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輝 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說到“一帶一路”，可能有的人以為“一帶一路”就是一種商機，其實它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一帶一路”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一個全球化版本。為什么這么說?我們從理論與現實的問題來講起。

　　一、“一帶一路”倡議：全球化的中國版本

　　(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中國經濟最鼎盛的時候在1820年，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20年，當時中國GDP占全球比重為32.9%。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急轉直下。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國GDP占全球比重約為4.4%。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大踏步向前進。到了2001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之前，我們的GDP大概占全球的4.16%。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經濟開始飛速成長，到了2011年我國GDP占全球比重達到10.43%，到了2015年我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超過了15%。而同一時期，2001年美國GDP的全球占比從最高時期的近32.4%下降到了21.572%。美國從這個時候開始調整政策。目前中美經濟在全球的占比，美國大約為24%，中國大約為16%，中國的經濟總量大概是美國的2/3。

　　中國的發展“神話”讓全球經濟學家都無從理解。現在的經濟學家所談論的理論絕大多數都是西方的理論。如果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現實，是沒法解釋，是不能自洽的。因為按照西方的理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是一塌糊涂、一無是處的，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欣欣向榮，老百姓的生活與日俱美，經濟總量與日俱大，我們的國力與日俱增。正是這樣，讓我們開始考慮怎樣用中國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這是我們研究的一個起點。

　　另外，我們用十年的時間，經濟總量占比就翻了一番，而同時美國下降了1/3。讓美國這個過去半個世紀的“領頭羊”感覺到恐慌、危險。所以，美國開始力圖把中國屏蔽于自由貿易的規則之外，不讓中國受自由貿易之益，希望中國重新回到計劃經濟年代的增長水平和發展實力。那么，美國怎么做這件事?一開始是“重返亞太”，后來是“再工業化”，用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想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降下去，但都無濟于事。于是，美國想出了不是上策的辦法，用直接手段把中國屏蔽于自由貿易之外，那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本來是一個非常小的組織，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試圖通過自由貿易、通過零關稅在分工中獲得好處。小國實行零關稅，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是可以的。那么，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這樣做是非常困難的。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大國對自然生長的農產品是有剛需的，以至于中國在農業等特殊領域不能很快實行零關稅。我們自豪地說，中國用占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那么，潛臺詞就是我們的農業產出是世界平均產出的3倍。大家知道，農業是有投入遞減規律的。畝產1000公斤糧食需要投入1000元人民幣，但這并不等于投入2000元人民幣就能產出2000公斤糧食，可能只有1200公斤、1500公斤。這樣一來，與其他農業資源賦存豐富的國家相比，我們就存在著很大的短板。我們有很多農產品是需要進口的。那么，農產品能不能大量進口?如果用自由貿易的理論是可以的，但它有問題。我們有前車之鑒，美國曾經利用糧食問題要挾蘇聯。為什么?糧食的剛需是蘇聯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為有這樣的經驗，美國知道中國在農業等產業上不能迅速降低關稅，于是就拉著TPP的四個小國，后來又呼吁亞洲太平洋地區一系列WTO成員國共同成立TPP，只屏蔽了一個大國——中國。這就是中國在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的國際經貿環境。

　　“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說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全球化中國版本。這個版本是中國憑著自己對全球化、對自由貿易的理解，把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喜歡的國家、民族、地區納入進來，發展自由貿易。從自由貿易的角度來講，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講，這是非常好的。因為中國的加入，一些由于價值判斷、文化沖突不能很好地與美國整合在一起的市場形成了一個大市場。如果中美兩國合作，這個大市場可以涵蓋世界的絕大部分區域。

　　(二)現實版全球化存在理論悖論

　　中國為什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是因為現實版的全球化存在著理論悖論。

　　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從工業化之前一直在發生著戰爭。他們為了領土，為了資源，不斷互相廝殺，有的國家、有的民族之間的戰爭一打就是幾百年。這種局面影響了歐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直到十七世紀，也就是1648年，他們提出不要再戰爭了，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承認既有的領土和利益，建立了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是利益分置的單元。因為歐洲是陸地國家，他們奉行的是陸權論。后來，英國的地理學家麥金德把陸權論完善起來。他認為，以民族國家作為利益分置單元，才讓這個世界開始和平起來。但是，這個和平也是有限度的，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4年，1939年又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民族國家利益分置是有前提的，它凍結了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說利益分割狀態是一個長久的狀態。大家知道，民族國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國家實力上升了，就要求重新劃分勢力范圍。比如說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的迅速崛起要求重新分割勢力范圍導致的。所以，陸權論的和平是不穩妥的，并不切實可行。歐陸國家奉行的是陸權論，而美國和英國等海洋國家奉行的是海權論。他們援引荷蘭學者格勞秀斯的觀點，認為海洋是連續地天然地排斥各種所有權。

　　一邊是基于陸權理論的陸權國家希望以民族國家為利益單元從事經濟活動，另一邊是海權國家基于海權理論試圖推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海權論與陸權論是對立的，于是兩類國家間經常爆發沖突。為了緩解矛盾，經過多年博弈，產生了現實版的全球化樣板，即：利益單元仍然是主權國家，但生產要素要求在全球范圍內流動。這就是西方全球化存在的理論悖論。

　　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現在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可以這么理解，要素流動與國家利益分置是一對矛盾。市場經濟要求的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動，要求各種生產要素、資本特別是勞動力(自然人)可以全球自由流動，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各種生產要素難以在全球自由流動，特別是自然人的全球流動更是阻礙重重。所以，源于格勞秀斯理論、源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全球化，現在正在接近它們的制度極限，制度的合法性正在喪失。作為全球的一個后發大國，現在在全球經濟中占據第二位置的中國，理應對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見解，闡釋自己的理論。

　　海陸權存在著嚴重的沖突，每個國家為了自己的主權利益而排斥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具體體現在五種障礙。第一種是主權國家的政治障礙。主權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設置各種各樣的門檻，使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第二種是基礎設施障礙。基礎設施是經濟活動的一個必要基礎，但它并不通行市場法則。因為它投入很大，使用者沒法為之付費，只能由超越市場主體的一些組織來提供。目前的市場經濟狀態是沒有辦法很好實現生產基礎設施優化的。比如，鐵路、通訊、民航、管道等在跨國的時候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第三種是貿易保護障礙。每個國家都有貿易保護，WTO的規則也允許一定的貿易保護。第四種是投資障礙。投資障礙是很大的，比方說各國對投資有法律，有規則，有約定俗成的一些條款，都是不好突破的。第五種是文化障礙。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對這個狀態的一種改進。“一帶一路”源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是非常不一樣的。西方文明講究中心—外圍、核心—邊緣、起源—非起源。他們是這樣說的：西方的今天就是非西方的明天。這意味著西方是起源，非西方是非起源。沿著這種邏輯，他們提出了邊緣理論、梯度理論等。西方的這些理論是誘致戰爭的理論，因為它始終是不平等的。中國的全球觀源于太極八卦。太極是一個橢圓形，里邊有兩個小蝌蚪狀的東西，它們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沒有上下之分，沒有左右之分，所以中國奉行的是起源—非起源、核心—非核心、邊緣—非邊緣，互為核心、互為起源、互為邊緣。西方全球觀是強權的，有核心，有邊緣；中國的是互為核心、互為邊緣。依照這樣的全球觀，中國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國版本——“一帶一路”倡議，顯然是比西方的更能為世界所接受的。我們從五大障礙進行突破，提出了“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國不但進行這方面的實踐，也力圖在理論上有所突破。

　　我們用什么來指導“一帶一路”建設呢?有三個指導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民族經濟學。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動力，國際經濟學是依據，民族經濟學是突破。

　　我們用分工理論來解釋“一帶一路”。因為經濟全球化以及市場經濟理論都假設生產要素是完全自由流動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流動是受到障礙的。受到障礙有多種多樣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觀念、文化和制度的障礙。為什么會出現這些障礙?就是因為民族之間是有差異的，每一個民族對全球化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美國倡導的全球化，目標是實現經濟自主、經濟自由，這是非常好的。但是，美國在這個過程中夾帶了自己的“私貨”，他推出了一個準則：民主、自由、人權。然而，民主、自由、人權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每一個民族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看法是不一樣的。美籍日裔政治學者福山就寫過一本書叫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他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人類最后的終結。直到這兩年，歐洲難民問題涌現，讓福山收回了自己的話。他承認，歷史并沒有終結于資本主義，因為他沒有辦法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解釋歐洲難民問題。所以，夾帶著“私貨”的全球化是存在很大問題的。既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那么為什么讓大家都來遵守，一定有不適應的地方，這就加劇了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矛盾，逐漸演變成一種反全球化的浪潮。這也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學者們提出一個新的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框架。那么，這種框架從國內角度如何分析?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步入了高質量增長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已經面臨著一個節點，不能夠按照過去的模式來發展和運行了。經過了70年的經濟建設，經過了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迅速發展成了全球經濟大國，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的第二位，這是我們的優點。我們也有很多的不足，大家也很清楚，環境資源的壓力很大，過去的發展模式不能夠指導未來的發展。這是“一帶一路”提出的一個國內動因。

　　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視角來觀察全球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經濟學觀察有不同的維度，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用階級的維度來觀察，宏觀經濟學是用國家的維度來觀察，微觀經濟學是用企業的維度來觀察。那么，我們提出一個新的維度——用民族的維度來觀察世界經濟的發展。美國不提民族維度，但是它始終關注這個維度。他自己發展，不讓別的民族國家發展；他要掌控世界，不讓別人來掌控世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是我要發展，也允許別人發展。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讓全世界和中國一同發展。這就是我們觀察世界的一個獨特視角。

　　那么，“一帶一路”倡議有什么積極意義?外國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構建了一種不同國家可以共同發展、不同文化與文明可以求同存異的地緣政治想象，從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國家構建的現代地緣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對域外世界文化與文明差異時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既有路徑。這就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意義。

　　“一帶一路”目標有什么積極作用呢?“一帶一路”倡議核心問題就是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市場，而非一個個孤立的分散的市場加以對待。在市場經濟中非常講求規模與范圍效應。美國的模式不能夠產生最大的范圍效應，只能有一定的范圍效應，“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克服這個問題，產生最大的范圍效應。“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版的全球化，其核心內容就是盡量打造一個包容性更大的平臺，超越現在西方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地緣政治想象，構建全球性整體市場。今天，中國已經重新振奮起來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要重新喚起中國的傳統智慧，用傳統智慧加上現代理念，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的實踐。

　　二、從地緣政治視角看“一帶一路”倡議

　　地緣政治觀來源于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模式，不同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民族國家擁有不同的地緣政治觀。由于人文環境、地理環境的不同，中國和西方國家基于各自的成長軌跡與特質，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國家模式。

　　在英語里涉及民族的有三個詞：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然而，三個詞的含義是不同的，在西方國家，nation是可以建立國家的民族；nationality是可以自決自治的民族；Ethnic group是沒有政治權利的族群。三者存在著高低貴賤之分，是有核心和邊緣的，是排斥統一大市場的。從歷史的經驗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國家進程無疑帶有明顯暴力特征，其工業化進程也是對殖民地征服以及欠發達民族被迫屈服的過程。即便在今天的現代化進程中，還能隱約見到這一歷史蹤影。這可能也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模式頻頻遭遇挑戰的一個主要原因。

　　而且西方的文化建構是分野很大的一種建構，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現代化激勵著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他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世界是因為文明沖突才存在著矛盾的。這就是西方的全球觀、國家觀、民族觀。那么，西方的世界觀也是不一樣的，它秉持零和博弈的世界觀。麥金德提出的陸權理論認為世界的中心在歐亞大陸的中心，認為誰控制了這一區域誰就控制了世界。麥金德說：“誰統治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控制了全世界。”這是他們的控制觀、主宰觀。大家知道，蘇聯解體成了十幾個國家，俄羅斯是最大的繼承者，它在蘇聯解體以后搞了一個休克療法，實行全面私有化，力圖加入西方陣營，豈不知是冷臉貼了熱屁股。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秉承陸權論的西方國家怎么能讓一個“世界中心”的主導國家加入西方陣營?你既控制著“世界中心”，又在西方陣營里，那你不就控制西方集團了嗎?現在的事實證明，俄羅斯是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只能是現在這個處境。美國積極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為了不讓這個地區被別人控制，這樣才能重新改寫歐亞大陸主宰世界的局面。簡言之，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用戰爭來阻止這樣一個核心地帶被某些國家和國家集團所控制。

　　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恰恰與西方相反，我們并不崇尚使用武力。中華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統民族，它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這一過程推崇融合，摒棄戰爭。這樣一個民族秉承的是開放包容的民族經濟觀。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實現了資源規模和范圍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中華文化的歷程，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恰好吻合了世界各國的發展訴求，我們這樣一個發展模式可能就是未來世界民族國家之間交往交流融合的一個模板，我們要向世界加以推廣。

　　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習近平主席很好地整合了我們的歷史及智慧，又很好地洞悉了現在的國際國內環境，很好地洞察了大家對發展的訴求、對一個大市場的渴望，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并不是具象的“一帶一路”，而是習近平主席借用了歷史的智慧，借用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字符號，賦予了中國版全球化的一個形象符號。

　　“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為各國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清晰的導向。六大經濟走廊，即：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現在，“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沿著六條經濟走廊向外推進。在國內，每一個省市都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其中，最為重點的是新疆，國家給它的定位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因為六條經濟走廊有三條是經由新疆走向中亞、西亞、東歐、西歐的。北京的定位是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廣西的定位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戶。福建的定位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

　　其實有關“一帶一路”問題不是今天才開始為人關注的，而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為世界各國所關注。

　　最早的是日本。日本在1997年提出了“絲路外交”，重點關注中亞五國和高加索三國，旨在通過加強政治合作，掌控中亞、高加索的能源，起到制衡中俄的作用。但是，大家也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從中日經濟對比來看，現在中國經濟占全球總量約16%，日本僅占5.1%，日本的經濟總量不及中國的1/3。因此，在1997年提出“絲路外交”戰略以后，由于日本經濟遲滯不前，這個戰略沒有什么效果，可以說是胎死腹中。

　　第二個是2002年由印度、俄羅斯、伊朗共同提出的“南北走廊計劃”，目標是從印度經高加索、俄羅斯建設通歐洲的運輸通道，實現能源南下、貨物北上。印度自視為南亞霸主，他的能源供給并不充分，受到能源制約很大，他看中了歐洲俄羅斯的能源資源。由于西方國家極力圍堵，加之俄羅斯是一個內陸為主的國家，運輸貨物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印度與俄羅斯兩家一拍即合。而伊朗是個中間地帶。但是，俄、印、伊很難組織起一個有實力的國際集團，所以這個計劃也沒有什么影響力。最近兩年，中國加入其中，成為觀察員，“南北走廊計劃”才有了一些復蘇跡象。

　　第三個是2009年由歐盟提出的“新絲路計劃”，想在中亞里海邊建一個天然氣氣田，然后通過輸氣管線把天然氣輸往西歐，避開俄羅斯的能源制約。歐洲的能源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俄羅斯所在的東歐、亞洲地區有很多的能源，而西歐地區的能源很少。但是，往往因為經濟、軍事、政治原因導致俄羅斯對西歐能源禁運，這是西歐發展的一個瓶頸。西歐要克服這個瓶頸所以才搞了一個“新絲路計劃”。事實證明這種計劃也沒有什么效果。

　　第四個是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推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是以阿富汗為核心，建立中亞—阿富汗—南亞經濟體。但是，美國是不出錢的，而是輸出價值觀。在阿富汗，他也想這樣做，那么周邊國家因為這樣一個價值觀輸出導致一個非常扭曲的狀況。阿富汗從上世紀60年代富有的國家變成了現在一片焦土的窮國。經過種種試探，這個計劃并沒有效果。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大家非常高度的評價和積極的參與。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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