我們也測算了工業邊際生產率的變化。我們有個重要發現，這也是我們這個課題特別重要的一個結論：我們發現中國的劉易斯第二拐點大概在2037年到達。后來，經過數據調整以后，我們得到一個更準確的結論就是：大概在2034年的時候，中國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相等。這意味著中國實現了工業化。請大家注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這個結論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兩步走發展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黨的十九大提出分兩個階段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第一步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我們的測算結果非常相近。也就是說，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在2035年左右實現工業化沒有一點問題。

　　在經濟新常態下，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對經濟整體具有重要影響，尤其對勞動市場產生直接影響。我們可以將經濟新常態理解為：經濟發展處于第一拐點與第二拐點之間的經濟發展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量的逐步下降，導致整個勞動市場工資價格上升，進而影響總體經濟的競爭力。不同產業受工資價格影響的程度不同。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勞動工資價格影響大，而資本密集型行業受勞動工資上升的影響程度要相對低一些。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更加高。

　　勞動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勞動要素稀缺性的逐步提高對潛在經濟增長率具有重大影響。因此，經濟增長動力需要從要素驅動轉換成創新驅動。

　　三、經濟新常態對中國勞動市場的挑戰以及政策建議

　　我們綜合前面有關“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分析，經濟新常態對中國勞動市場的影響可以分為消極影響和積極影響。

　　首先是消極影響，具體如下。

　　一是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短期看，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濟增長減速，給城鎮勞動就業帶來壓力。長期看，由于人口結構老齡化，未來勞動供給下降，相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需求而言，勞動供給壓力下降，可能導致勞動供給不足以支持經濟增長的需要。

　　二是對勞動需求的影響。短期看，由于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產業結構轉換導致傳統產業由于產能調整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而新產業增長的勞動需求相對增長較慢，因而導致勞動需求的總量減少。長期看，隨著傳統產業調整到位，新產業、新業態不斷增長，加之城鎮化和工業化不斷加深，勞動需求將會隨之提高。從需求結構看，無論長短期對勞動需求的質量都不斷上升，尤其對技能工和高技能工的需求上升很快。這是由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動能轉向創新驅動的必然結果。

　　三是對工資價格的影響。無論長短期都會推動工資價格上升，從而推動產業結構重組。尤其是對制造業中的依靠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和建筑業產生重大影響。

　　四是對城市經濟集聚的影響。研究表明“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后，給定其他條件，農業剩余勞動充裕地區的城市將有更強的集聚力;“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出現會對城市的集聚產生阻礙;中國目前正處于兩個拐點之間，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內發達地區城市如何進行產業升級，欠發達地區城市如何發揮勞動力優勢增強城市的集聚力將是面臨的重要挑戰。

　　五是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過去靠要素驅動的增長模式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們要轉向創新驅動，這預示著整個勞動市場發生根本性變化，無限勞動供給的階段即將結束，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喪失優勢。這些都將對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造成影響，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其次是積極影響，具體如下。

　　一是有利于促進城鄉一體的勞動市場形成。隨著“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加快，在經濟新常態下，如果能在第二拐點到來之際實現工業化，則城鄉一體的勞動市場可能會加快形成。

　　二是有利于增加農民純收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三是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進程，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導致就業總量的平穩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以后，會引起農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加快農產品的商品化進程，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農村的勞動力轉移進程，實現農村農業和工業的相互促進。

　　四是對企業產生創新激勵，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轉型。

　　應對勞動市場的挑戰，我們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優化勞動力市場結構，實行高端人才戰略，建立人才梯度；加強教育投資，尤其是推進職業教育發展，注重提升人力資本；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繼續完善就業促進的政策體系；加強和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和職業培訓；創新工作理念和方式,統籌兼顧改革中的各種關系，使改革協調可持續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