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站在我工作的人民日報《民生周刊》所在的新媒體大廈上，遙望南方的家鄉(xiāng)時，總不免會想起湖南日報那棟熟悉的辦公樓和樓里那些諄諄教導過我的老師們，從心底涌出一句話：師恩難忘!

　　40年前，我還是平江縣金坪公社邊遠山區(qū)的一個民辦教師，每天讀湖南日報尤其是“學校生活”專欄成了我的習慣。曾試著寄過幾篇學校題材的稿子，雖沒被采用，但每次都會收到專欄責編李凌沙老師的回信，指導我怎么寫稿。我和他素不相識，收到這樣的信自然特別暖心。

　　一個風雪攪天的深夜，我在鄉(xiāng)間蜿蜒山路上看到一閃一閃的手電光，巧遇金坪中學方予老師家訪歸來，他向我講述了如何動員貧困家庭學生上學的故事。回到家里已是凌晨兩點，我抑制不住沖動的心情點亮煤油燈，寫完《勸學記》這篇稿子天已快亮了。

　　我家距長壽街郵局20華里，郵件兩天一班早晨6點半托運發(fā)往長沙。我拿著裝稿子的信封走出家門，迎風踩雪，一路狂奔，趕到郵局時當天的郵件已經(jīng)用鉛封好放到班車頂上的行李架了。我焦急地向郵遞員老鄧哀求：“我一夜沒睡寫稿子，趕了兩個多小時山路，趕不上這趟班車就要遲幾天了!”他聽我這樣一說很感動，就把我的信封捆在郵件鉛封口外面，再用繩子固定好。看著班車搖搖晃晃遠去，我心里一直懸著，生怕我的信封在哪里掉了下來。焦急的日子真難熬。10天后，我收到李凌沙老師寄來的一張1982年3月4日《湖南日報》，刊登了我寫的《勸學記》，當時我那種欣喜的心情真是無以言表。

　　3個月后，我寫了2篇稿子來到報社，找到了凌沙老師。他十分親切隨和，還邀我到家里吃中飯，下午幫我把其中一篇稿子改好，要我謄寫以便揣摩感悟。他似乎看出我不安的心情，安慰我說：“你的文字功夫還是不錯的，只是定角度、選題材弱一點。不要急，多讀、多寫、多想，就會進步。”他的鼓勵讓我更加堅定了信心。一周后這篇稿子《班班都有開水供應(yīng)》見報了。

　　因為身在鄉(xiāng)下，除了教育方面的稿子，我也常寫一些農(nóng)村題材的稿子，由此又認識了報社農(nóng)村部兩位年長的老師阮甫堂和左澤蔭。甫堂老師見到我總是說：“來來來，快坐到這里。” 澤蔭老師會沏一杯熱茶，還給我講最近需要哪方面的稿子，以及題材要求、寫作方法等等，每次都像是上了一次新聞寫作培訓課。記得我曾向他倆匯報了這樣一件事：當時個體經(jīng)濟剛開始發(fā)展，我的家鄉(xiāng)鎮(zhèn)上有個私人辦的“周記旅社”，每晚有20多個旅客住宿，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沒想到營業(yè)3個月就被說成影響國營旅社生意，要求停業(yè)關(guān)門，還來了七八個人把招牌拿走了。兩位老師聽完事情的來龍去脈，要我寫一封讀者來信，向“農(nóng)村信箱”反映問題，報社根據(jù)法律政策公開答復(fù)。在兩位老師指教下，我坐在農(nóng)村部寫出初稿，經(jīng)過老師手把手修改，《不應(yīng)把個體工商業(yè)視為資本主義性質(zhì)》的來信稿見報了。見報當天，當?shù)赜嘘P(guān)部門就來到“周記旅社”，表明“上次禁止你營業(yè)是錯誤的”，周記旅社很快重新開業(yè)了。

　　從這件事，我深刻感受到黨報正確輿論引導的重要和威力，也更加注意發(fā)揮自己身在基層的優(yōu)勢，關(guān)心和了解基層干部群眾的困難和問題，更多地反映基層的民情和呼聲。后來我被調(diào)到區(qū)委辦公室工作，掌握情況更多也更準確，和湖南日報編輯老師的聯(lián)系更多了。在他們的指導下，我采寫的稿件質(zhì)量也不斷提高。比如我寫的《一條解決基層信訪工作的新經(jīng)驗》除在《湖南日報》刊發(fā)，還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人民信訪》等采用。

　　40年過去了，湖南日報為我改過稿子的老師不下20位。前些年，我雖然到人民日報《民生周刊》工作，但一有機會，總要和他們聯(lián)系，向他們問問好。今年湖南日報創(chuàng)刊70年，這些年高德劭的老師們，不少人已經(jīng)離開了自己無限忠誠的新聞事業(yè)，后來進到報社工作的年輕人，只怕大多數(shù)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事跡了，但我這個始終在他們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學生，卻時時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難忘這份珍貴的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