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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昊: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問題和新思路

    來源:宣講家網 作者:王昊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 博士  時間:2019-01-28 11:08:55

      

     

    王昊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 博士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共同探討一個題目“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問題和新思路”。在這個題目下我們來研究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京津冀的定位和功能;第二,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新問題;第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思路。

      一、京津冀的定位和功能

      (一)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的形成過程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及其格局的形成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工業布局向內地傾斜(1949-1978)(均衡戰略)

      這個階段可以叫作均衡發展戰略,為什么要均衡發展?主要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從國際背景來看,世界上形成了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我國在技術上、在經濟上過于依賴蘇聯。從國內的條件來看,我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兩個大特點:第一是生產力較低,許多產品的產量還不如印度;第二是經濟發展十分不均衡。這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均衡發展戰略。1953-1975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區域分布占比,內地平均為56%,沿海平均為38.8%。工業投資的傾斜有力推動了內地的工業化進程,使新中國成立初期沿海和內地發展不均衡的布局得到了明顯改善。內地的能源產業、原材料產業、農業初級產品等產業都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自給率大大提高,內地形成了一批比較有實力的軍工企業。

      但是,這種向內地傾斜的投資策略也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一是資源浪費巨大,無效投資、低效投資相對比較多;二是沿海的工業基礎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

      第二階段:東部先行先試(1978-1998)(非均衡戰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就吸收了上一階段偏重內地投資的教訓,改革從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開始,通過沿海地區的先富帶動內地共富。

      1980年,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首先開辟了四個經濟特區;緊接著1984年根據國務院的決定又進一步開放了從北至南的14個沿海港口和城市;1988年又把海南從廣東省獨立出來,成立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這一時期是梯度推進和不均衡發展階段。1978年到1998年這二十年,由于GDP考核機制、東部先行先試的優惠政策、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和勞動力、面向全世界的開放經濟,讓東部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1995年,沿海地區吸引外資占全國吸引外資的85%;沿海地區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6%,比內地高出2個百分點以上。東部地區的GDP占比從1985年的50%上升到1995年接近60%。這個時期的經濟發展總體上是不均衡的,是地區差距擴大的一個時期。地區差距擴大引起了黨中央高度重視,從“九五”時期黨中央就開始著手解決地區差距擴大的問題。

      早在1988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與發展的“兩個大局”的理論。也就是,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第二個階段我們可以叫作非均衡戰略或者叫非均衡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四大板塊”形成(1998-2012)(均衡戰略)

      這個時期我們實行的主要是區域協調發展經濟戰略。1999年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1999年3月22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提出了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十條意見,標志著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開始實施。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200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2006年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這樣,“四大板塊”的區域格局就初步形成了。

      第四階段:“三大戰略”實施(2012-今)(均衡戰略)

      2012年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三大戰略”相繼提出。一是 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二是2014年提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工作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4月30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指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重點領域率先取得突破。三是2014年提出長江經濟帶戰略。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部署將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東中西互動合作的協調發展帶、沿海沿江沿邊全面推進的對內對外開放帶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范帶。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近日正式印發。綱要從規劃背景、總體要求、大力保護長江生態環境、加快構建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努力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創新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保障措施等方面描繪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宏偉藍圖,是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綱領性文件。

      前面我們說到“四大板塊”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黨中央還要提出“三大戰略”?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方面,“三大戰略”的提出有助于解決“四大板塊”之間以及板塊內部的差距。首先,“四大板塊”之間的差距其實還是比較大的,從一個例子就能看出來。2010年,四大經濟區域(“四大板塊”)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分別是:東部52%、中部20%、西部19%、東北9%。可見,差距是客觀存在的。由于“三大戰略”的提出,從東到西就貫通起來了,從南到北就互聯互通了,這樣就可以突破區劃和市場分割,加速要素商品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其次,還有助于縮小板塊內部的差距。比如說,京津冀三地在人均財政收入、企業的退休養老金、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等方面都存在的較大的差距。隨著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各種“斷頭路”被打通,軌道交通四通八達,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以及產業對接,這些都將有利于京津冀內部差距的縮小。

      第二個方面,“三大戰略”的提出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三大戰略”打破地域界限,突破區劃分割,在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加速流動、加快城鄉一體化、促進鄉村振興等方面都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都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個方面,“三大戰略”的提出加速形成區域互聯互通的新機制和新路徑。“三大戰略”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互聯互通,既包括硬件的互聯互通,也包括軟件的互聯互通;既包括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也包括區域合作機制的互聯互通;既包括國內區域的互聯互通,也包括國際區域和國內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這種互聯互通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應,這種經濟效應反應在三個方面。一是創新效應。“三大戰略”打破地域界限,減少市場分割,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導致更大范圍的競爭,迫使企業要加強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從而形成了創新效應。二是規模效應。“三大戰略”互聯互通,促使人才和其他要素向一個產業集中、向一個地區集中、向一個城市集中。這種集中就有利于形成行業的規模經濟或者是內部的規模經濟,從而激發各地區的發展活力,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三是互補效應。以“三大戰略”為引領,構建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經濟的發展都是有規律的,先從一個點然后到一個線,再構成一個軸,在軸上縱橫交錯發展就形成了一個帶。這樣就構成了由點到線到帶的發展。這種發展有利于促進各個地區優勢互補、分工協作,有利于社會協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協同治理。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互補效應。

      (二)京津冀的定位和功能

      以上我們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區域發展格局的歷史發展過程做一個簡要的回顧和介紹。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京津冀地區在全國區域發展格局中的定位。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綱要》對京津冀整體做了一個定位。這個整體定位充分說明了京津冀在全國區域發展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用。整體定位主要表現在四大方面。

      第一個定位,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是引領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促進改革開放、參與全球合作和競爭的戰略平臺。京津冀城市群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成為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極。世界級城市群不只反映在城市的規模和城市的數量上,它是由各層級城市構成的一種生態系統,這里面河北的雄安新區將構成京津冀世界城市群重要的一極,對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 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要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范區、開放發展先行區,要建設成為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引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樣板。

      第二個定位,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京津冀要成為改革的引領區,就要突破原有的矛盾和沖突,要突破原有的由于區劃形成的市場分割,還要突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方式的束縛,要建立利益分享和共享的機制,促進京津冀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全國范圍內起到引領作用。

      第三個定位,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京津冀區域要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要形成新的增長極,就要推動要素向京津冀城市群集聚,要不斷改善京津冀的營商的硬件環境和軟件環境,相應地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增長動力向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轉換,形成全國乃至世界的科技創新高地,引領全國的科技創新。

      第四個定位,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通過加強環境污染的治理和環境的修復,京津冀要成為全國生態環境治理和改善的樣板。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新問題,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看:第一,城市發展的模式受到挑戰;第二,人才競爭形勢緊迫;第三,雄安新區建設環境今非昔比。

      (一)城市發展的模式受到挑戰

      我國城市發展有自己相對比較獨特的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形成主要源于我國三個大的制度體系。

      一是自1985年開始建立并不斷完善的GDP(最初是GNP)核算制度。這一核算制度逐漸成為考核政府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機制。在考核壓力之下,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內生性需求。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政府掌握的資源有哪些呢?有政策資源、土地資源等。大城市有很多優勢,可以讓大的工業項目迅速落地,這樣一來工業化就發展起來了。工業化促進著城市化,城市化促進著工業化,二者相互促進、循環上升,城市化的發展速度非常快。

      二是1994年財稅體制的改革。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經過了三大發展階段。從新中國成立之后一直到1980年之前,實行“統收統支”體制。這種財政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體制也有弊端,不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因此,1980年就開始進行改革,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新體制。這種體制的確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但也產生了一個弊端,就是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相對減小,導致中央財力不足。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財政占比隨之擴大,但事權相對縮小;而地方財政收入占比降低,但事權卻在不斷擴大。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地方政府掌握的資源就是土地,利用土地通過招商引資來吸引大的項目,發展產業,通過產業吸引人才、吸引各種要素的流入,從而提高城市化。當人口流入的時候,有一個剛需,那就是要住房,在需求上升的情況下,房價不斷升高,土地的價值也不斷增大。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可以得到收入,也可以通過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土地抵押獲得貸款收入,還可以通過一些與房地產行業發展相關的行政性的收費來獲得收入,這些收入都支持著地方發展。地方政府用這些財力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城市公共服務、提高城市社會穩定、推動城市環境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化和工業化就進一步地發展起來了。這是1994年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對城市化發展模式的一個重大影響。

      三是1998年城鎮住房由福利分配向住房商品化方向的改革。住房商品化的改革,讓“土地財政”這一解決地方政府財政資金之策最終得以形成。

      三大制度體系讓大城市的發展迅速進入螺旋式上升的軌道。大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人口的大量集聚,由此產生不斷增長的居住需求,巨大的剛性居住需求,促使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加上地方政府的鼓勵政策以及房地產投資的財富增值效應,讓房地產的投資需求日益膨脹,更是加劇著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水漲船高,隨著房地產價格的節節攀升,土地價值也不斷增值。這樣,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讓、土地抵押、行政性收費獲得了財政收入,這些財政收入又被用于城市發展所需的征收土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方面,更有利于工業項目的落地。這樣,工業化促進著城市化,城市化吸引著工業化,相互促進,循環上升,極大地加速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我國的城市化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樣一個方式發展起來的。這種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到目前這個發展階段受到了巨大的挑戰。第一個方面,工業用地和住宅用地比例上極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實際上反映了生活和生產的一種不平衡。工業用地價格比較低,導致開發商圈占土地,造成了很大的浪費,降低了工業用地的利用和配置效率。而住宅用地價格很高,導致這種住宅用地的供給非常緊張,住宅建筑過于密集,公共綠地、服務設施嚴重不足。第二個方面,這種發展模式給產業轉型升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工業用地價格過低,相當于工業企業得到了巨大的補貼,促使更多投資進入了工業,尤其是相當一段時期進入的都是中低端工業產品的生產領域,這樣造成同質化生產嚴重,產能嚴重過剩,產業轉型升級困難重重。第三個方面,高房地產價格產生的負面效應越來越顯著。一是產生了擠出效應。資本大量流入了房地產行業,對其他行業如高科技行業的發展就形成了擠出效應。二是抑制了高端制造業投資。住宅價格非常高,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成本,這也就意味著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盈利空間就非常小,相對會抑制對制造業的投資。三是提高了服務業的成本。人們的衣食住行的成本都會提高。如果收入增長趕不上物價的增長,人們實際收入還會降低,就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這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不符的。

      (二)人才競爭形勢嚴峻。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今后二十年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1997年我國0—14歲人口總量約為3.2億人,在社會總人口中的占比是26%。1997年0—14歲的人包含了從1983—1997年出生的人口,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已經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了,但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相對還比較多,占總人口的比例可以達到26%,主要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父輩人口的基數比較大。1997年0—14歲的年齡段的人口,到了2016年也就是20—34歲,他們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力軍。2016年的0—14歲人口總量大數是2.3億,在數量上就要比1997年的0—14歲的人口少了9085萬人。2016年0—14歲的人口在社會總人口的占比為16.6%,與1997年的數據相比下降的幅度還是比較大的。2016年0—14歲人口包含了2002—2016年出生的人口,他們的父輩人口數量由于受到計劃生育的影響大大減少,因此孩子出生的數量也減少了。這種情況意味著再過20年之后的2035年20歲—34歲年齡段的人口總量會比2016年20歲—34歲年齡段的人口總量減少28%,也就是9085萬人。這種年輕人口總量和占比的大幅度減少,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降低勞動生產率。44歲之后,人的體力、智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出全面的減退,勞動生產率下降是必然的。第二,影響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44歲之后,人的生命周期決定了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也在逐漸下降。第三,降低勞動力的流動性。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與流動性關系非常大。44歲之后,人的生命周期決定他的流動性大大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也會降低。第四,減少年輕人口支出的占比。根據上表的數據,1997年65歲以上的人口(包含1932年以前出生的并且還健在的所有人口)總計有8085萬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是6.5%;2016年65歲以上的人口(包含1951年之前出生的并且還健在的所有人口)總計約有1.5億人,在總人口占比為10.9%,這個數據比1997年的數據要大很多。我們再往后推,到2035年65歲以上的人口(包含1970年以前出生的并且還健在的所有人口),由于1970年前出生人口的規模是最大的,所以在2035年左右的時候老年人口會達到最高峰。這意味著未來20年國民收入中用于養老、醫療、社會保障的支出占比是不斷增加的。而年輕人口的教育和健康的支出占比相應的就不會增加太多。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來看京津冀區域人才競爭形勢。京津冀區域人才競爭形勢是非常嚴峻的。現在,全國許多城市的人口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勞動適齡人口不斷減少,整體人口快速老化。在這種情況下,各個省市尤其是一些二線城市,紛紛出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勵人才的政策,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人才爭奪戰。截至2018年3月,共有二十多個城市加入了人才爭奪戰,比如天津、西安、武漢、成都、杭州、鄭州、南京、廣州、濟南等。武漢于2017年啟動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計劃,明確提出5年內要留住100萬大學生。同年,長沙提出未來5年吸引儲備100萬青年人才在長沙就業創業;鄭州提出力爭3年吸引60萬名大學生扎根。成都、西安等城市提出要吸引100萬以上青年人才居留創業。為此,各地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深圳提出,未來每年用于人才的財政投入不少于120億元,其中對有突出貢獻的人才獎勵不少于10億元。西安計劃,從2018年開始5年內投入38億人才專項經費。長沙提出,未來5年投入百億以上資金深入實施人才專項開發計劃。全國各地人才爭奪戰愈演愈烈,這無疑對京津冀吸引人才形成巨大的壓力。從現實來看,北京居高不下的房價和房租,已經讓人才成本不斷上升。這種人才成本的不斷上升,讓高科技企業倍感壓力。如果高科技企業倍感壓力,企業的發展空間有限,企業的利潤空間有限,那么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會受到影響。所以,京津冀地區人才形勢非常緊迫。

      (三)雄安新區建設環境今非昔比

      雄安新區建設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建設有四大方面優勢。一是功能定位方面的優勢。通過承接非首都功能,通過借助京津冀豐富的科技資源,雄安新區能夠獲得獨特的發展優勢。二是體制政策方面的優勢。在體制機制發展模式上,雄安新區具有巨大的優勢,因為它是一個新區,有很多的政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三是區位優勢。區位優勢表現在它的地理位置上。雄安與天津、北京剛好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如果快速交通網一旦建成,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基本上可以實現30分鐘通達,它四通八達的交通對這個地區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四是自然資源的優勢。第一體現在土地上。雄安新區相對來說開發程度不高,這就意味著開發成本相對較低,發展空間就大了。第二,雄安新區有被稱為“華北之肺”的白洋淀,這是一個巨大的自然資源。第三,雄安新區有豐富的地熱資源。雄縣有一個地熱資源開發的“雄縣模式”,許多住宅采取地熱供暖,清潔衛生、綠色環保。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自然資源,如石油和天然氣,以及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等。這些資源都是雄安新區的資源要素的優勢。

      但是與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的開發相比,雄安新區面臨的環境也有四個方面的劣勢。第一,要素成本升高。現在我國整體的勞動力成本平均下來較比東南亞國家要高了,與深圳特區、浦東新區開發時相比要高得多。第二,勞動力要素供應規模大幅度減少。我們前面說過,整體的勞動力尤其是具備較強流動性的年輕勞動力的占比下降很快,很難再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勞動力大規模供給的“孔雀東南飛”的壯觀場面。其中的原因一個是農村發展起來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也會減少;另一個是勞動力的數量沒有原來那么多了。這就使勞動力的供給規模在整體數量上相對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比減少幅度還是比較大的。第三,沒有港口之便。深圳和浦東分別興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推進、“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那時市場供給嚴重短缺,潛在的市場需求巨大,市場投資交易的機會也非常多。那個時候的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圳毗鄰香港和澳門,所以它發展在引進設備、引進人才、引進技術、引進管理方面都非常便利。而浦東也有它的便利條件。上海、浙江、江蘇這一帶在中國古代就有大運河的便利,人口稠密,富賈巨商云集于此。近代的上海工業基礎在中國是比較雄厚的,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同樣是中國最繁華的都市,浦東新區開發是順應時勢、應運而生,各類的先進產業發展就比較迅速,大量的外資總部迅速入駐,浦東新區的開發日新月異。而相對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雄安新區地處內陸,沒有港口與外部連接,經濟外向程度不高,商業文化也不是像南方那么發達。第四,雄安產業的工業基礎相對薄弱一些。雄安新區原先沒有大的制造企業,主要集中了一些附加值比較低的塑料、制衣、制鞋的生產。

      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思路

      我們來探討一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思路。

      ——創新京津冀城市發展的模式

      創新京津冀城市發展模式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健全政績考核機制。在官員的政績考核上一定要有新思路、新理念、新認識和新機制。總體上不能再以GDP論英雄,而應當以經濟發展質量論英雄。我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的一個標志就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促進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完善政績考核機制,要以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為中心,要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目標,加大經濟發展質量的考核比重,積極探索經濟發展質量的衡量標準和指標體系。

      第二,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對《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復,明確指出,改革創新住房制度。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堅持保障基本、兼顧差異、滿足多層次個性化需求,建立多元化住房供應體系。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形成供需匹配、結構合理、流轉有序、支出與消費能力基本適應的住房供應格局。完善多層次住房供給政策和市場調控體制,嚴控房地產開發,建立嚴禁投機的長效機制。

      在住房租購并舉制度方面,一些城市包括北京都做了很多的探索。2018年6月5日,深圳市住建局發布了《關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人才住房,占住房供應總量的20%左右;人才住房重點面向符合條件的各類人才供應,可租可售,建筑面積以小于90平方米為主,租售價為市場價的60%左右。除了住房供應,深圳市政府還面向符合條件的人才發放人才安居補貼,通過貨幣補貼方式來改善來深工作人才的生活狀況。總而言之,只有通過多渠道供給、多主體供給,改善住房情況,要讓人才的生活成本降低,這樣才能促使雄安新區得到很好的發展。

      第三,建立京津冀利益共享機制。建立這種利益共享機制,首先要摒棄“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方式,要樹立一種共享共贏的理念,通過協商建立共享機制,尤其是財稅分享機制。2015年6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辦法》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稅收分享提出了指導性方法,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形成稅收的征收對象、征收環節、納稅地點等各個方面的共享協調機制。在合規合法的情況下要積極創新利益的共享方式,在這方面許多地區都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在中關村海淀園秦皇島分園,兩地利益采用“442”分配方式,入駐企業產生的稅收由海淀、秦皇島兩地政府各得40%,另外20%共同設立產業發展基金,進一步培育新興產業。這樣的模式有利于兩地合作發展。

      第四,因地制宜協調區域發展政策。例如,在各地區各部門的努力下,國家食藥監總局于2016年7月批復同意京冀協同發展醫藥產業轉移的監管措施,在滄州的“北京滄州生物醫藥產業園”可以由北京市食藥監局異地監管和審批。這種異地監管和審批在全國還是第一次。目前,這家產業園已經吸引60多家北京等地的醫藥企業落戶,總投資超過200億元。針對雄安新區要制訂特別的財稅金融政策,對能帶來高稅收的產業向雄安新區轉移要有相應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激勵。

      第五,要完善市場機制。在京津冀的城市發展模式上,還要在市場機制上做一些文章。天津、河北在制造業方面,過去都走過一段追求大而全的模式,重復建設比較嚴重,制造業相似性比較高。這種相似性比較高,意味著京津冀區域減少市場分割、突破區劃限制,競爭程度就會大大加強。一方面,這種競爭加強客觀上要求各地要確定自己發展的戰略思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回避競爭。政府要扮演好裁判的角色,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推動產業興城

      一個地方的發展應當先有產業,只有產業發展起來了,人才能隨著產業流動。要發展產業就要做好規劃。所以,雄安新區就做好了產業規劃。

      首先,要規劃定位產業。要結合當地實際、發展趨勢、周圍資源環境,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確定自己的產業。根據雄安新區的規劃,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產業。一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這些信息技術產業就包括通訊網絡、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網絡安全信息等產業。二是現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產業。率先發展腦科學、細胞治療、基因工程、分子育種、組織工程等前沿技術,培育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產業,加強重大疾病新藥創制。三是新材料的產業。聚焦人工智能、寬帶通信、新型顯示、高端醫療、高效儲能等產業發展對新材料的重大需求,在新型能源材料、高技術信息材料、生物醫學材料、生物基材料等領域開展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化,突破產業化制備瓶頸,培育新區產業發展新增長點。四是高端現代服務業。接軌國際,發展金融服務、科創服務、商務服務、智慧物流、現代供應鏈、數字規劃、數字創意、智慧教育、智慧醫療等現代服務業,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五是綠色生態農業。建設國家農業科技創新中心,發展以生物育種為主體的現代生物科技農業,推動苗木、花卉的育種和栽培研發,建設現代農業設施園區。融入科技、人文等元素,發展創意農業、認養農業、觀光農業、都市農業等新業態,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區。 以上是雄安新區產業發展的重點。當然,一些符合發展方向的傳統產業,可以實施現代化改造提升,推進產業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

      第二,產業規劃做好后要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通過完善基礎設施,降低企業落地的成本,吸引企業入駐,進而促進各種要素的集聚,有利于這個地方產業迅速發展。

      第三,出臺扶持政策。僅提供基礎設施還不行,還要提供相應的扶持政策,尤其是人才激勵政策。京津冀的人才競爭形勢非常緊迫,在大的人口發展趨勢的情況下,勞動力的整體供應數量尤其是年輕勞動力整體供應數量減少,各個城市的人才競爭大大加強,京津冀要發展,在產業規劃、基礎設施做好之后就要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加大對人才的吸引力度。

      ——促進生產要素向雄安新區集聚

      產業平臺和生存發展環境是決定人才集聚非常重要的兩個因素。雄安新區要成為京津冀城市群中重要的增長極,就必須經過一個要素集聚的過程。這個過程既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同時又要依靠市場的力量。

      這里邊我們要做好三個平臺。

      第一,要做好產業的平臺。政府要搭建好吸引企業入駐的平臺,要讓符合產業定位的企業進得來、留得住。大量的企業發展起來,在這個地區才能產生外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大量的企業集聚,規模經濟效益就會凸顯。一旦規模經濟效益得以凸顯了,就會產生技術、知識的外溢,就會產生勞動力的共享,使專業化分工越來越深入,讓雄安新區成為一個新的增長極,從而帶動京津冀地區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二,要搭建好人才的平臺。京津冀的大學資源是最為豐富的,年輕人的流動性是最強的,而雄安新區離天津和北京這兩個科技資源最為雄厚的地區非常近,所以它有地利之便。要制訂人才的發展規劃和相應的激勵政策,利用地利之便吸引人才的流入。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吸引人才流入。

      第三,要構筑開放的平臺。開放是兩個方面的開放。一方面是對內的開放。要充分利用新區開發政策方面的優勢和體制的優勢,進行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降低因行政區劃造成市場分割,積極改革戶籍制度和戶籍背后的福利制度,促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高農民勞動技能和綜合素質,促進城鄉融合,推動實現農民的就地城鎮化。這些都對雄安新區的發展是有利的。在這個方面就是要加強這種內部的開放。另一方面是對外的開放。要以“一帶一路”為引領,通過和其他國家互聯互通,構筑國際合作平臺,加強對外開放。

      總結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問題和新思路做了一個分析和探討。首先對京津冀的定位和功能做了一個探討。其次,對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些重大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最后,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提出了一些對策思路。

      謝謝大家。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未經許可,不得印刷、出版,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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