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南日報》發表的第一個文學習作，是一首短詩，時間是1976年。那時的副刊叫“朝暉”。

　　197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調我協助工作，我就想去拜訪湖南日報的副刊老師。家鄉有句話，第一次上門不能空手，我琢磨著就拿出了帶在長沙喝的一包茶葉，用報紙包著。那個時候在商店買食品也是用草紙或報紙包，送禮叫“紙包更”。幾毛塊把錢一包的餅干或糖太正經了，自家帶來的粗茶隨便些。我換了張新報紙包好，找到了報社，就是現在的位置，但那時叫經武路261號。好氣派的三層樓，厚實得古城堡一樣，神秘而威嚴。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仿蘇聯《真理報》辦公樓建造的。

　　走進副刊的辦公室，有一男一女兩位老師。老師一聽我靦腆的自我介紹，很是高興：“安敏啊，這么年輕，還記得你的詩歌。”女老師叫魯安仁，男老師叫袁世捷。我有點不好意思地把“紙包更”放他們桌上，說送點茶葉你們喝。“我們先給你泡杯茶。”袁老師已經走到了茶水邊。

　　兩位老師滿面春風地和我聊了一會，鼓勵著我。“我們辦公室有茶葉的，下次別帶了啊。”臨走時，袁老師樂呵呵地把滿臉發燙的我推了出來。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湖南日報，第一次見到報社的老師。

　　后來，我又寫散文、小說，我把第一次寫的20來篇小小說一股腦兒送到報社，老師一看這么多，先是皺了一下眉，然后笑了，說留下吧，我來挑。后來分兩次發表了我幾篇小小說，那是我最早發表的小說。

　　認識譚談也是在湖南日報。報社有個小招待所，方便作者和通訊員，簡陋卻很溫暖。那一次我去登記時沒房間了，旁邊一個人問我從哪兒來，聲音渾厚粗獷。我說新化，那時我在新化文化館工作。他問了我名字后說：“你是安鵬翔的侄子啊，我是譚談。我今晚出差，你睡我那兒吧。”我一下激動了，那時譚談的大名已經很響，我滿爹安鵬翔跟他同在漣邵礦務局，都搞文學。后來招待所所長告訴我，譚談剛調來湖南日報，臨時住在這兒。

　　譚談老師也在報社編“朝暉”副刊。他給我編過一篇散文，出了清樣，因稿擠沒刊發出來，他就寫了一封信把清樣寄給我，讓我留做紀念。這一年，湖南舉行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全省文學藝術創作評獎，我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散文和滿爹發表在《紅領巾》的小說都獲了獎，譚談既以獲獎作家又以湖南日報記者身份參加頒獎會，采寫了一篇滿爹與我的小專訪《叔侄合作》。他在湖南日報的時間不長，很快調省作協了。

　　“朝暉”后來改成“湘江”，編輯老師一個接一個地扶持著我的創作，從蔡棟到莊宗偉到陳惠芳。惠芳老師和我接觸很早，他兩次做我的文學專訪。后來他編《湖南日報》副刊，在香港回歸文學征文我獲了獎。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送給他時，他翻翻一笑：這是湖南日報專號啊。我說湖南日報是我的文學搖籃啊。湖南日報的子報《三湘都市報》，副刊很活躍，王恒老師也編發過我不少習作。

　　有些日子我的寫作有間斷，這些年又多了起來，一提筆就相依著湖南日報。何立柱、楊丹老師對我的“新時期”創作關愛有加。現在的文藝副刊由過去的單一副刊版擴成了每周一期四版的“湘江周刊”，給了作者極大鼓舞。楊丹老師像當年的老師一樣和藹可親，我又像回到了最初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