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一帶一路”緣于古代絲綢之路，但超越了古代絲綢之路，核心思想是從后天看明天，而不是從昨天看明天，所以如果遇到問題我們就從昨天看，這就是思維方式的混亂。那么，怎么從后天看明天呢?那就是：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中國需要什么，我們要著眼于提供什么，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美好明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然，不僅是我們的復興，我們希望更多的國家一起復興；不僅我們有特色，我們希望各個國家都有特色，從而世界才有特色。改革開放40年，我們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尤其是創立了和實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全球化更好地實現了本土化，所以我們成功了。黨的十九大報告里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未來，我們還要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們現在對“一帶一路”的理解已經有升級，從原來的愿景與行動里說的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到現在推動新型全球化、推動新型全球治理。那么，新型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抓手、合作平臺也是“一帶一路”，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倡議最終目標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易經》里有這么一句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 還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窮則生變，“變”就是改革開放，以改革推動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發展奇跡，推動了世界的改革和開放。現在，我們對改革開放的理解不再簡單認為是使體制機制與國際所謂的接軌，而變成一種文明保持自己的生機活力、適應新時代乃至要引領新時代、對沖世界不確定性的自覺和自信的方式。變則通，怎么通?就是“五通”，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通則久，久是什么?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的三句話把改革開放、“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說得非常清楚。我們今天討論“一帶一路”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原來那種要完善改革開放布局、要走出去，而是要調整我們的經濟結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一種主動塑造新型全球化、經濟全球治理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世界最大的合作平臺和產品的建設。建設“一帶一路”是“四個自信”在國際層面上的一個自然延伸。如果沒有中華文明五千年連續不斷，如果中國沒有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沒有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想也不可能有“一帶一路”。當然，中國古代就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理念，這是“一帶一路”的天下擔當。

　　我們要應對世界各種各樣新的挑戰，必須要有一種創新合作模式和思路，更好地拓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空間，這就是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的內容。

　　首先，美國壓著加拿大和墨西哥搞了一個新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國有企業等所謂的非市場經濟行為作出規范，甚至限制其他的國家(也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顯而易見，這是針對中國。原來，改革開放也好，“一帶一路”也好，都是在既定的國際秩序或者說是世界體系下推進的，現在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構，所以我們不能等著簡單接軌和順勢，而且要造勢、要做局、要織網，這就是“一帶一路”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的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接下來，美國會爭取日本、歐盟、韓國搞替代WTO的更高標準的全球化。他以前搞TPP、TTIP不是那么成功，現在換了一種方式，先用雙邊的方式，然后把美國的“盟友”緊緊鉚在美國的戰略軌道里，想孤立打壓中國，甚至是圍堵中國，這樣的態勢越來越明顯。那么，毛主席說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們不能因為美國要搞所謂的新的WTO，擔心被孤立，甚至擔心重新“入世”。我們要有自信心，參與類似TPP這樣高標準的自貿協定、投資協定的談判。國內的自貿區建設、各種創新實驗區都在為此做準備。同時，我們要參與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度建構，爭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那么“一帶一路”就承擔起這樣的使命。所以，我們講拓展國際合作的新空間，不僅是市場的空間，實際上也是規則的空間、話語權的空間。

　　今天，我重點以中國和歐洲合作推動“一帶一路”為重要個案來分析如何拓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空間。

　　古代絲綢之路與歐洲緊密相關，所以“一帶一路”倡議一提出，歐盟方面是非常興奮的。原來他們主要考慮大西洋方向，也就是與美國的關系。現在，他們覺得除了美國以外，可能更多地要考慮歐亞大陸，實現陸海連通，那么中國的“一帶一路”正好有對接的可能。歐盟也提出了歐盟版本的“一帶一路”，那么它的意圖是什么?中國能不能很好地與之進行對接，推進歐亞的互聯互通，從而推動全球的第三方市場開拓?這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

　　戰后歐洲推行了“四大自由”，即貨物、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通。“一帶一路”的“五通”學習和借鑒歐洲一體化的一些經驗和做法。當然我們也有所超越了，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種主權的讓渡，我們充分體會到發展中國家對于主權的敏感性，我們不干涉內政，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所以，“一帶一路”強調尊重各國主權，進行平等協商，是一種新興的跨區域的全球性的合作。所以，我們學習借鑒了歐洲，又超越了歐洲。

　　“一帶一路”是解決人類問題的一種方案和智慧。那么，這個問題從哪來的呢?法國畫家高更畫了一幅名畫，名為《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萬國宮的演講中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他說，“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那么，中國提出的方案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這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和合。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人類共同的價值，實現和諧相處，互學互鑒。合，是“一帶一路”，是互聯互通，是一種哲學思維方式和發展戰略的對接。中國儒道釋并存，本身就是合的典型例子。儒家強調的是以和為貴，是君子和而不同；道家強調陰陽和諧；佛家強調眾緣和合。中華文明本身就是一種和合文化。所以，“一帶一路”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不再是簡單地復興古代絲綢之路。現在歐盟、美國都提出來各自版本的“一帶一路”，但我們也不害怕，我們本身強調是對接的、包容性的、開放的，不是二元對立、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所以，“一帶一路”的核心在于互聯互通。當年，德國統一以后，法國就不是它的對手，是因為法國和德國的鐵路網都不一樣。德國的鐵路網更加四通八達，而法國的鐵路網是條條鐵路通巴黎。法國在非洲有24個殖民地，但兩個相鄰的殖民國之間沒有實現直航，都要通過巴黎轉機才能到另一個國家。現在的全球化與之很像。如互聯網，我們是通過美國連在一起。再如國際金融體系，在布雷登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總體上還是維持了美元的霸權，跨國匯款要用SWIFT Code，這都是美國控制的。現在，由于受到美國對伊朗制裁的一些沖擊，歐盟要建一個替代美國SWIFT系統，從而減輕對美國的依賴。由于美國濫用“長臂管轄”的霸權主義，也產生了解除霸權的一些沖動或努力，比如區塊鏈技術等。所以美國人康納在《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互聯互通決定21世紀國際競爭力。歐洲也受到啟發，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帶一路”版本，也在強調歐亞的互聯互通。

　　首先，“一帶一路”與歐洲的關系。絲綢之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甚至是世界歷史的演繹都是連在一起的。自從陸上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以后，歐洲人走向海洋，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西方中心論打造海洋型的全球化一直到今天，最多的時候90%的貿易都是通過海上進行的，到現在從貨物總量上看仍然有80%以上是從海上運輸的。因此，沿海地區比較發達，內陸地區比較落后，這就是為什么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的時候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因為哈薩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家，所以幫助內陸國家、內陸地區尋找海洋，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這是“一帶一路”最初的設想。

　　“一帶一路”的提出是要實現陸海連通，改變了過去要么陸上興盛、要么海上興盛的情況。不光是陸海連通，而且還實現天上地上海上網上四位一體的連通，甚至通過北極冰上絲綢之路這個新航道的拓展，把中國和歐洲的命運以及其他世界各國的命運緊密相連。一開始，歐洲人認為“一帶一路”的提出是告別歐洲中心，實際上打破歐洲中心的是美國中心，并不是中國，我們現在實現的是一種更大層面上的包容，讓世界發展更加均衡。因為歐洲所說的全球化實際上是少數的國家全球化，是沿海地區、島嶼國家的全球化。比如說大家看夜晚燈光圖，北美、日本、西歐非常亮，而非洲一片漆黑，還有10億多人沒有用上電，你說這是全球化嗎?顯然不是。我們要打造一種包容性的全球化，就是讓全球化的成果更好地為世界人民所分享，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最終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讓這個世界的發展更加公平和正義，改寫近代以來畸形全球化的局面，這就是“一帶一路”之所以能夠引起世界上這么多國家積極響應并被聯合國多次寫入有關決議的重要原因。康納在《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傳統全球化——關稅減讓，最多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5%，而新型全球化——互聯互通，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10%-15%。麥肯錫也預測到2050年“一帶一路”將推動新增30億中產階級，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有望超過 80%。“一帶一路”的核心就在于抓住實體經濟，尤其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有乘數效應，1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入會創造3萬到8萬人的就業，帶來25萬億的GDP產出，通過乘數效應撬動更多國家脫貧致富，帶動世界進入新一輪的繁榮。

　　新型全球化，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互聯互通，要從以資本為導向轉為以發展為導向，以所謂的高標準一刀切向各種標準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向推進。這也就是我們說的歐洲對“一帶一路”開始確實是很興奮的，但是后來就質疑歐洲的標準是不是被稀釋掉了。歐洲強調規則導向，高標準的全球化；而“一帶一路”強調是發展導向，強調共商共建共享。所以，現在歐洲對“一帶一路”既感興趣，又有很多疑問。但是我們要辯證地看這個問題。

　　歐洲方面的積極力量還是占主動的。比如，法國參議院在2018年6月12日發布首份關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評估報告，呼吁法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2018年年初，法國總統馬克龍來中國訪問也對“一帶一路”作出了積極響應。意大利現在也非常積極，要成為七國集團里率先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當然，意大利有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對他的債務狀況、金融狀況疏困的因素在里面。葡萄牙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成為第一個簽署該協議的西歐國家。英國第一個簽署《“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還是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西方大國。

　　當然，“一帶一路”的提出不僅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不僅中國發力、中國制訂規則、中國影響力在上升，而且歐洲也在發力，這是最后出臺歐亞互聯互通戰略文件的一個出發點。葡萄牙歐洲事務國務秘書布魯諾·馬薩斯2015年在《金融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當今這個互聯互通的世界，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人為劃分是難以為繼的。……歐洲只有一條擺脫地緣政治陷阱的途徑：它也必須擁抱歐亞的天命。”實際上，意大利一位記者在1984年就提出，“如果歐洲不想變成世界的邊緣地帶，只有順著古絲綢之路從文化上、經濟上擁抱亞洲。”歐洲人的這種反應也可以這么說，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一個螺旋式上升。從原來的古代絲綢之路東學西鑒，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鑒，再到今天的東西相鑒，中歐兩大文明、兩大市場、兩大力量又通過“一帶一路”重新推動世界的發展，共同打造一種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

　　歐亞互聯互通戰略文件的全稱是《連接歐洲和亞洲——對歐盟戰略的設想》，《金融時報》等媒體稱之為歐洲版本的“一帶一路”。它旨在通過有形和無形的網絡，更好地連接歐洲和亞洲，加強社會和區域彈性，促進貿易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創造更可持續的低碳未來。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表示，希望歐亞之間建立新的聯系網絡、加強伙伴關系并推廣可持續投資，把歐盟內部可持續的、基于規則的互聯互通經驗推廣到亞洲。最后一句話很關鍵，也就是說與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相比它有鮮明的三個特點。首先，在規則上強調歐盟的高標準。歐盟一直強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也如此，且做法是非常彈性、開放的。但是歐盟的“規則”更體現歐標。其次，在內容上著眼于新領域。文件提出三方面行動：建立交通網絡、能源與數字網絡和人文聯系，為亞洲國家和組織提供聯通伙伴關系。當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也強調天上、地上、海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兩者并沒有本質區別，但歐版更體現歐洲比較競爭優勢。最后，在方式上提倡私人資本參與。歐盟強調公私合資(PPP)模式，實際上我們也提倡這種模式，但是中國的私企也擔心參與不暢。歐盟文件強調利用各種金融工具促進可持續金融發展，表示將創立600億歐元保險基金，用于賠付失敗項目。歐盟將從2021年及之后的共同預算中撥出資金，并吸引成員國的公共金融機構和私人金融機構參與，爭取在2021-2027年間為互聯互通項目籌集超過3000億歐元。但是，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歐盟駐華代表團網站以一系列數據闡述，歐亞兩大洲的GDP占全球GDP的60%以上，年貿易額達1.5萬億歐元，自2015年起超過1.8萬名學生和學者往來于兩地區之間。與此同時，歐亞在保護環境上有共同的責任。跨境法律法規也意味著能給商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此外，財政與金融的穩定需要長期規劃。基于上述理由，歐亞之間需要更佳的互聯互通。目前，歐盟為連接歐亞正開展5個項目，包括決定提供8500萬歐元促進東盟融合、投資3500萬歐元在塞爾維亞的諾維薩德建造大橋、與日本達成數據傳輸相關協議等。接下來，可能更多地從三個方面著手：在交通、能源、數字化和人員網絡方面促進高效的跨境連接；加強基于共同認可的規則和標準的雙邊、區域性及國際性合作；通過利用不同金融工具促進可持續金融。

　　歐亞互聯互通戰略文件在加強雙邊關系以促進歐亞互聯互通的部分，第一個提到的國家是中國。文件提出，將中國列為首要雙邊合作對象，并強調中歐互聯互通平臺合作、歐盟與亞投行的合作。因此，我們不要簡單說歐版的“一帶一路”是受中國“一帶一路”刺激后，來跟中國競爭的。我認為，與美國的亞太、印太戰略針對中國肯定還是不一樣的。歐洲的思維方式還是比較多邊的、開放的，強調規則，對我們來說，肯定會帶來了一些復雜因素，但也帶來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加強中歐之間在“一帶一路”的合作，共同推進不僅歐亞互聯互通，乃至于全球層面上的互聯互通。如何加強?可行性在哪里?存在哪些問題?未來前景如何?

　　現在，中歐班列把歐亞大陸連在一起了。截至2018年8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達到一萬列，國內開行城市48個，到達歐洲14個國家42個城市，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增加。中歐班列，不僅是在物流上改變了原來海洋性貿易格局，也是產業鏈重新布局的一種。我們看中歐合作不能只從陸地來看，還要從海洋上、天上、網上來看。我們現在提出，以發展藍色經濟為主線，共同建設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以及中國—北冰洋—歐洲等三大藍色經濟通道，其中兩條是通向歐洲的。陸上、天上、海上、網上的合作，應該會成為我們拓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要領域。

　　我們反復強調“一帶一路”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強調互聯互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根本性解決問題。我們還要強調戰略對接。比如，與“容克投資計劃”的對接，讓歐洲更好激活市場，從歐洲市場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的市場乃至延伸到非洲，從陸上到海洋，實現陸海連通，幫助歐洲的區域整合和文明復興。我們要強調東西方互鑒，不僅是中華文明復興，實際上歐洲文明也有復興的空間和可能。歐洲和俄羅斯的一些矛盾能否通過互聯互通進行彌合。讓歐洲不僅把命運綁定在美國人身上，也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更多地與中國連在一起，增加了除大西洋之外的歐亞大陸的一種選擇，也提振了歐盟的全球影響力尤其是在歐亞地區的影響力，對沖了相關風險。這是“一帶一路”對于歐盟、對歐洲各國產生的一些效應，尤其是中國與中東歐合作(16+1)讓原來邊緣化的中歐地區變成了歐亞互聯互通的橋梁、紐帶。所以，早參與早得益。比如，捷克這些年與中國關系非常好，增加了大量直航。以前，我們到布拉格是沒有直航的，最開始從維也納轉機，后來到巴黎、法蘭克福轉機。現在直航多了，不僅是中國游客多了，投資也增加了，這增進了兩國的了解，兩國的感情基礎越來越牢靠。匈牙利也是如此，首都布達佩斯成為匈塞鐵路的起點，也是中國人到中東歐旅游的節點。現在，奧地利也成為“16+1”的觀察員國。可以這么說，“16+1”成為“一帶一路”合作的一個亮點，尤其這是與發達國家的合作，是通向歐洲的合作，所以意義更是非同尋常。

　　在“16+1”中特別要強調的是匈塞鐵路和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先說比雷埃夫斯港。中遠海運集團收購了比雷埃夫斯港2號、3號碼頭，并改造升級聯網，實現陸海聯通，使比雷埃夫斯港集裝箱吞吐量全球排名從原來的第93位上升到36位，并且位次還繼續往前。一個原來衰落的港口又復活了，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剛開始，希臘人擔心中國企業會解雇當地工人，結果很好地實現了本土化。比雷埃夫斯港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歐洲的主要港口，通過中歐陸海快線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連在一起，讓希臘在歐洲的地位、在地中海地區的地位不一樣了，更重要的是希臘的經濟實現了發展，擺脫了債務危機的沖擊。不僅如此，匈塞鐵路、巴爾干海鐵聯運，以及歐洲的“三河通三海的計劃”(注：“三河”為多瑙河、易北河和奧得河；“三海”為黑海、波羅的海和亞得里亞海)，通過陸海連通，內河變成外河，通過河流把這些國家命運與發展帶動起來。所以，“一帶一路”框架對接、互聯互通，單獨看一個項目不賺錢或者賺錢較慢，但是把這些連通在一起，效果就出現了。這就是中歐班列、中國陸海快線與比雷埃夫斯港連接的重要效益。以上是陸上和海上的連通，還有天上和網上的連通。例如，信息化產業合作、國際產能合作。因此，歐洲的命運越來越多地與“一帶一路”連在一起，就像愛因斯坦的公式E=MC²一樣，E是Europe(歐洲)、M是 Mutual Connectivity(互相聯系)、兩個C是 China(中國)和 Eurasian Continent(歐亞大陸)。

　　不僅是積極與歐洲進行國際合作，我們還爭取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國際合作，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一帶一路”倡議作出積極表態。日本的企業界、政界也在推動政府大量與中國共商共建共享。美國在2017年也派代表出席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中美歐，我稱之為“文明三角”，也就是三大原力：美國主要是創新力強；中國是應用力強；歐洲是思想力強，想法很多，有經驗有標準。這三種力量進行合作，才能克服所謂的創新陷阱。美式節省勞動力型創新、歐式節省資源型創新，這兩種創新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友好，為什么?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就在于勞動力便宜，資源比較豐富。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一帶一路”新型創新，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要爭取歐洲，就要回應歐洲人對“一帶一路”的質疑，才能動員歐洲人更多地參與“一帶一路”、共建“一帶一路”。

　　第一個質疑，“一帶一路”是否帶來環境挑戰。我們提出全球能源互聯網計劃，核心思想就是要解決既要發展又要環保的問題。實際上，全世界仍有10億人民用不上電，一旦發電，加之這些國家本來比較窮，用的都是煤和油，這不就增加碳排放嗎?現在，既要減少碳排放，又要增加發電量，就是中國人說的“既要馬兒跑，還要馬兒不吃草”，甚至還擠奶，在西方社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全球能源互聯網計劃的核心是智能電網、特高壓、清潔能源三位一體。很多歐洲人不了解中國現在的環保標準和低碳技術，而只強調歐洲的高標準，這就造成一些誤解。

　　第二個質疑，“一帶一路”是否會造成債務危機。美國副總統彭斯指責中國進行“債務外交”，歐洲也有這個擔心。他們擔心中國的“一帶一路”不是援助，而且是投資。打一個通俗的比方，中國的想法是“雞”給這些國家，希望將來雞要下蛋，而不是殺雞取卵，把雞殺掉了，燉湯喝了肯定會造成債務。然而，投資基礎設施這種未來持續繁榮的項目，會產生杠桿效應，是“雞會生蛋，蛋再生雞，雞再生蛋”，通過基礎設施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不會產生債務。比如，肯尼亞的蒙內鐵路通車一年了，推動肯尼亞經濟的1.5個百分比的增長，幫助多個東非內陸國家尋找出海口，并沒有造成債務危機。

　　第三個質疑，“一帶一路”的透明度問題。他們質疑，“一帶一路”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呢?為什么簽的政府間協議沒有公開呢?實際上，“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除了雙邊以外，還要多邊。有一些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有所擔心，不希望我們公布出來，我們實際上是應他們的要求而未公開的。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一個“陽謀”，沒有什么“陰謀”，就是要互聯互通，說得很清楚。反而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才認為有陰謀。

　　第四個質疑，“一帶一路”是否是一種地緣政治分裂。實際上恰恰相反，“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強調地緣經濟。但是，歐洲人認為古代絲綢之路就是一種地緣政治。一些人把“一帶一路”稱為“新絲綢之路”，這會造成誤解。

　　第五個質疑，“中國中心論”，一些人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朝貢體系復興，是中式全球化。這是一種嚴重誤讀。

　　還有一些人鼓吹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這當然是誤導。資本主義是什么概念?是剝削他國資源，中國沒有剝削他們，而是鼓勵雙贏的，哪個資本主義是給你搞基礎設施，給你搞現代化的呢?中國現在是帶著產業鏈的布局到那里去的，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做法。有人說“一帶一路”是馬歇爾計劃，這也是在誤導。馬歇爾計劃是戰后美國為了控制歐洲，制造歐洲和蘇聯的分裂，包括在歐洲內部制造分裂的一種地緣政治工具。當然，馬歇爾計劃當時是解決美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很多人也說“一帶一路”是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問題，這是不對的。“一帶一路”是分享優質富余產能，這些產能對別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非常好的產能，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的概念。

　　另外，歐洲人強調高標準，中國人強調以發展為導向，導致了歐洲人對“一帶一路”有一些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發展借鑒了歐洲和美國的經驗，我們也強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很落后，需要創造和培育市場，這就涉及開發性金融，而他們不懂這一套做法，指責中國搞“債務外交”，甚至說是不透明之類的。這就像一個小孩子還沒有學會游泳，就直接被扔到大海里，那樣是會淹死的。中國現在建了一個游泳池先給他們培訓，訓練好了再讓他們到大海里去游泳。這不是違反市場原則，恰恰相反是創造條件讓這些落后國家適應市場經濟原則。所以，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當然，中國有一些市場經濟標準沒有達到歐洲的標準。比如，中國沒有加入政府采購協議(GPA)，中國的勞工和環境標準不可能像歐洲這么高。但是，我們一步步來，先從容易的做起。如果一下子就調到高標準，反而是壞事。

　　還有人指責中國企業沒有社會責任，不雇傭當地工人，等等。這當然也是一種誤解。當地工人價格只有中國的一半甚至是幾分之一，為什么不用當地的工人呢?我們要實現本土化，但需要時間來培訓。像蒙內鐵路，先把人員派到中國來留學，四年以后學會了，加上實踐才能夠上崗。這就是我們說的不能用西方輿論來看問題，但要對他們解釋這個問題。所以，我們要有針對性地回答歐洲人對“一帶一路”的關切并解決一些思想疙瘩和不必要的疑慮、誤解，才能更好地團結爭取歐洲共建“一帶一路”。就像《史記》里的一句話：“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一帶一路”也可以說是收功于西北。

　　“一帶一路”會帶來歐洲一體化的放大，從歐洲大陸變成歐亞大陸。原來歐洲的思維方式是靠融合基金等補貼欠發達地區，消弭東西南北的發展差距，今天“一帶一路”強調包容性發展，讓欠發達地區成為節點、支點，而不再成為援助和補貼的對象。同時，發掘小國之美。歐洲人說，在歐洲只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小國，另外一類是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小國的國家。這當然是自嘲。我們現在通過“一帶一路”的放大效應，發掘小國之美，這是他們想不到的。中國和歐洲在“一帶一路”上合作了以下幾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到現在已經經過多輪的談判、協商，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中國投資歐洲的鐵路網，歐洲也投資中國“一帶一路”的很多項目。我們強調，中歐之間是有大量合作空間的。歐洲畢竟是老牌帝國，所以制定的標準以及對“一帶一路”各個參與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都有很深刻的影響。我們現在要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指導下，把中歐資源戰略對接做好，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行穩致遠和落地生根。

　　第二個案例：中歐海洋合作。中國在一個由傳統的陸上國家變成一個海洋性大國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的思維方式、知識準備都不夠，需要大量向歐洲“取經”。可以這么說，世界上71%被海水覆蓋，其中70%，也就是地球的近一半(49%)是國際海域、公海。陸上的資源用得差不多了，必須要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海洋，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促進人與海洋和諧發展。歐洲有六個國家爭做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站。這是典型的激勵效應的體現。所以，我們要站在歐洲的肩膀上，啟動更多的海洋戰略對接，像歐洲一體化海洋政策，發展海洋經濟，倡導“藍色增長”，海洋空間規劃與海岸地區管理，支持和鼓勵數據共享。歐洲的海洋話語權表現在，IMO(國際海事組織)在歐洲，還有一些規則，如ISPS Code、SOLAS公約等。這些都是跟歐洲合作的重要源泉。所以，中國也樹立了一個“和平、合作、和諧”的新海洋觀。《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提出了中國與歐盟在海洋領域的合作，提出加強在海洋綜合管理、海洋空間規劃、海洋知識、海洋觀測與監測、海洋科技研發、海洋經濟發展、海洋能源利用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這些都是歐洲的強項，中國現在正在努力學習。所以，在海洋和平、海洋安全，海洋發展戰略對接、海洋伙伴關系、海洋物流運輸、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學研究、海洋信息共享，海底光纜等方面，為中歐合作提供了大量的空間。當然，我們看到了機遇，也要明白中歐海洋合作也會遇到一些挑戰。所以，我們在開發第三方市場航線、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中歐可以從共同關心的公共問題、加強信息溝通與交流等方面開始做起，協調內部關系，加強文明對話。

　　2015年，在全球前50大集裝箱港口中，近三分之二都有中國的投資，而在2010年這個比例還不到五分之一，所以歐洲也看重中國海洋經濟、海洋航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歐洲人現在看起來對“一帶一路”評價很高，捷克議會眾議院副議長菲利普說：“‘一帶一路’ 可成為人類最偉大倡議之一!”所以，我們現在要強調中國與歐洲的合作來拓展“一帶一路”合作的新市場和新空間，不僅是數量上的市場開發，從原來“16+1”變成整個歐洲，更是在質量上、結構性上從高標準、嚴要求倒逼中國改革和“一帶一路”建設的行穩致遠，強調規則和標準導向與實事求是的有機結合，先創造培育市場，最終又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給歐洲信心。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但倡議的落實還包括歐洲在內的很多地區的共同參與。所以，我們要超越舊式的思維方式，提倡一種新型服務型大國的思維。神話中，阿特拉斯背著地球，一旦背不動了，那么他就扔掉。這是美國“利益優先”等做法會造成的麻煩。所以，只要全心全意為人類服務，我覺得“一帶一路”建設會形成很多很好的案例。“一帶一路”通無止境，還會涉及很多新的問題，希望我們有更多的機會繼續交流。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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