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建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

　　近年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一定的進展，經濟發展質量有所提高，創新動能有所增強。下一步，我們將繼續推進新時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此，我們將從新時代與雙供給側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新時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總體評估及措施四個方面出發，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展評估及展望”這一主題進行深入闡述。

　　一、新時代與雙供給側改革

　　(一)新時代包涵雙供給側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標志著中國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涵義是豐富的，可從經濟、金融、財稅、政治和國際5個維度加以全面解讀。

　　1.經濟新時代

　　經濟新時代，是指進行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從經濟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就補短板這一方面，黨中央明確提出基建補短板，重點是鐵路、公路與機場。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國發展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外復雜嚴峻形勢，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這些情況都為我們經濟結構的轉換、經濟動能的換擋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2.財稅新時代

　　財稅新時代，是指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減稅降費，改善營商環境，宏觀政策要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加注重激發市場活力，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也就是說，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上，我們要加大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

　　3.金融新時代

　　金融新時代，是指改善企業的融資環境，主要體現在貨幣政策由寬松進入穩健，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同時，加強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擺在第一位的。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結構性去杠桿，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輸入性風險。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引導優勢民營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4.政治新時代

　　政治新時代，是指強調黨的全面領導，突出體現在黨組織對國有企業的治理，強調企業的合規管理，優化公司治理機制，加強合規管理，包括國際經貿往來中的合規管理。

　　5.國際新時代

　　國際新時代，是指我們現在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遭受挫折，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邊主義受到沖擊，國際金融市場震蕩，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給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響。同時，這一系列變化也使我國的價值鏈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二)雙供給側改革的關系

　　雙供給側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個改革是什么關系?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經濟運行決定金融運行，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實體經濟是金融運行的根本，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不可能跳過實體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所以說，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的立國之本，也是金融健康運行的根本，即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金融穩定的基石。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我們的金融發展就會成為金融泡沫，帶來金融穩定性問題。

　　第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保障。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是我國的金融國策，也就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的金融要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是金融業的立身之本，使金融業的發展質量更高、更穩定，也是金融機構的成熟商業模式。同時，融資難、融資貴也是改革的一種阻力，解決這一問題能夠為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必要條件。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

　　(一)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第一，經濟的增長從高速增長切換到中高速增長。現在，我們經濟的增長速度基本是在百分之六點幾，屬于中高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出現了一定的轉換。

　　在中高速增長的基礎上，我們要追求的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的增長速度和發展質量是不可兼得的，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的一種經驗總結。從1978年到1992年，我們完成了價格改革，建立了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使生產效率得到了極大提高，釋放了制度紅利。從1993年到2000年，我們以分稅制改革、商業銀行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以及第一次人民幣匯率改革為契機，完成了財政金融改革，使改革紅利得以集中顯現，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1年，我們以加入WTO為契機，嵌入全球價值鏈，使改革紅利得以大范圍釋放，也從國際分工中得到了巨大的增長動能。2012年開始，我們開始了增長動能的轉換，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第二，新舊動能轉換。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們的工業在退潮，服務業在興起。我們可以看到，第二產業的貢獻率現在越來越低，只有百分之三十幾；第三產業的貢獻率越來越高，已經提高到60%左右。在這個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新的業態逐步得到體現，如信息技術、軟件、租賃和商業服務等行業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傳統業態的貢獻度在逐漸下降，如建筑業。新的業態在崛起，表明我們經濟增長的動能是不斷轉換的，產業結構也隨之調整和升級。

　　在能源結構方面，我們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新舊動能的轉換。傳統的能源，如煤炭、原油等，所占的比重在下降；新能源，如水電、核電、風電等，所占的比重顯著提升，說明我們的能源結構也處于優化中。

　　(二)三大制約因素

　　現在，我們經濟增長面臨的最大問題，實際上指的就是動能轉換的三大制約因素：

　　第一，人口紅利消失。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力年齡的人口首次出現減少。根據《中國生育報告2019》，我國2018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較2017年大幅下降200萬，創1949年以來除自然災害時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到10.94‰，創1949年以來新低；總和生育率降至1.52。

　　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根據《中國生育報告2019》的預測，到205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至7.5億，即減少了約24%。勞動力總量的萎縮，將使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進而導致部分制造業向東南亞、南亞等地方遷移。

　　第二，粗放投入與債務擴張。這一系列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我們的杠桿率在提高，債務負擔在加重。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以債務擴張為代價的，不具有可持續性。

　　第三，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前的“孔雀東南飛”到現在變成了“北燕南飛”。2015年到2017年間，我們經濟增長比較快的，要么是南方地區，要么是西北地區和西藏。其中，西北地區、西藏以及部分南方地區發展較快是因為基數較小，所以呈現出來的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而北方地區則發展得比較緩慢。

　　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勞動人口也是在往南邊跑的。常住外來人口規模排名前十位的城市里，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其余都是南方城市；人均儲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南方城市；人口凈流入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也都是南方省份；從2018年上半年開始，南方的經濟在全國GDP的比重上升到62%，北方下降到38%；在《中國城市競爭力第16次報告》認定的綜合競爭力十強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其余都是南方城市；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十強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9個，北方則只有北京；在科創板首批名單里的9家企業中，位于南方的企業有8家；2018年1至10月份全國各城市本、外地存款余額前十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里只有兩個，其余八個城市都是南方城市。我們可以看到，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人口流動的不平衡、金融資源的不平衡。

　　(三)“三去一降一補”

　　1.“三去”

　　第一，去產能。2018年以來，我們工業產能的利用率是在下降的。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外部環境的變化所致，如一定程度的出口受阻成為我們“去產能”的一個阻礙。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采礦、汽車制造、有色金屬等方面的產能利用率是在增加的。此外，以鋼材為例，我們的庫存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毛利率下降得也不明顯，說明我們“去產能”還有不少路要走。

　　第二，去庫存。目前，大部分行業的存貨周轉率是加快的，只有少部分行業在減慢，表明我們“去庫存”的力度較大，整體情況較好，只有局部行業的庫存在增加，如汽車制造、批發零售等。其中，汽車制造業的庫存增加較為明顯，需要我們提高警惕。

　　第三，去杠桿。按央行統計的5000戶工業企業來看，2017年以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都在下降，下降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表明我們“去杠桿”的力度是比較大的。

　　2.“一降”

　　“一降”就是降成本。在降成本的進程中，工業企業每百元營業收入中的成本在2018年年底有所反彈，其中民營企業的反彈相對明顯。其中，從每百元營業收入中的費用來看，2019年2月以來，由于改革措施的到位，降低幅度是比較大的。

　　3.“一補”

　　“一補”就是基建補短板。在基建補短板的進程中，國有企業在固定投資上總體呈現出一定的負增長趨勢；民營企業的增長幅度先是較大，但最近也出現了一定的下滑，由原來的25%以上下滑至10%，外資固定投資也不是特別穩定。這一系列情況表明企業基建補短板的意愿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

　　(一)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情況

　　總體上，金融在支持實體經濟上有待加強。我們要解決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傳導問題，破除傳導障礙，解決好兩者之間的制約因素，也就是“腸梗阻”的問題。所以，我們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著力解決這些痛點問題、疑難雜癥。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單位產值消耗的信貸資金在邊際上是遞增的，表現為每單位GDP需要多少貸款來驅動這一數值在增加。換言之，金融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是遞減的或信貸資金的消耗系數是增加的。這種情況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也凸顯出我們經濟發展的方式仍然是要素驅動型、粗放型的，這是我們在以后的改革中必須加以解決的。

　　(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緩解情況

　　1.從融資貴到融資難

　　從社會融資規模及其結構來看，我們能夠發現，社會融資規模和人民幣信貸規模之間的差別時大時小。這是因為在2017年之前，我們對影子銀行采取包容性監管政策。在影子銀行發展迅速的時候，大量資金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銀行表外業務，被用于支持民營企業甚至房地產，其所產生的是融資貴而不是融資難的問題。其后，我們開始加強監管，清理整頓影子銀行，使銀行表外業務重新回到表內，于是產生了融資難的問題，社會融資規模和新增人民幣貸款之間差距也越來越小。

　　2.資金空轉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相對每年很多新增的貨幣投放，實體經濟拿到的是很有限的，其余的錢則在金融體系里空轉，如搞各種資管產品，每轉一個環節就要產生手續費或通道費，越轉資金成本也就越高。所以，我們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好這種資金空轉的問題，一方面要加大實體經濟對金融資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激發金融資本支持實體經濟的意愿和積極性，既要做供給側的文章，又要做需求側的文章，這兩個文章都做好了，才能真正打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兩端。

　　3.信用利差與融資成本

　　融資貴問題也表現在銀行毛利率和產業債的信用利差等方面。目前，產業債信用利差的情況是期限越短的融資成本越貴、期限越長的越便宜，兩者呈負相關。我們一般認為正常情況應該是期限越短越便宜、期限越長越貴。不過可喜的是，目前的趨勢是短期的利率在下降、長期的利率在上升，即債券市場定價體系正在糾偏。

　　首先，不同信用級別的信用利差變化，導致融資成本差異明顯。2016年以來，2A+和2A級產業債的利率上升較快，3A級的利率則沒有增加多少。截至2019年5月23日，3A級債券的融資成本降低了0.17個百分點，2A+的成本增加了半個百分點，2A的成本增加了0.4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融資貴問題主要發生在2A+和2A這兩個級別，也就是評級相對差一點的融資成本相對更高。

　　其次，不同類型的企業融資成本差異明顯。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較快，國企的融資成本則在下降。

　　最后，不同省份的融資成本差異明顯。我們通過同時期數據發現，信用利差(融資成本)前三的省份，同時也是融資成本增加較快的三個省份，是海南、重慶、貴州。其中，海南的信用利差接近5個百分點，重慶是4.65個百分點，貴州是4.34個百分點。融資成本較低的幾個省份有：北京，信用利差0.65個百分點；廣東，0.81個百分點；上海，0.82個百分點；江西，0.9個百分點；陜西，0.99個百分點。不同省份的融資成本差異決定了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

　　整體上，以同時期數據來看，融資成本增加的省份有15個，下降的有16個。其中，融資成本增加較多的省份是：重慶，增加了2.77個百分點；貴州，增加了1.92個百分點；吉林，增加了0.81個百分點；廣西，增加了0.55個百分點；海南，增加了0.38個百分點。與融資成本前三的省份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融資成本高的地方也是成本增加較多的地方。反而融資成本減少較多的省份，包括遼寧、甘肅、江蘇、安徽、江西，與融資成本較低的省份之間，只有一個省份是重合的。

　　四、新時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總體評估及措施

　　(一)新時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總體評估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一定的進展，發展質量有所提高，創新動能有所增強，但新舊動能轉換受到人口紅利消失、債務壓力加大和區域發展失衡的制約。所以，我們要破解三大制約因素，使新舊動能的轉換更加順暢，加速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的發展。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進展順利，“一降”出現費用下降但成本反彈的跡象，“一補”則存在基建補短板的意愿有所下滑的問題。

　　第三，雙供給側改革尚未形成協同效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能有效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貨幣松與資金緊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

　　第四，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呈現階段性特征，即在清理整頓影子銀行之前表現為融資貴問題，清理整頓影子銀行之后表現為融資難問題。

　　第五，融資貴集中體現在銀行業毛利率較高，表現在較高的存貸利差上。

　　第六，融資貴具有很大的差異性。較短的期限、較低的資信等級、私營企業和部分省份的融資成本相對較高；京滬粵的融資成本相對最低。

　　(二)新時代推進雙供給側改革的措施

　　第一，促消費促轉型。我們要把目前以投資來驅動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消費來推動。我們通過近年來的消費品銷售總額可以看到，2019年4月同比僅增加了7.2%，消費總體低迷，其中汽車產銷量已連續11個月出現負增長。對此，在下調消費稅之前，我們還要解決好兩大基礎性問題：一是破除銷售渠道的壟斷，即：如果銷售渠道是壟斷的，減稅也只是減給了商家，沒有惠及消費者；二是解決老百姓消費的后顧之憂，即：由于收入轉化為消費的能力存在差距，即使通過減稅增加了收入，處于邊界的部分人群的消費傾向仍然比較低，要想讓收入轉化為消費就要解決好后顧之憂的問題。

　　第二，減稅降費。目前，費用下降、成本反彈最終不一定減輕了企業負擔。對此，我們要切實解決成本反彈的問題，提前做好功課，防止產業轉移及其對就業產生的影響。

　　第三，加強金融改革與監管之間的協同。我們要對影子銀行風險相對可控的部分實施包容性監管，如對P2P等風險大的部分做到了嚴厲整頓，對一些風險小的部分則要在包容性監管的基礎上兼顧效率；要加大銀行業競爭，大力降低存貸利差，優化銀行基層信貸考核，提高貨幣供給向資金供給的轉換效率，最終打通“腸梗阻”問題，解決好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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