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新權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擺在我國面前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201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確保打贏三大攻堅戰以來，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控制宏觀杠桿率以及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等方面都有較大進展。但鑒于過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脊梁，應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以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進一步，我們認為，高質量發展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并已經形成共識。但對高質量發展怎樣理解，以及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分析高質量發展相關概念、測度以及內在邏輯關系基礎上，我們提出高質量溢價概念，以及高質量發展是一個涵蓋貫穿宏觀經濟、區域或產業、企業及其產品(服務)協同的動態發展體系，并認為企業高質量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和關鍵突破口，進而分析企業怎樣實施高質量發展和企業實施高質量發展的環境需求。

　　一、發展實體經濟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凸顯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不平衡，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都存在一些問題和潛在的風險。我們認為，實體經濟的問題來自自身的創意創新、質量品牌等方面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來自虛擬經濟潛在的風險。一方面，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體經濟而自循環發展，同時金融業助推房地產業形成的死循環，存在較大的泡沫風險；另一方面，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如扣除實體經濟的平臺，真正的實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生態與文化環境急需改進。更值得關注的是，制造業中的一些企業由于創新不足，競爭力弱，利潤空間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扣，以不達標排放降低成本，生產出質量低或假冒偽劣或侵犯知識產權的產品。結果，實體經濟不僅自身受到傷害，而且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瓶頸。我們認為，這些都歸結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一方面，本來社會資源應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合理配置，但由于虛擬經濟回報快且高，薪酬收入高，以致虛擬經濟吸收大量資本等資源自循環，既擠占了實體經濟要求的資本等資源投入，又游離實體經濟之外發展；另一方面，金融業游離實體經濟的自循環還形成不良的生態文化，對人們的擇業觀、環境觀、消費觀、財富觀、幸福觀以及生活觀與生命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力和資本都追逐虛擬經濟；對諸如實體經濟靈魂的質量、品質、品牌以及展現“踏實、吃苦、肯干”的制造業文化、工匠精神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以致一些制造業企業轉而發展金融地產，既加劇了金融和地產泡沫，又使實體經濟雪上加霜，結果整個經濟陷入“入虛脫實”境地，實體經濟難于支撐虛擬經濟，尤其制造業產業托不住金融地產業，而金融既然不能從實體經濟中獲得足夠收入，就只能再次通過金融交易加杠桿、創造價差，這種“資金空轉”導致了在較弱的實體經濟基礎上人為“創造”較大的金融泡沫，對整個經濟將帶來巨大的風險。對此，中央高度重視。2017年11月8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并召開第一次會議。為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要求，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會議強調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強化金融監管協調，提高統籌防范風險能力，更好地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更好地保障國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2017年11月20日，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制度的意見》，這是中央著手解決金融監管、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等重大問題。2017年12月1日，銀監會首次定義現金貸，并劃定7條風險底線。同時，專家學者還引入“綠色金融”“監管科技”，有利于對金融工作加強全方位監管與問責。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同時，黨的十九大報告還強調，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無疑，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加嚴金融監管，不管從短期還是從中長期來看，都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應對各種風險因素和不確定因素。發展實體經濟，對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都起著決定性作用。

　　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平衡的關系與特點

　　從上述分析可知，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關鍵要解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問題，進而規避、減弱或消除潛在風險。這就需要研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從理論上講，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有著特殊的辯證關系。原本，在人類社會有剩余產品時產生了交換需求，進而等價物出現，因此以金融為代表的虛擬經濟是應實體經濟發展需要而產生的，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構成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中兩個不可缺失、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實際中準確、合理、有效地把握它們之間的平衡關系，確實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一方面，整體經濟是人類社會永續、動態和復雜的勞動與生活過程，這種客觀復雜性決定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平衡關系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們對這種相對的平衡關系的理解與認識不同，決定他們的思維、動機與行為不同，產生的結果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正確的理解下追求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相對平衡，才能使它們處于良性循環，使整體經濟運行穩定、健康、可持續。否則，它們處于惡性循環，對整體經濟會產生巨大破壞作用。國內外歷史上發生過的泡沫破裂事件，讓人們至今回想起來仍心有余悸。可見，什么是相對平衡與如何把握就成為問題的關鍵。為此，我們需要研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平衡的關系與特點，從而有利于準確把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形成良性循環。

　　1.實體經濟具品質特征，虛擬經濟具文化特征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實體經濟最大的特征是滿足人類的生命、生理、生活與生態需要，虛擬經濟是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固然虛擬經濟通過創新對實體經濟產生積極作用，但不可否認實體經濟是基礎。從經濟發展時序上說，實體經濟呈長期趨勢，虛擬經濟呈圍繞趨勢的波動，當然這種波動代表著激勵或勢能，也是一種動能，體現出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但這種波動對應趨勢基準應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幅度，兩者表現為統計上均值與標準差的關系，標準差的大小代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平衡的度量。從長期發展來看，實體經濟的生命力在于其產品的品位等級和質量等級，表現為品質，而虛擬經濟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務與藝術，表現為文化。只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良性循環，融為一體，才能創造出國家經濟的品牌。

　　2.實體經濟表現為硬或重資產型經濟，虛擬經濟表現為軟或輕資產型經濟

　　從投入要素來看，相對地講，實體經濟投入的知識少，而虛擬經濟投入的知識多。也就是說，實體經濟價值中知識所占比重小，即腦力(智力)勞動所占比重小，而虛擬經濟價值中知識所占比例大，即腦力(智力)勞動所占比重大。從從業人員受教育年限來看，實體經濟從業人員受教育(平均)年限低于虛擬經濟從業人員；從勞動者報酬來看，實體經濟的從業人員的(平均)收入報酬低于虛擬經濟的從業人員；從管理上來看，實體經濟在微觀上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大，而虛擬經濟在宏觀上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大。因此，實體經濟表現為硬或重資產型經濟，而虛擬經濟表現為軟或輕資產型經濟。實體經濟的生產需要體現腦力勞動的知識創新與應用，同時還需要大量廠房、機器儀器設備與流水線等投入要素，而虛擬經濟的生產主要需要體現腦力勞動的知識創新與應用。

　　3.實體經濟具有約束性，虛擬經濟具有無約束性

　　實體經濟受市場供求關系以及各種投入要素等資源、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的限制，其發展規模依市場規則是可以預期且可以控制的。但由于虛擬經濟具有預期或非預期放大的正負作用或溢出效應，比如計算機的產生本來是解決復雜計算問題的，結果它改變了世界；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思維與行為。因此，虛擬經濟原本應實體經濟需求產生，但一旦產生后，難免會出現“游離實體經濟外發展”的背離現象。也就是說，虛擬經濟由于不像實體經濟那樣受各種投入要素等資源、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的硬限制，其發展動機與規模依市場規則是可以預期或不可預期，但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關鍵是如何認識這種背離現象，如果把這種背離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圍內，正是虛擬經濟溢出的正效應，是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的體現。但如果不加嚴監管與控制，這種背離就會膨脹，當超出某一閾值后就會產生顯著的負效應，表現為虛擬經濟產生巨大泡沫風險，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傷害，以致實體經濟無法支撐虛擬經濟而導致泡沫破裂、整體經濟崩盤。因此，正確認識與判斷虛擬經濟正負作用以及正負作用拐點的閾值是十分重要的，進而實現發揮其正作用，抑制、減弱或轉化其負面作用，即實現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同時積極發展，從而達到良性循環發展。對虛擬經濟進行控制特別是預控是很難的，但又是必要的，唯一的選擇是對金融業實施加嚴監管與控制。

　　4.實體經濟相對“實”，虛擬經濟相對“虛”

　　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存在實中有虛、虛中有實，這是兩者相互提供投入要素與循環融合的結果，但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是不對等的。一方面，實體經濟體現在“實”，是指它滿足人類生命、生理、生活與生態基本需要，其生產需要各種投入要素等資源、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虛擬經濟體現在“虛”，是指為提供滿足人類生命、生理、生活與生態基本需要生產所需的服務，以及理財、投資等需求。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直接創造貨真價實的利潤，而虛擬經濟本身創造虛擬或數字利潤，只有把虛擬經濟融入并通過實體經濟才能創造真正的利潤。因此，由于信息不對稱與定價問題，“資金空轉”就會產生風險，且空轉次數越多，產生的風險越大。此外，實體經濟的不同產業之間存在著內在關系，且這種關系表現為虛擬網絡關系，既有本質區別又有聯系。從理論上講，虛擬經濟的不同產業之間也存在著內在的虛擬網絡關系，同時實體經濟不同的產業與虛擬經濟不同的產業之間也存在著這種關系。即使我們只考慮實體經濟及其不同產業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從統計上講，這也是多維均值與標準差的非線性疊加關系。因此，把握這種關系的難度是很大的。我們需要把握實體經濟不同產業與虛擬經濟的內在關系，既要平衡實體經濟產業發展，又能創造虛擬經濟中的制度、政策、監管等滿足實體經濟產業需要，還能發展虛擬經濟。正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實與虛的不同，決定了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是不對等的。也就是說，虛擬經濟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作用遠大于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同樣，這也是需要加嚴監管金融的理由。

　　綜上所述，實體經濟是國家整體經濟的基本面，又是堅實脊梁；虛擬經濟是整體經濟的晴雨表，又顯示未來信心。但這種信心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之上，否則，晴雨表失靈，信心會不足。同時，由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具有多維性，它們之間的相對平衡關系還體現出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不對等性。這給我們把握這種相對平衡關系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與難度。如果我們把握好這種相對平衡關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就呈良性循環，使整體經濟穩定、健康、持續發展；否則，二者處于各種各樣的不良循環中，會造成國家經濟不穩定、不健康、不可持續發展。針對它們不對等的相互作用關系，我們認為，基于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脊梁，因此加嚴監管與控制虛擬經濟要比實體經濟調控更為重要。這一點對于我國當前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三、大力發展實體經濟

　　為了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基于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具有復雜、綜合、動態、不對等性的相對平衡關系的認識與把握的難度，發展實體經濟的思路是：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導，在發展實體經濟的同時，以滿足發展實體經濟需要從嚴、適度發展虛擬經濟。那么，怎樣發展實體經濟?我們認為，需要營造以下五個環境。

　　1.企業家成長環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實體經濟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關鍵，也是實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同時，實體經濟是推進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石。2017年9月8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在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中，要落實文件精神，努力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大力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企業家的作用是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熊彼特則強調創業精神，企業家就是創業者，是開創新生意并承擔其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人。可見，企業家不僅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而且是賦予理想、勇于作為和承擔風險的人。他們是國家經濟脊梁的頂梁柱。試想，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人愿意當企業家，那將是什么情形?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企業家，關鍵是我們的社會應該營造一個有利于企業家成長的環境，讓那些想成為、有能力成為企業家的人在創業中，尤其是在實體經濟創業中成長。

　　第一，企業家是社會中的優秀群體，他們具有極強的創新特質、資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夠敏銳地感知社會、經濟與技術發展趨勢和消費者的未來需求，他們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這一點對于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第二，尊重企業家，肯定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的貢獻，正確看待他們，著力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促進企業家公平競爭、誠信經營的市場環境，尊重和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社會氛圍。

　　第三，營造企業家文化，弘揚企業家愛國敬業、遵紀守法、艱苦奮斗的精神；弘揚企業家創新發展、專注品質、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揚企業家履行責任、敢于擔當、服務社會的精神。

　　2.工匠人才培養環境

　　營造社會氛圍，正確認識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平衡關系。一方面，要尊重實體經濟。發展實體經濟是人類生命、生理、生活與生態的基本需求。要建立正確擇業觀、環境觀、消費觀、財富觀、幸福觀、生活觀、生命觀，根據興趣愛好選擇職業，這樣有利于轉變就業觀念、創新實體經濟、追求美好生活、實現綠色發展。另一方面，要敬畏實體經濟。發展實體經濟與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密切相關。推行王浩院士基于“水安全、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水景觀、水文化、水經濟、水管理”提出的“自律式”發展思想，這是發展實體經濟的底線。否則，發展了實體經濟，卻浪費了資源、破壞了生態、污染了環境，是得不償失的。這方面的教訓是深刻的。為此，在實體經濟發展中，我們既要堅決摒棄過去“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理念，堅決杜絕過去“吃掉子孫飯”的錯誤行為。同時，我們需要營造培養工匠人才的社會環境。

　　第一，弘揚工匠精神。長城、都江堰、故宮、“水長城”紅旗渠等，以及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世界奇跡，也是中華民族輝煌歷史、燦爛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國工匠精神的典范。在新時代，更要把工匠精神發揚光大，營造“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生態環境。

　　第二，營造工匠文化。大力宣傳我國歷史與當代各行各業工匠大師堅守興趣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傳他們“一輩子做好一件事”的執著踏實的工作信念與態度，宣傳他們成長成才的事跡與貢獻，讓歷史記住他們，讓我們及后輩敬仰他們。

　　第三，營造制造業文化。對于制造業，精確度、穩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與質量技術指標的“三度”，也可以高度概括為“態度”。首先，要從態度上敬畏資源、敬畏環境、敬畏制造、敬畏產品；其次，要從精確度、穩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設計、敬畏技術、敬畏工藝，營造制造業文化，以形成勞動者有信仰的態度以及愛崗敬業、踏踏實實、創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風氣，為那些想成為新時代工匠人才的勞動者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

　　3.質量與品牌提升環境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打造中國制造品牌成為主題，堅持質量第一、推動質量變革、增強質量優勢、建設質量強國成為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向第二屆中國質量(上海)大會致賀信中指出，質量體現著人類的勞動創造和智慧結晶，體現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質量的需要，新時代就是質量的時代。

　　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必須營造好實體經濟發展的質量環境。

　　第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進而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這凸顯了質量特別是制造業質量的特殊重要性。堅持質量第一、質量為先，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打造中國制造的金字招牌，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廣泛共識；下最大氣力開展質量攻關、提升質量標準、提高進出口商品質量、加強全面質量監管、打造質量品牌，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每個企業、每個組織、每個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國制造”質量、打造“中國制造”品牌方面作出應有的努力。

　　第二，進一步落實國家質量發展戰略。質量管理體系認證是推進全面質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夠促進企業提升質量管理、傳遞質量信任、培養質量人才。要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加強全員、全方位、全過程質量管理，積極推進“質量管理體系升級”工作，大力推動建立突出行業特色的質量管理體系認證、推動建立特定行業的質量管理體系分級認證、推動開展整合管理體系認證、加快認證技術創新、鼓勵開展認證增值服務。

　　第三，在制造業研發創新中積極推行“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即“負責任創新”。負責任創新是哲學家海斯托姆、歐文(Richard Owen)等在韋伯(Max Weber)、約納斯(Hans Jonas)、倫克(Hans Lenk)等人提出的“責任倫理”和“預防倫理”等基礎上提出的。歐文認為，負責任創新意味著通過目前對科學和創新的集體管理關注未來。歐洲委員會成員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進一步認為，負責任研究和創新是一個透明的、互動的過程，社會行動者和創新者在此過程中多方面彼此呼應，充分考慮創新過程和其適銷產品的(倫理)可接受性、可持續性和社會贊許性，使得科技進步適當嵌入我們的社會生活。因此，“負責任創新”對于承擔社會責任，實施綠色設計、制造與消費，開展循環利用，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質量保障方法體系上，積極推行“雙歸零質量保障方法體系”。這個體系是中國航天工作者基于“負責任創新”理論創造的質量保障方法體系，“雙歸零”追求的是工程產品和工程過程在質量和管理兩個方面上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術歸零要求“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有效、舉一反三”，管理歸零要求“過程清楚、責任明確、措施落實、嚴肅處理、完善規章”。可見，這個體系對于制造業具有普遍價值。

　　第四，建立質量溢價市場機制與規則，保護生產高質量產品企業獲得質量溢價。在營造質量環境中，重要的是建立質量溢價市場機制與規則。因為提高產品質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會上升，如果因市場機制與規則缺失或失靈，市場上不能形成優質優價，即質量溢價，則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就沒有利潤，甚至虧損。這樣的市場環境極不利于實施質量戰略，更不利于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因此，必須建立優質產品產生質量溢價的市場機制與規則，營造一個良好環境，保證生產優質產品的企業有足夠多的利潤，實現質量持續改進與提升。為此，一方面，要堅決打擊假冒偽劣或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打擊違法排放，杜絕“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給優質產品應有的較大市場占有率空間；另一方面，要形成優質優價機制，以確保優質產品獲得質量溢價，讓生產優質產品的企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有助于企業創新驅動，實現質量發展，提升實體經濟產品質量，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第五，創造品牌溢價。基于品質是由產品(或服務)的品位等級和質量等級表達的，所以需要從品質和文化兩個方面開展品牌建設。同樣，創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產生的全部成本更高，這個成本包含整個品牌建設中所產生的各種費用，如研發、創新失敗費用等。鑒于品牌是一種無形資產，也是一種知識產品，其邊際收益是遞增的，所以品牌產品更應該充分體現“優質優價”，在定價機制與政策方面應允許有較高的品牌溢價。同時，在全社會還需要加強市場監管，加大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和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力度，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品牌產品提供干干凈凈的環境，讓品牌企業獲得高回報，實現品牌溢價，讓品牌企業在未來有機會、有資源、有發展，實現以質量為基礎，以創新為靈魂，培育創造出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值得重視的是，積極借助軍民融合，把國防航天軍工先進技術應用于民用產品開發制造中，創造中國品牌是大有作為的。

　　4.人工智能引領環境

　　城市是實體經濟的載體。

　　第一，要把智慧城市建設與實體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智慧城市建設的靈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設城市，也要用智慧發展實體經濟。一是全方位開展智慧化城市建設。智慧城市主要體現在“智慧”兩字上。基于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生態保護，從城市建設理念、定位、功能、路徑等方面進行顛覆性創新，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每個城市都應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規模空間布局中，實現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經濟、人口、交通、金融、生態環保發展以及社區、醫院、學校、商店、垃圾處理等的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設中，應考慮城市采光與通風，既要避免光污染與通風不暢，又要利于防火；在城市空間、造型與色彩上，既要外顯城市文化與精神，彰顯中國建筑文化，又要給人以美的感受；挖掘中國古城地下排水系統神奇功能，用以設計城市排水系統；在材料選擇上，要選擇那些減少能耗、綠色化的；高層建筑要防火防震；工業園區、社區、保護區、處理區、消費區、政府服務區等要科學合理；居民住房、城市街道與生產、供應、服務設施建筑協調，避免家里干凈、社會街道不干凈的現象；所有城市建設材料選擇可拆解回收利用的，在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實現節能減排、零廢棄。二是全方位開展智慧化實體經濟建設，集世界智慧驅動實體經濟技術、工藝、產品與管理創新，發展智慧經濟，同時驅動知識創新，發展知識經濟。如前所述，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平衡關系以及實體經濟循環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識、大技術與大管理。三是通過圍繞智慧化城市建設發展智慧化實體經濟或圍繞智慧化實體經濟發展建設智慧城市，把實體經濟與智慧城市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落實《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號)，利用知識創新與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信息網絡發展實體經濟，實現智慧城市建設。人工智能及其產業飛速發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如今，信息流引領人工智能新時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論、新技術、新平臺，又是與社會新需求相結合的產物，具有強大的延展性和滲透性。我們認為，未來人工智能驅動的知識流將真正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成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醫療、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的新動能，為實體經濟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機遇與挑戰。同時，人工智能將在國防、醫療、工業、農業、能源、金融、商業、教育、公共安全等領域取得廣泛應用，催生新的動能、新的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為各行業帶來新的機遇。因此，我們需要以人工智能為引領，把實體經濟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大數據、大計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驅動知識流的三大關鍵技術，因此，通過大數據、大計算、大模型應用，提升實體經濟質量水平，同時應用知識、數據、算法和應用領域發展人工智能產業。

　　第三，關注和利用我國大科學與大科學裝置研究所取得的對國家經濟建設、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具有戰略性、基礎性和前瞻性貢獻的成果，支撐未來的實體經濟發展。通過精益化、標準化、自動化、服務化、個性化、全球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實現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智造”。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

　　5.金融監管加嚴環境

　　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需要發展虛擬經濟，重要的是把握兩者的平衡關系和處理平衡關系的選擇。

　　第一，實體經濟發展需要政策支持，虛擬經濟發展也需要，但支持虛擬經濟的政策應以滿足、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認為，在實施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上，應以綠色發展為抓手來實施創新、協調、開放、共享，以綠色制造業帶動實體經濟發展。一方面，大力推行綠色設計、制造、消費政策，同時推行綠色金融，“金融思維”應以支持綠色實體經濟發展為前提。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財富=收入+債務”的觀點是錯誤的，“家庭的職務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比例”的觀點也有失偏頗。它們誤導或誘導人們過度負債與過度理財，追求“一夜暴富”，加劇資本自循環。另一方面，加大稅收精準政策，實施嚴格的階梯稅率，減少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收入的巨大差異。在按勞分配原則下，尊重知識、技術與人才，兼顧公平與效率，在國民收入初次與再分配中利用稅收、法律、保險等政策，把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收入差距控制在適度范圍，或對實體經濟減稅，有利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相對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正確的擇業觀、環境觀、消費觀、財富觀、幸福觀、生活觀與生命觀，促進社會和諧。

　　第二，基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相對平衡以及不對等的相互作用關系，當它們處于良性循環時不需要調控，但當它們處于失衡時則需要調控。在調控方向選擇上遇到矛盾時，應本著“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原則，也就是以有利于實體經濟為出發點與落腳點，有時就需要虛擬經濟做些犧牲，而不能為了虛擬經濟犧牲實體經濟。至于調控力度的確定，則需要通過長期理論與實證研究找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之間的多維相對平衡關系測度與閾值，從而判斷兩者是否處于相對平衡或良性循環，以及確定調控方向與調控力度。顯然，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為此，我們能夠選擇的是對金融加嚴監管。不可否認，以金融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為金融業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促進了金融創新，但同時對金融生態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對金融監管形成了更加嚴峻的挑戰，為應對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安全，監管科技應運而生。鑒于金融科技把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融入金融體系，呈現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監管科技同樣強調新技術，諸如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分布式賬本、生物識別技術、數字加密以及云計算等在監管領域的運用，以提升監管效能、降低金融從業機構的合規成本，實現“主動式監管”。通過加嚴監管，實現資本向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方向流動，而不是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向資本方向流動，更不是資本的自循環，從根本上解決虛擬經濟泡沫風險，促進實體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做強國家經濟脊梁，實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良性循環，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四、實體經濟發展的選擇：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表明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還提出“國有企業要通過改革創新，走在高質量發展前列”，以及“進一步拓展開放范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布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至今，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共識，并且全面實施高質量發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因此，基于改革開放，以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與長遠意義重大。

　　怎樣理解高質量發展以及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有必要做些深入思考。我們認為，高質量發展作為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抓手，是保護與振興實體經濟，尤其是做實、做強、做精制造業的生命線，應從宏觀、區域或產業、企業經濟系統理清高質量發展體系，從而真正把高質量發展落地，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以滿足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與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對于高質量發展，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與實際工作部門，都有著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概念、測度以及其內在的邏輯關系。

　　1.關于質量與高質量

　　在物理學中，質量是指物體的一種性質，即物體所含物質的量，它是量度物體慣性大小的物理量。這里我們不考慮物理量，只關注經濟與社會領域。在經濟領域，質量是指事物、產品(服務)或工作所具有的一組固有(特征)特性及其滿足(用戶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我們認為，這里的“特性”是指對事物、產品或工作的功能(性能或職能)的描述。在社會學領域，質量是指(客觀)價值或主體感受的現量，如(觀察)社會質量，包括社會大眾生活的適應性及水準。我們認為，這里的“適應性”是指社會，包括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醫療衛生與教育、服務機構等為大眾生活提供的(公共)產品(服務)種類和數量的選擇性。

　　對于如此的特性或選擇性，大多數都是可以測度的，同樣，滿足要求的程度或水準都也是可測量的。也就是說，質量是可以測量的。

　　特別地，在企業領域，美國著名質量管理專家朱蘭博士認為，產品質量是產品的適用性，即產品能滿足用戶需要的程度。美國質量管理專家克勞斯比認為，質量是產品符合規定要求的程度；美國質量管理大師德魯克認為，質量是滿足需要；全面質量控制創始人菲根堡姆則認為，質量是指營銷、設計、制造、維修中各種特性的綜合體。我們認為，產品的適用性或符合規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過產品的(功能)技術與非技術指標表達產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這里的指標可以選擇正向指標，即指標數值大小與功能正相關。

　　無疑，事物、產品或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滿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會大眾生活的適應性及水準都有著很大差異，即質量是可測量的，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在經濟領域，高質量是指事物、產品或工作具有多且高(強或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滿足要求的程度高；在企業領域，產品高質量是指其所具有多且高的(滿足用戶使用要求的功能)技術與非技術指標值高，以及用戶使用后獲得的滿足程度高；在社會領域，高質量是指向社會大眾生活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種類和數量多且適應性高(強或好或特殊)，以及大眾生活水平標準高。顯然，這些產品或服務都是由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醫療衛生與教育、服務機構等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高質量還包括企業、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組織、醫療衛生與教育、服務機構等高效的經營與管理運作。也就是說，高質量具有普適性，即任何領域中的事物、產品(服務)或工作中都有高質量問題。

　　隨著社會進步與人民美好生活的提高，尤其對企業來說，質量相關的使用要求受使用時間、地點、對象、社會環境和市場競爭等因素變化而變化；同時，滿足程度基于對產品的功能(性能)、經濟特性、服務特性、環境特性和心理特性等方面也是不斷提高的。當然，對質量的把握需要綜合考量高質量產品的需求量、功能技術、成本提高、市場溢價等，并做出適當決策。

　　2.關于增長階段與質量發展

　　理論上講，增長階段與質量發展是兩個維度的，高速增長階段對應低速增長階段，高質量發展對應低質量發展。因此，增長階段與質量發展兩個維度可以組合成四種情形：高速增長階段、高質量發展；低速增長階段、高質量發展；高速增長階段、低質量發展；低速增長階段、低質量發展。當然，從主觀愿望上，我們都選擇并追求高質量發展，低質量發展不是我們的意愿，但客觀實際中確實存在低質量發展的現象。這里，我們不討論低質量發展的問題。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的事實表明，高速增長階段也可以是高質量發展，但因為有“速度與質量”的悖論，所以實現的難度大。同樣，低速增長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相對容易，但因為主觀“不作為或亂作為”行為，也可能導致低質量發展。未來，我們追求的是高質量發展，而無關高速增長還是低速增長，但顯然低速增長的可能性比較大。

　　3.高質量發展的選擇

　　高質量發展是指以高質量驅動的發展。提高質量需要創新，當然創新也是提高質量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們認為，高質量發展既表現為高質量的投入要素(包括人力、技術、資本以及制度、政策與文化)；也表現為高質量的產出(包括產品、服務、人力、技術、資本以及制度、政策與文化質量增量)。這里，我們把投入要素的質量增量也作為產出，在客觀上尊重投入與產出是一個循環過程，在主觀上又具有重要的價值；也表現為高效的投入產出運作過程和高投入產出效益；還表現為對社會和諧穩定與生態環境保護作出的貢獻大。因此，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醫療衛生與教育、服務機構等，都應追求高質量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和現實情況，高質量發展也可以理解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以高質量驅動發展的階段。我們認為，由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是必然的選擇。如前，我們不討論低質量發展。但理論上講，高質量發展可能對應高速或低速增長階段，實際中，基于過去高速增長階段帶來的資源(包括生態與環境等)瓶頸約束，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可以不討論高速或低速增長，但像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從指標客觀描述來說，隨著經濟總量基數，尤其高速增長階段基數的持續增加，其增長速度一定是遞減的，這是客觀規律與現實。因此，我們面對的唯有高質量發展的選擇。

　　4.高質量發展具有普適性

　　基于以上理解與認識，我們認為，高質量發展既包括內容領域(橫向)維度，事物、產品(服務)或工作高質量，社會大眾生活的適應性及水準高質量；也包括開放的(國內外)層次領域(靜態縱向)維度，宏觀、中觀(區域或產業)與微觀(企業)；還包括反映內外部環境(市場以及制度、政策、文化)變化領域的時間(動態)維度。因此，高質量發展是一個三維度涵蓋貫穿宏觀、中觀與微觀及其領域內容協同的動態發展體系。這就是對高質量發展中相關的質量與高質量、事物或產品(服務)或工作、大眾生活適應性以及宏觀、區域或產業、企業經濟的內在邏輯關系的詮釋。

　　五、高質量發展的基石：企業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形成六種情形：宏觀、中觀與微觀層次的事物、產品(服務)或工作高質量發展和社會大眾生活的適應性及水準高質量發展。簡單地講，高質量發展可以概括為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企業高質量發展。

　　1.高質量發展的細分層次

　　與高速增長階段相比，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認為，在宏觀層次上，重點是在經濟全球化下，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高質量發展及其持續改進，把握宏觀經濟綜合多重的相對動態平衡。所謂高質量，就是綜合多重的相對動態平衡的能力和平衡度，即通過市場與政策調控，使相互制約的經濟增長、就業、收入分配、通貨膨脹、國際收支、資源與生態環境等及其變動都在相對合理的范圍內，且宏觀經濟表現出穩定、健康與可持續。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在中觀層次上，重點是基于開放的區域或產業資源優勢，結合創新，把握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優化與轉型升級的相對動態平衡。同樣，高質量是指高的平衡能力與平衡度，即通過市場、區域與產業政策引導，使相互制約的資源優劣勢、區域或產業差異、優化與轉型升級等及其變動都在相對合理的范圍內，同時打破區域或產業壁壘，實現資源流向與配置科學化、合理化與高級化，且區域或產業經濟表現出競爭力提升，有力支撐了宏觀經濟質量提升以及為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機會和有利空間。在微觀層次上，重點是在創新下的競爭與合作，提高投入要素及環境與產品(服務)質量。如前，高質量是指產品(服務)功能高(強或好或特殊)及其滿足要求的程度高，同時提高生產力、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且企業發展表現出創新活力與潛力，有力支撐了區域或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2.高質量發展的本質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高質量。創新，包括技術、制度、政策與文化等的創新，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與制度支撐。在國家創新體系中，企業是重要的創新主體，也是創新大廈的基石。客觀上，在高質量發展體系中，由企業到區域或產業再到宏觀經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加總支撐過程，也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分解指導與調節過程，還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所以企業高質量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石。

　　實際中，從宏觀經濟、區域或產業方面，探討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熱點，但從企業方面分析高質量發展還遠遠不夠，以致最終將難于支撐高質量發展。為什么?道理很簡單，且不說“務虛容易，實干艱難”，還在于把高質量發展體系宏觀上的頂層設計，通過區域或產業相關機制、制度與政策的承上啟下銜接，把任務有效落地到企業也是很難的，也在于在全球化下重新認識“微觀到宏觀”的“通宏洞微”的難度。說到底，最重要、最困難的是企業高質量有效發展。這不僅需要實實在在創新“真功夫”，特別是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在技術創新、提高質量等方面“練好內功”才能立足；還需要良好的制度與文化環境。因此，企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難點與突破口。

　　如前所述，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于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而企業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又是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對于企業來說，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就是通過創新驅動做出高質量、做出品牌。具體來說，產品高質量是指高品質，即質量(合格)基礎之上的優級等級，并且由產品的功能技術與非技術指標描述。高品質與文化融合成為品牌，可見，品牌的本質基礎是由高質量決定的。對于品牌來說，持續提升品牌的質量，才能成為著名或一流品牌。因此，提高質量與提升品牌質量都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3.企業怎樣高質量發展

　　企業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如前所述，生產高質量產品，必須保證其所固有的特性(高的技術與非技術指標值)滿足要求以及滿足高要求程度。

　　第一，需要高質量要素的投入。一是在市場調查需求分析上，尤其是通過分析消費者收入及結構，預測高質量產品市場潛在需求與有效需求及其結構，加大研發投入，提高技術水平，增加技術儲備；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高質量要素，如人才、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藝、新模式以及更多的優質資本，這些都是高質量生產不可或缺的剛需；三是需要新時代工匠及工匠精神。在一定技術、工藝與管理水平下，高質量需要“態度端正、一絲不茍、靜心踏實、刻苦鉆研”的新時代工匠，還需要弘揚“敬業、精益、專注、創新”的工匠精神，更需要營造有利于工匠成長的機制、制度與政策；四是需要企業投入(實施)科學、合理的質量管理機制、制度、政策以及良好的質量與品牌文化；五是需要樹立質量品牌意識，擔當社會責任，以創新建立并實施高于產業標準、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的企業標準，既提高質量，又節約資源、減少排放，既有利于綠色制造，又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

　　第二，需要合理的質量定位。一方面，因為在開發、生產產品時，產品質量水平與產品定位有關，需要根據市場需求的實際狀況，確定產品的質量水平，這就是質量定位。在進行質量定位上，我們認為，應該考慮質量的邊際收益，即選擇質量的邊際投入和邊際收益相等時的質量水平。另一方面，基于質量定位，因為追求高質量，成本必然增加，面對生態環境要求，成本增長更加明顯。因此，有兩種選擇。一是提高質量成本增加，同時因質量提升產生質量溢價，才有可能確保質量提升有后勁、可持續。二是應用價值工程方法，理論上講，在提高質量要求的功能下追求投入的成本最小，即價值系數最大。但在實際質量定位中，我們應追求質量價格增量和選擇合理的價值系數。顯然，我們不能一味地提高質量，也需要考慮投入的成本，還需要考慮市場需求、市場規范、市場監管、嚴格執法以及文化環境。

　　第三，需要有效的質量管理體系。眾所周知，質量可以是零部件、計算機軟件或服務等產品的質量，也可以是某項活動的工作質量或某個過程的工作質量，還可以是企業的信譽、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質量固有的特性大都是可測量的，并且通過產品、過程或質量管理體系設計開發與實現過程，形成諸如物質特性、感官特性、行為特性、時間特性、功能特性等的屬性，它們能夠滿足明確規定的、隱含的或必須履行的需要及其要求程度。在質量管理過程中，質量得以產生和形成的工作質量與產品質量同等重要。鑒于對產品質量的技術性考量較多，而對工作質量的技術性考量較少，以及工作質量是實現產品質量的前提條件和環境保障，所以在質量管理體系中，工作質量管理往往是重點，進而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性更加重要。

　　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環境

　　企業高質量發展取決于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還取決于企業的外部環境。企業高質量發展是決定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但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也是必要的。從宏觀、區域或產業經濟層次上營造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制度、政策與文化等環境，企業才能應對全球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價值鏈及變化帶來的挑戰，抓住機遇，踏實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

　　1.從宏觀層面上講

　　在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兩輪一起轉的指導下，落實高質量發展戰略及其頂層設計，兼顧短期和長遠利益，建立科學合理有效的人才與科技、社會與經濟、生態與環境、區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制度與政策，確保宏觀經濟綜合多重的相對動態平衡發展的信心、實力與預期，提高綜合多重的相對動態平衡能力與平衡度，同時也有利于區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目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僅占GDP的0.1%，占研發總投入的5.1%。因此，在宏觀層面上，需要調整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中的研發投入結構，加大基礎研發投入，從根本上解決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潛力與后勁不足的問題。

　　2.從區域或產業層面上講

　　基于高質量發展戰略及其頂層設計，結合區域與產業(自然)資源、人才、技術與資本以及生態環境優劣勢分析，本著有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制定并實施具體區域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與政策細則，實現開放的區域或產業優化與轉型升級，把握“公平競爭與合作”下差異化協同發展的相對動態平衡。同時，引入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區域或產業經濟的融合，加大區域協同和關鍵產業，尤其要加大制造業和農業技術研發，引導與發布技術發展趨勢，組織聯合重大研發與關鍵技術攻關，制定并實施相關機制、制度與政策，為區域或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

　　3.在全球化背景下

　　從宏觀、區域或產業角度，基于共贏機制，建立并實施相應制度與政策，把握“開放與保護、競爭與合作”平衡，實現共贏。在共贏過程中，面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有的制造業存在諸如“稅負重、生產要素漲價、融資難”等現狀，要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把產業尤其是實體產業做強、做實、做精，提高競爭力，保持完整的實體產業體系、保全國計民生的實體產業資產。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相關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轉讓的“核心、受制于人的技術”的巨大差距，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和目標。可見，高質量發展既是創新驅動，也是創新驅動的選擇。

　　4.加強市場監管，確保高質量溢價

　　基于高質量具有創新、高成本、高風險以及合同契約的特點，為了保護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合法權益與可持續創新，必須加強市場規范與監管，保證高質量溢價。為此，我們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打擊假冒偽劣與侵權行為，保證企業創新的利益；加強市場準入，基于高質量發展需求，提高標準、準入門檻與資質，拒絕不良企業進入市場；加強市場監管，利用大數據與網絡技術，實施信息公開、“無死角”監管，讓假冒偽劣或侵權產品無處可藏，依法打擊行賄受賄等非法營銷行為以及不合資質、粗制濫造、非法營銷的知識產權(專利)、質量與品牌評價第三方機構，打擊虛假合同、違約行為，還企業一個公平競爭的“良幣”市場，這樣的市場自然會有高質量溢價，實現產品優質優價。如前所述，這個溢價就是提高質量帶來的產品價格上升的增量，但是質量提高的同時還帶來產品成本的上升，只有當價格上升的增量高于成本上升的增量，這種正溢價才有意義，才有利于持續提高質量。相反，則是負溢價，當然我們不愿意出現這種情形。顯然，溢價是否為正，基于企業主觀能動性依靠技術與管理提高質量時盡可能減少成本的增加，還取決于市場監管能否使高質量產品有高于成本增量的價格增量。也就是說，如果市場監管不到位，假冒偽劣、侵權等非法現象出現，就有可能帶來價格增量低于成本增量，即負溢價出現。當然，正溢價是多少，還需要由市場高質量產品供需關系決定，同時也與企業對高質量市場需求與定位分析有關，如果發生偏差，即使市場監管到位，也可能因需求量低而出現負溢價。

　　5.加強高質量發展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高質量發展是三維度的動態發展體系。從經濟學中，由企業到區域或產業，再到宏觀經濟的加總，需要引入價格把實物量轉變為價值(貨幣)量。企業是真正提供實實在在的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服務)，由于產品(服務)種類繁雜眾多，不可能完全按實物量計算，只能引入價格計算出區域或產業、宏觀經濟的產品(服務)總價值量(對于具體的細分行業或產業可以按實物量加總)。這就是價格的兩面性：不變的實物量和變化的價值量，或者說前者的“實”和后者的“虛”。這里的“實”是指加總出來的，而“虛”是計算出來的。因此，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微觀經濟。一方面，企業的產品(服務)是高質量的載體，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另一方面，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同樣，就經濟學來說，我們認為提出經濟學問題的能力很重要，有的學者把這種能力稱為“經濟學直覺”。在微觀經濟中，“物有所值”就是指產品(服務)質量的經濟性，因此這種微觀經濟學直覺，即相關產品(服務)質量及經濟性的思考能力更加重要。在高質量發展中，還有眾多高質量產品(服務)的溢價，使把握綜合多重的相對動態平衡難度更大。此外，高質量發展體系，如同經濟系統一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如薩金特曾說，經濟學是組織化的常識性學科。因此，在高質量發展中，需要權衡取舍諸如理想與現實、公平與效率、個人與群體(企業或組織)的能力、努力和偏好，以及激勵、承諾、博弈和預期等經驗關系。同時，針對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問題，還需要加強高質量發展應對政策以及金融風險防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舊動能轉換、生態文明建設等相關大背景下的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負面效應疊加。為此，我們一方面需要對政策實施前進性分析。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兩面性，既達到預期目標，又產生負面作用。因此，一項政策實施前必須考慮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目標，同時分析會產生什么樣的負面作用及其作用大小。只有當一項政策既能達到預期目標，又能防止、消除、減弱負面作用或至少負面作用的影響可以被接受時才能實施，否則就需要重新設計。當然，對一項政策實施中和實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進行分析或評價，以便對其微調與改進，確保實現政策的預期目標，并為下一輪發展的政策設計提供經驗。另一方面，對于多項政策，我們還需要考慮這些政策預期目標和負面作用及其交互影響。顯然，防止或消除政策負面效應疊加的難度很大，為此在比較短的時間里，可以接受單項政策的負面作用及程度，但目的是防止或消除所有政策的負面效應的疊加。因此，要在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依據大數據和網絡技術，利用諸如微觀計量、博弈實驗、系統仿真等先進的理論、模型與方法，進行政策及交互性分析，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性技術支撐。

　　6.營造支撐高質量的創新文化

　　無疑，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創新。我們看到，一些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因創新意識不強、創新人才匱乏、研發投入不足等導致創新能力不足，表現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新技術、新工藝、新工具、新設備短缺，結果產品質量上不來，市場競爭力弱、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過來又影響研發投入、高端創新人才引進，進而進入死循環。有的企業雖然不缺研發投入，但因創新的機制、制度與政策不完善，導致創新成果不足、后勁不大；有的企業研發資金短缺，更談不上創新。究其原因，我們認為，創新相關的機制、制度、政策以及創新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為此，在營造良好的創新制度、政策與文化環境的同時，增強創新意識，加大力度對企業尤其是創造真實社會財富的實體企業進行合規減稅，以增加研發，尤其是要做好基礎研究的資金投入，吸引并用好與留住人才，從而提高創新能力，滿足高質量發展需要。

　　七、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才培養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尤其是企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普通高校培養大量基礎性或工匠型人才。在實施國家質量、品牌戰略中，面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對基礎性或工匠型人才的需求，以及在“雙一流”建設中，普通高校要面對機遇、挑戰與激烈的競爭環境以及市場人才需求的變化，從機會、人才、平臺、項目等方面來看，困難與壓力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但機遇大于挑戰。普通高校是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決定的，在決定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水平力量體系中，世界一流大學是決定性力量，高水平大學是中堅性力量，但普通高校是基礎性力量。

　　為此，普通高校面對現實存在的差距與困難，應在實施特色化、差異化發展與分類管理指導的環境下，從客觀與主觀上堅定信心，發現、瞄準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大量基礎性或工匠型人才的顯性需要和對高端骨干人才的隱性需求，找準定位，發揮優勢，突出特色，實現一流發展，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建議：首先，全社會應該重視普通高校建設與發展，加大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的基礎性或工匠型人才的投入；其次，普通高校需要找準定位，特色發展，政府主管部門、高校以及教師學生都有責任在新時代擼起袖子加油干；最后，普通高校要緊密結合高質量發展以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對大量人才的需求，充分調動和利用良好的發展環境，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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